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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年兴起的古文复兴运动，对后世影响深远，而古文复兴运动并非北宋才开始的，其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初唐时期。当时初唐著名诗人陈子昂就有感于六朝时期的骈文大都空洞无物，且文风柔靡颓废，除了对仗工整之外，对于表达自由思想毫无帮助。因此从陈子昂就开始了古文复兴运动，但是并没有多少影响。  在整个唐代，大部分时间还是骈文处于文学的垄断地位，几乎没有古文的生存空间。到了中唐时期，萧颖士和李华继续接过陈子昂的接力棒，最终将古文复兴运动传到了韩愈和柳宗元手里。通过这两位文学大家的努力，古文复兴运动终于结下了硕果，古文打败了骈文，开始主导文学领域。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永州八记》，都是一流的古文，流传至今。  可惜的是，当古文运动即将成为气候的时候，大唐亡国了，历史进入了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在这五十多年里，武夫飞扬跋扈，文人小命朝夕不保，还何谈继承古文运动？在那个严酷的环境下，文人们为了生存不惜放弃尊严，苟且于乱世，整天战战兢兢，因此五代时期的文章大都无骨，且文风卑弱，这就是范仲淹所说的“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表达的社会意义。因此，欣欣向荣的古文运动被迫中止。  宋太祖建国之后，五代颓废卑弱的文风被带到了北宋，对于重建整个社会风气非常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人重新拾起了韩愈和柳宗元古文运动的大旗，他们都是北宋太祖、太宗年间的超一流的文学大师，分别是柳开、高锡、梁周翰、范杲以及王禹偁，其中以柳开（948-1001年）和王禹偁（954-1001年）最为有名。柳开自称是柳宗元的后人，他给自己改名叫柳开，就是认为自己重新开启了被世人遗忘的古文运动，是开风气之先的大功臣。实际上，他的狂傲可以理解，因为他确实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先行者。柳开在文学创作上主张尊韩愈和柳宗元，倡导韩愈提出的儒家“道统”学说，提出文章要平易古朴。但是，柳开的文章实在太平易古朴了，写得晦涩难懂，毫无文采可言，也就是范仲淹所说的“质弊”，所以柳开的文学成就并不高，而他的复兴古文运动最后也走上了歧途，但这并不影响其首倡之功。  随后，另一个与西昆体杨亿差不多同时代的人王禹偁，继续推动古文运动朝前发展。王禹偁和杨亿一样，也是名满天下的文学大家，他是衔接唐代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与北宋欧阳修、苏轼的关键人物，堪称伟大。他对北宋古文运动的贡献，要远高于柳开。他提出的文学创作主张是“文以传道”和“易道易晓”，这和俗称的“文以载道”意思相同，并且要求写的文章要语言流畅，通俗易懂。  关于王禹偁提倡写文章要通俗易懂，还有一则轶事，看完后就会让我们明白，柳开提倡的古文写作，已经“质弊”到何种程度，并且由于他名气很大，影响了整个文坛的风气。当时有一名书生洋洋洒洒写了一篇雄文，专门拜访王禹偁，请求他指点一二。王大人花了好几天时间，才硬着头皮看完这篇文章，竟然没有读懂文章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他对那名书生说：“写文章是让别人看的，你写的东西别人根本看不懂，这种文章有何意义？”王禹偁说得很对，直接就指出了当时流行的“柳开体”文章存在的致命缺点。然而，那名书生却很不以为然，仍然坚持自己的文章是一流的。他为何这么固执己见？因为他的文章是完完全全模仿柳开的风格写成的。柳开的名气那么大，王大人竟然说我的文章不好，这怎么能让人服气？  王禹偁提倡的写文章要通俗易懂的理念，在北宋初年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因为此时，正是杨亿的西昆体诗歌垄断整个文坛的时候。杨亿位高权重，才名盖世，他巨大的影响力让整个北宋文坛完全淹没在华丽无物的无病呻吟上了。在这种万众一心抬头仰望杨亿、低头模仿西昆体的氛围中，有一个人却反其道而行之，继续接过了柳开和王禹爯等人的古文运动接力棒，孤身力挺，不屈不挠，与言之无物的西昆体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个人就是穆修。  穆修（979~1032年），字伯长，郓州汶阳（今属山东汶上）人，与真宗年间担任宰相的丁谓是布衣之交，然而他自负才名，对丁谓的为人颇为不屑，得罪了这个奸人。穆修极力反对五代衰靡文风和杨亿的西昆体，提倡古文写作，一时间名声大振。当穆修的才名传到真宗皇帝的耳朵里时，他质问宰相丁谓，为何让这等人才遗失在草泽？丁谓趁机进谗言，大说朋友的坏话，堵住了穆修的仕途之路。后来，穆修在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考中进士，被委以泰州司理参军。他却不愿意同流合污，因此仕途坎坷，一辈子蹉跎在了司理参军的九品官职之上了。穆修特别推崇韩愈和柳宗元的古文，并亲自校正和刻印两位大家的文集，在东京汴梁的相国寺售卖。后来北宋著名诗人苏舜钦和散文家尹洙都拜穆修为师，将古文运动继承了下来。然而，穆修、苏舜钦和尹洙等人，人微言轻，无力改变这种不良的文风，只有等另一个高人横空出世才行。  这就是范仲淹提倡“文质相救”的历史背景，在他看来，杨亿的西昆体是不符合“文质相合”的作文之道的，在进士科考试中采用这种文体，只会误国误人。范仲淹在写给宰相王曾的万言《上执政书》中，就对科举考试中流行的以辞赋取士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今士林之间，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词多织秽，士惟偷浅。言不及道，心无存诚。暨于入官，鲜于致化。”范仲淹对于西昆体辞赋批评得相当严厉。他指出，现在的读书人不懂得通过考察古人的事迹来辨别是非，名义上借助上古贤王的典籍，却推崇流行于末世的衰靡文风。用词杂乱繁琐，而文章的立意浅薄。满纸胡言乱语，心中毫无诚意。这样的人如果当了官，怎么可能让社会风气变好呢？  因此，当范仲淹参知政事之后，在提出的十条新政措施中，第三条就是“精贡举”，提出“国家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格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然后提出具体解决措施：“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诸科墨义之外，更通经旨。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则天下讲学必兴，浮薄知劝，最为至要。”科举不再仅凭着辞赋和墨义取士，而是增加策论考试，让读书人不要将全部精力专注于华丽辞藻，让那些浅薄之士迷途知返，彻底革除这种弊端。然而，新政很快失败，范仲淹的计划落空。虽然范仲淹反对仅仅凭着辞赋取士的做法，也对西昆体颇有微词，但是他对杨亿的才名还是很推崇的。同时，范仲淹的志向不在于写文章，而是经邦济世，因此他在整个古文运动倡导的改变文风的行动中，只是起到了助力作用。  而欧阳修才是彻底扭转这种不良文风的关键人物。欧阳修早就对杨亿的西昆体辞赋霸占科举考场而深恶痛绝，因此当他掌管权柄之后，便想方设法革除这种歪风。在一次担任进士科考试的主考官时，欧阳修做了一件令人目瞪口呆的事情，那就是让采用西昆体答卷的考生全部落第！这下子算是捅了马蜂窝，那些考生没日没夜练习西昆体，终于能够作出一些稍微像点样子的诗赋，满以为志在必得，没成想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些人差点气疯了。尤其是那些在社会上小有名气的西昆体诗人，也在落第行列，怎么能不生气呢？他们群情激奋，围住考场讨说法，等欧阳修一现身，这些人立刻冲了上去，大肆辱骂欧阳修，甚至还想动手。幸亏禁兵及时赶到，否则欧阳修真的会受皮肉之苦。  然而，毕竟现在掌握话语权的是欧阳修，考生们再不乐意，也必须按照欧公的想法备考。在欧阳修的雷厉风行之下，横行了几十年的西昆体终于销声匿迹，古文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此后再经过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以及王安石和曾巩打扫战场，北宋古文运动这才彻底结束，革新了文风，北宋文坛迎来了朝气蓬勃的新气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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