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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嘉禄/文 去年我从媒体上获悉一组数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的一项调查显示：世界人均读书量排名前5位的国家是:俄罗斯54本，以色列50本，德国47本，日本45本，奥地利43本。每年阅读书籍数量排名第一的是犹太人，人均64本。当然也有关于中国的数据：人均4.35本。这是一个让人脸红的数字。 也许有人会说：互联网时代，我们每天接受的信息甚至会超过一本书。但碎片化的阅读让人趋于浮躁，一目十行，过目即忘。不用心的交流能收获真诚而深刻的成果吗？手机阅读当然可视作快餐时代信息交流的捷径，但作为个人修为的读书，应该有固定的、传统的姿势，那就是思想者那种静默而放松的姿势。现在，上海读书人又多了一个姿势，那就是读书会，眼神与心灵的触碰。 也是去年，上海书展期间，有关方面评选出“十大年青读书会”，比如复旦中文博士读书会、公益书虫读书会、季风普通读者读书会、长宁英文读书会、国学新知读书会、风铃草读书会等，我曾经在其中两个读书会里做过讲座，听众很早就进入会场，哪怕雨天。整个过程中他们极其认真，进入互动环节后提问也相当到位，令我非常愉快。此外，我认为思南读书会——它已经跨越了一百期大关，是上海读书会中具有高质量的，也是具有很强号召力的。它将中外知名作家请到现场，把自己的欣喜、烦恼、困惑以及追索向大家倾诉。“我像做梦一样，在以前他们是那样的遥远，神秘而冷峻，也许还有点神经质，没想到我可以向他们提问，而他们就谦逊地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这是一位读者对我说的。 这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优势，也是创办人兼主持人之一孙甘露的优势。在今天，资源是一个重要砝码，文学也需要它。氛围也很重要，上海有读书的传统，鲁迅、巴金、施蛰存、黄裳等大师的家差不多就是一个读书沙龙。有人认为上海文化界有圈子，呵呵，这个圈子现在越来越大了，装得下所有的读书声。我相信所有的参加者，都会在离开思南读书会后增加自己的购书额度。 思南公馆本身也是资源，关于它的前世，许多人都知道了，我不再赘言。成片的老洋房经过一番精心修复，复活在上海的春花秋月，我携太太多次光顾，喝过咖啡，买过几样小摆件，在画展流连，还与两位艺术家一起做过关于大漆艺术的讲座。但是毋庸讳言，定位与现实的差距，又逼得思南公馆必须通过寻找新的引爆点来激发它的活力。上海作家协会抓住机遇，顺势而为，实现了作家与读者的亲密对接。我在文学会馆参加过几次活动，有时是主角，有时是配角，有时是听众，高山流水，如沐春风。文学会馆的木牌挂在红砖墙上，也许是这里最不起眼的标牌，但一次性吸引的人肯定最多。文学的精神为这个时尚地标增加了内涵和魅力。 思南公馆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法国建筑师将法国南部比亚里茨体现巴斯克文明特征的地中海风格建筑搬来上海，按照公董局规划，这个街区有两个必不可少的设施，一是教堂，一是学校，现在教堂还在，学校却搬走了。但是，读书的种子在上海是不会死的，鲜花的重放不是因为法国人堆积的土壤，它更像一棵长春藤，一路攀援到了老洋房的红墙上。 不久前的一天，我与太太在冷雨中走进了思南路上的周公馆，工作人员告诉我，因为思南读书会，他们在周末接待的参观人数明显增加，最多一天超过一千人。“都是读书会结束后顺便来这里看看。”我们走到三楼，一间十多平方米的三层阁，光线昏暗，陈设简陋，那是董必武的住处。在展厅里我们还看到一份大公报的影印件，一则新闻报道的标题做得很有意思：《花枝招展的女记者中，走来了朴素的邓颖超》。我来到阳台，恍惚听到那幢带回廊和百叶窗的两层小楼内传来的读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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