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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申村是苏北一个种满银杏树、临长江支流而建的村子，600多年前，名叫申良三的祖先从苏州落脚于此，开始繁衍生息，形成几万人的大村子。在传统的长三角农村生态中，村子里各种手艺人代代传承，生活中所需的一切，全都产于屋前屋后。 作家申赋渔属于申良三的第十七辈后人，他偶尔从城市回望，发现乡村文明的迅速衰败，匠人如秋叶纷纷凋落，再无传续。作家凭借记忆，把那些瓦匠、木匠、篾匠、豆腐匠、剃头匠的故事一一书写，于是有了《匠人》一书，它既是对农村匠人及农业文明的细腻描摹，也是献给这逝去一切的挽歌。 在我家客厅的墙壁上,挂着一把大锯。有时在半夜,它会发出“铮”的一声,声音很大,就像锯条要断了。一家人立即被惊醒,赶紧起床。大家知道,有人去世了,这是亡灵来报信,要请爷爷去做棺材。 爷爷是方圆百里手艺最好的木匠。 爷爷去世已经10多年了,他100岁的时候,照老家的规矩,我们都要回去给他祝寿。爷爷的墓清明节刚刚修葺过,虽然已经长了细长的青草,也还能看出很是齐整。 从墓地回来,我到屋顶的阁楼上找到爷爷那张传奇的大锯。大锯有两米长,锯片已经锈迹斑斑,木柄是柞木的,抹去灰尘,乌黑油亮,透出被辛劳的岁月磨得光滑了的品质。用手指轻轻弹了弹锯片,发出清脆的“嗡”的一声,像是对这突然造访的亲切回应。嗡嗡声没有立即消失,而是朝窗外远远地飞去,使得阳光下的轻尘在这嗡嗡声中不住地颤动。 自从爷爷去世之后,这大锯就在这里积了10多年的灰尘。甚至已经没有人会想起曾有过这样一位著名的木匠。 事实上,爷爷从1958年起,就不是木匠了,就没有做过一天的木匠活。其他的农活,他也不做,那一年,他才46岁。他就下定决心洗手不干了,从此做一个无所事事的人。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所有的一切,都充公。 田地、牲畜、家具,甚至屋周围长的银杏树，也要移植到公路的边上，属于全人类。现在老家门前的那棵银杏树，也曾被移了去。  1958年的秋天,生产队派了两个人,带了绳子,带着锹,要来挖了这棵银杏树,栽到很远的公路的边上。爷爷阻止了他们。他说,你们不会挖,你们会把它弄死。我来吧。我挖好了,陪你们去,我跟你们一起把它栽好。这棵银杏树,和邻居们屋前屋后的树一起,就这样站到了尘土飞扬的陌生的公路边上。1962年,风潮过了,人们又纷纷赶到公路边上,把自家的树挖了回来。移过去的时候,树死了一大批,移回来的时候,又死了一批。爷爷也去了,把他的银杏树也移了回来。这时候,父亲已经18岁,是他跟着爷爷去抬的。树出去了三年,瘦了一圈。之后,又花了三十年,它才重又变得茁壮。 这棵银杏树还是爷爷学徒的时候,从主人家移过来的。也许是因为记录了他一段年轻的岁月,他对它一直呵护。每年过年,都要在它的树干上贴上一张“福”字,希望它有一天能长成参天大树。是的,现在它的树枝已经越过村里最高的屋脊,它的浓荫也足以庇护所有的家人。可是爷爷已经不在了。 公社化让爷爷失去了努力的方向。他辛苦挣得的一切,都不存在了,都跟他没有了关系。于是,他再也不肯参加集体劳动。村里的干部几次要派人用绳子来捆了他去做活,因为他曾经的木匠的名声,终于还是由了他。 只是不分给他口粮,让他饿去。一家人每顿省一碗照得见影子的大麦粥给他。他只吃一碗,吃完了,就在墙角的小凳子上坐下来,找一块小木块,用小刀小凿刻“醉八仙”。这“醉八仙”的图样,是住在村西土地庙里的东溪给他的。东溪是他的好友,也是有名的雕匠。 我小的时候,还从他的工具箱里找到一个倒骑着毛驴招着手呵呵笑的张果老,当成宝贝藏着。我让爷爷再刻几个,本是有求必应的他,却不理我。过了1958年,他就再也没刻过“醉八仙”。  爷爷曾经有过什么梦呢?我问过父亲。父亲也不知道。母亲说:“他还有什么梦,他就是懒。早饭都是坐在床上吃的。”父亲说:“他不是懒,你们都没看过他干活的样子。他是能吃苦的。没日没夜地干。白天去人家做木工,晚上到地里干活。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一个人,养活了我们一大家。你奶奶从嫁过来,就病恹恹的,做不了活。一家人,就是靠他。” 我不信。我认为奶奶是天底下最勤劳的人。我所看到的奶奶,每天给爷爷烧饭烧菜,碗端给他,筷子都要递到他手上。要说是奶奶养活爷爷,我倒相信。 奶奶是在我 10岁的时候去世的。1980年。我站在屋前的银杏树底下,人们用长长的竹匾抬了她回来。父亲跟在后面哭。奶奶被放在堂屋里的一张床上,我坐在她的旁边,看着她。她喘息着,说不出话。爷爷坐在她的脚旁边,焐着她冰冷的脚。慢慢地,她停止了呼吸。而爷爷还是一动不动,一直抱着她的脚,放在怀里焐。 30年过去,只要想起奶奶,我就觉得温暖和幸福。 奶奶总是在笑,一点不在意满嘴的牙全掉了。满脸的皱纹里都是笑意。她要我骂爷爷,骂他老糊涂。我就躲到桌子底下,骂爷爷——“老糊涂”。爷爷听了也笑,一点不在意。奶奶高兴得咯咯直笑。我和弟弟都护着奶奶,不帮爷爷,奶奶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奶奶常常坐在太阳底下,拔下发髻上的一根银簪,放下斑白的头发,用一把缺了好多齿的木梳慢慢地梳,一边跟我讲爷爷的故事。我坐不住,听不长,听一会儿就跑了,拔一根草,捅我们家茅屋土墙上的小洞,小洞里住着野蜂。奶奶就说“:小乖乖,不能捣了,再捣,房子就被你捣塌了。” 房子还是爷爷年轻时盖的。我们一家在泥土墙茅草顶的房子里住了四十年,到我十多岁了,父亲才翻盖成了砖瓦的平房。然而爷爷盖这房子,也是不得了的事。那时,连房基地也没有,要用“袁大头”的银圆买。那时爷爷还叫宏儿木匠,手艺好,周围的人家都来请他。他忙不过来。每天跟徒弟抬着这大锯来来去去。大锯一直挂在这堂屋的墙壁上。到我18岁了,离家远行的时候,还挂着。 大锯是个极有意义的象征。那是爷爷一生最风光最得意的时候。他天天有活儿做,人人夸他的手艺好。可是为了做一个好木匠,爷爷却经受了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可怕历程。
爷爷 18岁的时候,北边村子上,一个好手艺的叫做正新的木匠看中他,要收他做徒弟。然而爷爷的父亲不肯。他的父亲叫万里,性格刚烈,沉默寡言。他说,宁去登工,不学木匠。登工就是去给有地的人家当长工。因为学做木匠,一学就是三年,三年,就是给师傅家当长工,什么活都得替他干。木匠活计繁复难学,不是聪明伶俐的人,根本学不了。即便是学会了,置办全套的木匠工具,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原先,曾祖父万里的家境还不至于贫寒到这个地步,可就是在爷爷出生的这一年,家里遭了一场大火,被烧得干干净净。1911年的冬天,爷爷才几个月,衣服都没来得及穿,万里用被子把他一裹,就冲了出来。这是一场人为的纵火事件。这场大火改变了我家的命运。纵火者的那个家庭,在100年后的今天,依然留存着一种奇异的难以解释的因子。他家连续出了三代呆子。100年前,当他还在世的时候,一个道士就当面告知了这个预言。 对于我的曾祖父,那个抱着我的爷爷逃出火海,名叫万里的人,我没有丝毫的记忆。他早在1946年就去世了。有印象的就是,爷爷每年的清明节,带我去他的坟墓上磕三个头。家里堂屋的一个叫作家主的长案上,供着一块写着他名字的牌位。牌位是小小的木刻的墓碑,表示祖先的灵魂驻足于此。清明、冬至、过年,和他们的忌日,都得跪拜。如今,这案几上,除了万里的牌位,又增加了爷爷和奶奶的。奶奶的牌位比较复杂,是她去世后,爷爷特地为她做的。他在牌位的外面,加了一个雕刻着图案的木套。这个木套是手艺荒了几十年的爷爷最后的作品,它花费了木匠整整一个月的光阴。我每天放学回来,都看到他坐在门口,凿着,刻着。因为年轻时的过度使用,他的手已经有些发抖,胳膊也难以抬动。 在奶奶刚去世的那段时间,我会每天盛好饭,摆在她的这木牌前面,噙着泪,说:“奶奶,吃饭啦。”当碗上饭菜的热气被风吹向牌位时,我真觉得奶奶就在那里,慈祥地朝我笑着。奶奶去世的那年,我10岁。奶奶去世之后,再也没有人“护短”了。父亲可以任意鞭打他的儿子。也许正由于父亲之后的无所顾忌,使我的少年时代,一直思念着去世的曾经溺爱我的奶奶。 爷爷去世的时候,我已经23岁。我在珠海,被“莫须有”地关在看守所。出来的那天,接弟弟的来信:爷爷走了。那天正是中秋节。我孤零零地一个人坐在海边,听着黑暗里的海水整夜地咆哮。 在他们去世了六七四十二天之后,便不再有人在他们的牌位面前摆上碗筷,请他们回来吃饭了。时间越长,他们就离我们越远。现在,只有清明节,我偶尔会回到老家,去爷爷奶奶的坟上,除去杂草,添几锹新土,拖来在田野里乱跑的女儿,给他们磕头。在我小的时候,对清明节最深的记忆,就是一大早,爷爷扛了锹出门,去给他的父母、他的爷爷奶奶上坟。我跟着他,学他的样，对着修葺一新的坟堆磕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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