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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苗勇 来源：人民检察
刑事诉讼是一个证明犯罪事实存在与否、被告人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应当给以何种处罚的过程，稍有不慎，就会背离诉讼宗旨，出入人罪，不是放纵犯罪，就是冤枉无辜之人；或者重罪轻判，或者轻罪重判，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司法权威。所以，刑事诉讼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严格依法、谨慎缜密。而要做到这点，在未经人民法院判决之前，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对被追诉者秉持一个观念——他可能是无罪的人。
我国有着悠久的诉讼历史，其中也不乏至今对我们公正司法具有启迪意义的观点和做法。早在《尚书》中就记载着舜帝的慎刑思想：“惟刑之恤哉。”周公则主张：“对于囚禁的犯人，要仔细审查五六天，甚至十来天，直到确定没有冤屈，再去量定刑罚。”[1]刘宋时期谢庄在《改定刑狱奏》中说道：“罪疑从轻，既前王之格范；‘宁失弗经’，亦列圣之恒训。”他还谈到自己的办案体会：“臣近兼讯，见重囚八人，初观其初，死有余罪，详察其理，实并无辜。恐此等不少，诚可怵惕。”面对这么多的冤假错案，不能不恐惧警惕，小心办理。[2]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说：“人死了不可能再复活，所以执法务必要宽大简约。古人说卖棺木的人希望年年发生瘟疫，并不是对人仇恨，而是利于棺木出售的缘故。如今执法部门审理每件狱案，总是追求苛严，想用来博得好的考核成绩。”所以规定，“从今以后，遇有死刑，都叫中书、门下两省四品以上高官以及尚书、九卿来议论，这样做才有可能避免冤狱滥刑。”如此严格把关，到了贞观四年，全国只有29人被判处死刑，[3]根据《宋史·欧阳修传》记载，欧阳修的父亲做官时，常在夜间处理官府公务，他会多次停下来叹息，原因是想寻求保全犯人生命的可能，却没有找到。于是，他就宽慰自己说，去寻求生路而得不到，那么被判处死刑的人和我就没有什么遗憾了。他还感叹道，自己经常为死囚寻求生路，仍然还有失误造成不该杀的人被处死，更何况世间的官吏却时常为犯人寻找处死的理由呀。言下之意，在这样的司法状况中，被冤杀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4]宋朝周敦颐告诫：“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5]关乎人命和人身自由的天大之事，当然需要有一种严肃认真的高度负责精神来处理，做到不枉不纵，岂能以定罪为最大追求？
诚然，刑事诉讼的任务就是要查明犯罪事实，将作案人绳之以法。但是，要做到这点，必须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准确无误，犯罪分子咎由自取，并且罪有应得、罚当其罪。不然，就会造成冤假错案，不仅不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反而要制造新的社会矛盾。这就是将司法权比作是一把双刃剑的理由所在。
为了减少刑事诉讼的失误，办案人员很有必要学习欧阳修之父办案的做法，善于从另外一个角度，即带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是无罪或者罪轻的怀疑态度，来谨慎处理每一件案子。相反，假如疑点难除，证据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唯一结论不能形成，就应当坚决及时地为他们解脱沉重的讼累。自然，在完全有证据证明他们是无罪的时候，我们就更没有理由继续诉讼。否则，便是一种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
就侦查工作来说，只有侦查意识而缺少“他可能无罪”的无罪推定意识，常常会酿成冤假错案。1954年8月13日晚，日本熊本县松尾独自一人去镇上看电影，10时许，在回家路上，他听到河滩上有女人喊“救命”，吃了一惊，转而一想，一定是村子里的青年男女在一起嬉闹，就顾自赶路。过了两分钟，松尾看到有一个穿着与自己差不多的男子骑上自行车，从身边经过。后来，松尾才知道发生了强奸案，并且他被被害人村田美佐子指认为作案者。警察片面听信这个陈述，采取只要交代了当晚就可以回家的诱供办法，迫使松尾作了虚假供述。尽管之后松尾一直否认作案，但警察根本不听他的辩解，确信案件已经侦破。后来，松尾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刑满释放之后，松尾终身奔波着要为自己洗清罪名，直到他去世之后，终于在“天塌下来也要把正义坚持到底”的律师相马的努力之下，法院作出了无罪判决。当时，警察如果不是偏听偏信，侦查深入细致，只要到案发现场做一次侦查实验，就完全可以证明，在那个夜晚，被害人根本不可能认清作案者。也就是说，被害人的陈述不具有客观性。[6]警察的有罪推定意识，导致松尾蒙受莫大冤屈。
就刑事检察来说，检察官绝对不能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尤其是对一些恶性案件，在舆论一片强烈谴责声之中，必须更加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客观公正的立场。《专横的权力—美国检察官权力》一书中讲了一个案子，辩护人提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犯罪嫌疑人犯了强奸罪，但是，检察官根本不予理睬，坚持继续将其羁押。当审理到了期限，因为无法起诉，才不得已释放犯罪嫌疑人。事后，这位检察官竟然这样说：“我知道你的当事人是有罪的。他至少在监狱中蹲了九个月。”这位检察官仅仅凭着自己的感觉，在不能依法证明犯罪时，独自充当陪审团和法官的角色—单方面认定他有罪并“判决”他入狱服刑九个月。[7]样的检察官，已经完全丧失了公正立场。要知道，“检察官的责任是寻求公正，而不仅仅是控诉犯罪。”[8]如果只是为了追诉，整个检察制度都没有存在的价值。
审判工作也是如此，一个法官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会审判你，并证明你有罪”，是很危险的。“理想的法官会假设犯罪嫌疑人是无辜的（一个人无辜可能性，本来就大于他是犯罪的可能性）”。[9]如果不严格遵循这样的审判原则，而是有罪推定，审判的公正性也就被彻底颠覆。假如，法官在审理奸淫幼女案时，压根儿不想听取被告人的辩解，总是这样寻找理由：“被告强调自己无可非议的过去是徒劳的。审判的人们会想到，最正派的人在这种事情上也会一时疏忽的。如果是年轻的男人，人们会认为他性欲旺盛；如果他年纪大些，人们就要说他是老色鬼。如果是个色情狂，人们一定会说他放荡而去找那些未成年的女孩子；而如果相反，他本来是寡欲的，人们又会认为他对性欲的抑制是他犯罪的根源。”[10]那么，正义的裁判就不可能作出。自然，在这个过程中，法官应当合理地提出一切能够怀疑的问题，对任何疑惑，都不能粗心大意，甩在一边不管不问。只要怀疑没有得到排除，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法官就没有任何权力给被告人定罪，都应当作出对他们有利的裁断。
“法律决不把有罪或无罪的事情，只是听凭法官的良心和法官随心所欲的意志来决定，而是坚持对法官说：‘如果你们没有确凿如山的证据，你们就不要判罪’。”[11]因此，以捍卫正义为天职的司法人员，在办理事案件的过程中，首要的问题不是“他可能是有罪的人”，而是“他可能是无罪的人”，必须用证据来排除无罪的可能。一个着眼于“有”，一个着眼于“无”，后者更有利于司法公正。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实现不枉不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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