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受众研究概说（上）

 

 

 

西方受众研究概说（上）

 

 

一、引论：受众研究的不同传统和不同的受众观

 

传播学中有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的区分。而这样的区分还有一段故事。1938年，阿多诺应拉扎斯菲尔德的邀请到普林斯顿大学广播研究所担任音乐部门的负责人。但阿多诺在两方面很不适应：一是洛克菲勒财团赞助研究所，使得研究不能批评美国现存的商业广播体制；二是研究所的经验研究方法。1939年，洛克菲勒财团停止赞助，阿多诺也离开了研究所。1941年，拉扎斯菲尔德发表了一篇题为《传播学的管理研究和批判研究》的论文，首次命名了批判研究。

经验研究和批判研究这两种泾渭分明的传统，不仅仅是研究方法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区别问题，也是受众观的问题。

 

1、什么是受众？

受众（audience）一语，最初指演讲的听众，后来也兼指观看戏剧、体育竞技的观众。1456年，德国人古滕堡在羊皮纸上印刷了《圣经》，使受众的意义有了实质性的扩张。信息通过机械几乎无限地复制，受众的数量大大增加了，受众也不再需要和传播者处于同一时空内。现在意义上的“受众”，是报纸读者、广播听众、电视观众的统称，是随着大众传播的产生而产生的。

大众传播的“大众”，本意只是“大规模的”。但是，在西方社会学中，大众是一个有着严格界定和特殊含义的术语。对大众传播的受众的考察，首先就必须从对“大众”这个概念的考察开始。原因很简单，没有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媒介。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英、美、法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使得人口城市化，工商业发达，广告增多；印刷、造纸技术的革新，降低了报纸的发行成本；教育的普及提高了报纸的读者面，广大市民（无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成为报纸的读者对象。此外，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化，也削弱了对媒介的政治控制。报纸成为商品，媒介成为经济上独立的企业，其直接目的是赚取利润，其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广告费。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新闻面广、文字通俗的商业报纸（廉价报纸）取代政党报纸成为主流，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报纸大众化时期（商业报刊时期）。

 

2、、对受众结构的研究

商业报刊时期，新闻媒介由少数几家大财团所有，自然要代表财团的利益。媒介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广告费，报刊的版面编排、广播电视的播出时段都要受到广告商的影响。为了让广告被更多的消费者看到，化钱更合算，广告商选择的是能拥有较大受众群的媒介。为了争夺广告收入，媒介就要追求受众数目，“多数法则”是媒介的金科玉律。出于媒介工业的需要，受众研究得到了重视。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报刊的覆盖范围（后来的广播电视的收听率、收视率）等数据。这些数据对于媒介获得广告是非常必要的。这就是受众研究的起源——结构研究。

结构研究了解的内容包括：（1）受众的多少（2）受众的构成要素，如年龄、性别、收入等（3）受众的群体构成及其与社会结构的关系（4）受众的形态（5）受众构成和形态的变化。

结构研究的方法主要是抽样调查等统计学的方法。

 

3、对受众行为的研究

但是传播学研究中的受众研究，无论是经验学派还是批判学派，都不是结构研究。传播学经验研究的主要传统，是行为科学的研究。这种研究致力于探索媒介发出的信息对受众的意见、态度、价值观乃至行为的影响，研究的目的在于如何使媒介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出于提高宣传效果的需要，受众研究作为效果研究的一部分，得到了重视。行为研究的方法主要是实验法，如霍夫兰的劝服研究。

行为研究的最早理论根据是“靶子论”。这一理论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当时人们对战争期间宣传机器的巨大威力记忆犹新，列宁领导下的俄国共产党人通过办报建党、组织群众直至夺取苏维埃政权震骇了西方世界，也加深了人们对媒介强大影响力的认识。加上电影、广播等大众传媒飞速发展，特别是广播，无远弗届、渗透性和感染力极强，甚至文盲也能受到媒介的影响。人们震慑于广播、报纸宣传的无比威力，于是就形成了所谓“枪弹论”。

“枪弹论”下的受众是“中弹即倒的靶子”，只要接受了媒介的信息，就会按照媒介的宣传去改变自己的观点并诉诸行动。这一理论的基础之一，是心理学上的“刺激—反应”模式。传播效果是对特定刺激的特定反应，受众的反应仅仅取决于刺激的信息内容。这一模式把人的心理过程看成和动物的应激性过程完全一致，认为只要刺激相同，所有人在相同条件下会作出相同的反应。

以“刺激—反应”模式为基础，20世纪40、50年代发展出了一系列行为主义的受众理论。最著名的有“个人差异论”、“社会分类论”、“社会关系论”。总的来说，这些理论是对“刺激—反应”模式的修正和补充。受众虽不再是“中弹即倒的靶子”，但仍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

 

4、受众的发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电视这种声画并茂、同时性和现场感强的媒介发展迅猛。行为研究表明，电视对受众的影响并不像人们预计的那样巨大。传播研究从“强效果论”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进入了“有限效果论”时期。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对受众的影响要受到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情境的制约，是很有限的。雷蒙德·鲍尔（Lymond Bauer）在1964年发表的《顽固的受众》一文很有代表性：“信息不是枪弹，它们也没有射向受众，而是放置在受众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的地方。受众能抵抗宣传，或另做解释，或用于自己的目的。受众是顽固的。”

顽固的受众的出现，是有历史原因的。随着有线电视、卫星电视的发展，电视频道数目几乎无限增长。受众对电子媒介的接受已经从被动的“有什么看什么”转入主动的“看什么选什么”。遥控器的出现，更使得电视的传播过程取决于受众个人。

陷入苦闷焦虑之中的研究者们一方面修改“效果”的定义，着眼于长期的潜在的效果；另一方面，研究的主角从媒介转向了受众，不再仅仅从传者的角度研究媒介的效果，而从受众出发探索媒介的影响力。传播学研究中出现了从“以传播者为中心”向“以受众为中心”的转向。视野一下子开阔了许多，一些以受众为中心的理论得到了广泛发展。

在这些以受众为中心的理论中，影响最大的要数“使用—满足说”了。这一理论把受众需要的产生和满足作为信息传播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把受众描绘成传播活动的积极主动的参与者和传播效果的反馈者、显示器。“信息寻求模式”认为受众不仅仅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还是信息的主动寻求者。在外界信息刺激后，受众决定是认可、回避还是加工。“二级传播论”认为，大众传播的受众有再主动进行人际传播的可能，是社会舆论产生的中介。“社会参与论”认为受众享有广泛的权利，包括知晓权、参与传播活动和使用传播媒介的权利、对媒介的监督权等等。受众在传播中不是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而是相当活跃的主体。人们对受众在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全新的认识，完全可以称之为“受众的发现”。

 

5、新的受众研究

受众的发现，导致了受众研究的新传统。对此不同学者有不同的概括。比如说，新受众研究，受众研究的修正主义等。英国学者费斯克在《传播研究导论》（1985）中概括为“过程学派”向“符号学派”的转变。过程学派注重研究信息传播效果，侧重于传播者。符号学派则注重研究意义的产生和交换。它不认为“误解”是传播错误，而认为源自传播者和受众对本文的不同理解。在意义产生的角度上，受众这个名词被“解读者”替代。解读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行为。费斯克比喻道：“居住房东的房屋的我们可以把房屋变成我们的空间。住房子的是我们，而不是房东。”

1990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Klaus Bruhn Jensen和瑞典Lund大学的Karl Eric Rosengren撰文认为，现代大众传播的受众研究中存在着5种不同的传统：效果研究，使用和满足研究，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和接受分析。“接受分析”是最新的、较为全面的研究方法，接近于费斯克所说的“符号学派”。该理论把传播符号的译码者——受众看作文本意义的生产者。受众有能力主动地从文本中解读意义，文本的意义是文本与受众互动的结果。

1994年，英国学者麦奎尔在《大众传播理论》一书中提出，在受众研究领域，除了结构传统、行为传统之外还存在着第3种传统：“社会－文化的传统”。这一传统包括批判研究、文学批评、文化研究、接受分析。批判研究紧扣统治权力和传播媒介的关系问题，揭露权势集团怎么操纵和控制传播的。但对受众研究而言，只不过是引起研究者对受众的重视。

对受众问题最感兴趣的批评方法，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是对批判研究的反拨和延伸。它起源于60年代的英国，90年代以来到现在，渐渐成为显学。

 

5、霍尔的解码理论和莫利的研究

霍尔（Hall）1973年提出不同文本解码方式的假说，它区分了三种解码方式：（1）主控式解码（preferred reading）：文本作者意欲表达的字面意思和言外之意成为理解的框架，解码的运作在文本的“主控符码”（dominant code）之中进行；（2）谈判式解码：解码或多或少地是与“主控符号”谈判协商（negotiate）的过程；（3）反对式解码（oppositional）：用替代的参照框架反驳讯息。

大卫·莫利（David Morley）1980年书《〈举国关注〉的观众》检验了霍尔的模式。莫利对两段《举国关注》节目（Nationwide）的研究表明，不同群体对《举国关注》的反应很不一样，这些差异反映了受众在话语和制度中的不同位置。

文化研究工作最有力量之处在于它试图把受众理解（译码）的问题与若干决定水平联系起来。文化研究寻求话语过程、文本过程和社会过程的直接联系，从而把受众和权力问题重新放在有根据的阐释实践的中心位置：必须把受众构想成是由不同社会地位的个别解读者群体所组成的。个别受众的解读是由存在于个人之前的共享文化形式和实践所构架而成的：从个人在阶级结构里的客观地位中派生出来的因素决定了这些共同的“取向”。这些客观因素必须被视为个人经验的设定参数，尽管它们不是以机械方式“决定”意识；人们理解自身状况并通过亚文化和意义系统与之对抗。

猛一看，亚文化的受众研究方法有很突出的优点：它既能从理论上说明决定个人译码的话语因素，又能说明社会结构的决定因素。它把社会文本置于有限的多义性（limited polysemy）观念之中。“主控式解读”的模式和译码结构（主导的、协商的、对抗的）构成了调查话语结构、社会地位和由地位决定的阐释实践之间联系的方法。但是，更进一步的观察发现，这样调查受众成员的实践是有局限的，在它的框架内引发了更大的理论难题。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从事的媒介研究工作，只是他们对意识形态和领导权在“民主”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更大问题的研究的一部分。那就意味着，文化研究中受众研究的框架“编码/译码”模式坚定不移地把受众问题放在领导权问题力所能及的社会学范围中讨论。这种研究下的译码类型就有两方面的先天不足：第一，研究关注新闻和公共事件等节目，最明显地涉及社会秩序表达的符号系统；第二，研究很机械地按照阶级和教育/职业等决定因素划分了亚文化群体。

决定因素的水平使文化研究中的受众地位并没有它们看起来的那样复杂。所调查的阶级话语能力和译码实践只沿着权力这唯一的轴心：在社会形成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表达的再生产。

 

6、文化研究的最新动态：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民粹主义

近来的文化研究中的受众研究工作已摆脱了译码模式中阶级/意识形态的抽象倾向。这些研究试图克服译码模式中过于干瘪的决定因素水平。主要的工作方向是回到话语分析或文本分析，关注人们“消费”电视的具体地点，把受众问题的范围扩大到闲暇活动和身份认同之间的陈述。有关阶级、社会性别、亚文化、解读形成过程、梦幻、身份认同和意识形态等问题的陈述，取代了形成主控意义所必需的再生产译码逻辑，成为研究质询的基础。

伊恩·昂对荷兰的《达拉斯》迷来信的分析（Ien Ang，1985）推动了电视剧的文本分析，它建构了作为意识形态形式的“情感的悲剧性结构”。

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对电视流行程度的讨论对特定文本的多义性进行了符号学的分析。

也许更有意思的是，大卫·莫利近来的研究工作把特定的位置看成多元决定因素的表达。他把孤立的家庭作为译码的社会语境，把观看电视作为家庭过程内的策略性工具行为来分析。这样就从早期的译码模式转向了对电视实践和家庭过程之间具体的决定因素的更为确定的分析。在上面提及的这些近来的受众分析中，生产性的抽象取代了干巴巴的抽象。

 

7、对受众文化的研究

文化研究的理论焦点首先是信息，其次在受众与社会制度。（批判研究的焦点在社会制度，而不在受众与文本。文学批评的焦点在文本本身而不是受众。）几乎不用实验法，很少用抽样调查，但经常采用深度访谈。分析技术主要是语言叙述、解释，极少采用数据表达研究成果。

符号学派对文化研究有影响。符号学派把解读者（受众）和传播者放在同等地位上。文化研究的研究重心在于文本和解读的关系上。这使得它超越了批判学派，强调受众的主动性，改变人们把受众当作“文化白痴”的看法。

麦奎尔把受众研究的“社会－文化”传统的特征概括为：（1）受众从媒介提供的文本中构建意义，获得愉悦。（2）受众感兴趣的是使用媒介的过程及其展现的方式。（3）不同类型的受众构成不同的解释共同体，有共同的经验、话语意义形式和构建媒介意义的框架。（4）受众从来不是被动的，受众成员彼此也不平等，其中一些比另外一些更主动、更有经验。（5）研究方法是定性的、深入的，注重内容、接受行为和接受环境，常常被称之为“人种志”方法。

总之，受众研究的社会－文化传统抛弃了“枪弹论”，不是更强调媒介的权力和文本的权力，而是强调受众的权力。这当然蕴藏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危险。文化民粹主义的危险。传播者和媒介推卸责任的危险。必须坚守批判研究的传统。

另外，从受众研究的主流来看，结构研究和行为研究（经验学派、管理学派）是为了媒介组织和管理者控制和操纵目的去获得关于受众的知识。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兴趣了解受众，更不要说理解受众。尽管受众研究出现了以受众为本位的趋势，但并没有改变主流传统。更没有改变实践的（以传播者为中心的）传播格局。

 

8、三种传统之比较

结构研究的传统

主要目的 描述受众构成，展示其社会关系

主要材料 社会统计的数据

主要方法 调查、统计分析

 

行为研究的传统

主要目的 解释和预测受众的选择、反应和行为

主要材料 动机；选择性行为；反应

主要方法 调查；实验，心理测试

 

社会－文化的研究传统

主要目的 理解内容接受的意义及其在语境中的使用

主要材料 意义接受；社会文化环境

主要方法 人类学的、定性的方法

 

 

二、大众社会理论和精英主义的受众观

 

传播学理论是这样描述受众的基本特征的：（1）规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异质性（3）匿名性（4）流动性（5）无组织性。这样的受众观，其实是以西方社会学“大众社会理论”的 “大众”概念来替代“受众”的概念。

大众社会理论认为，现代社会（工业社会）由“原子化”的个人组成，个人之间互不知名、彼此分散、极少往来、缺乏组织、互不了解、缺乏认同，游离于有约束力的社会强制力之外，这类群体叫做“大众”。该理论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封建的生产方式的替代而形成的，它所说的“大众”其实是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劳动大众。恩格斯的描述。

大众媒介对于传统社会的瓦解和对现代社会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由此导致了西方社会理论家的“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二分法。英国学者斯宾赛称之为“尚武社会”和“工业社会”，梅因提出“以身份为基础的社会”的失败和“以契约为基础的社会”的诞生，德国学者费迪南·滕尼斯看到的则是“共同体”（Gemeinschaft）到“社会”（Gesellschaft）的转变。他认为，传统社会的纽带是传统、友谊、亲戚关系和互利的情感，现代社会则是以非人格化的买卖关系为基本联结。血缘、地缘、情缘让位于物缘关系。马克思的观点：人的依赖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不过，最有代表性的观点还是法国学者杜克海姆（涂尔干）所说的“有机团结”取代“机械团结”。

 

【杜克海姆】（法1858—1917，另译迪尔凯姆或涂尔干）：有机团结的大众

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杜克海姆讨论的主要命题是“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这个问题包含如下问题：众多个人如何构成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如何达成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共识？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杜克海姆使用的中心概念是“社会团结”。社会团结是指将不同个人联结为社会的力量，人与人、群体和群体之间协调、一致、结合的关系。

关于社会团结的这个问题，杜克海姆之前西方学者有3种主要观点。比如，卢梭提出的社会契约论，孔德提出的国家强制说，斯宾赛主张的自由竞争论。杜克海姆则提出了集体意识说。集体意识是同一社会的普通公民拥有共同的信仰和情感。

按照杜克海姆的观点，在不发达的社会中人与人的差异甚小，集体成员具有类似的特质，情绪感受类似，价值观类似，信仰也类似。由于人与人没有分化，这样的社会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人与人之间保持着相同性和相似性，也就使得个人的行动总是自发的、不假思索的和集体的。机械团结是建立在社会中个人的相同和相似性特质的基础上的一种社会联系。它是以集体湮没个性为代价的。一个明显的外在标志就是“镇压的权力”，即对差别性、异质性的压抑。

杜克海姆认为，集体意识的表现可以在法律里找到。机械团结的社会中约束性法律占主导，犯罪是根据集体意识禁止的行为来界定的（比如通奸）。约束性法律强调处罚犯罪，而惩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集体意识。

不发达的社会中，人与人的相互依赖程度低，社会纽带松弛。随着工业社会的产生，一种新型的社会团结产生了。随着高度的社会分工，社会就像一个具有各种器官的有机体一样，其中每个人按照社会的分工执行着某种专门的职能。这样的社会团结类型就是有机团结。有机团结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和个人的异质性基础上的一种社会联系。其特征是：社会上个人和群体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并且这种差异不断发展；社会分工日益复杂，社会的基本任务由人们以各种曲折的方式共同完成。

杜克海姆指出：原始的、乡村的机械团结被城市的、工业的有机团结取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专业化的分工导致相互依赖性的增强。为什么个人在变得更加独立的同时更加依赖社会了呢？分工越细，个人对社会依赖就越深，每个人的行动越是专门化，个性就越鲜明，社会部分的个体化越鲜明，社会整体的统一性就越大。在正常环境下，有机团结会自我调节。

但是有机团结的出现使得根深蒂固的集体意识瓦解了，或者说只有微弱的集体意识。在个人分化显著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自由地信仰、希望，并按照自己的意愿与兴趣行动。集体意识所笼罩的生活面会减少，对于违反禁令的集体反应会减弱。有机团结的社会中，复原性法律占主导，复原性法律强调恢复事物的秩序，法律的目标在于促成个人之间的合作，维护专门化了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的相互信赖的模式，本质不在惩罚。

总之，社会团结的物质基础是分工，精神基础则是集体意识。机械团结来自于相似性，有机团结来自于异质性。机械团结中，约束性法律占主导；有机团结中，复原性法律占主导。机械团结中，低度的个性；有机团结中，高度的个性。机械团结中，特殊规范上的一致更重要；有机团结中，抽象的一般价值上的一致更重要。机械团结依靠社区处罚越轨者，有机团结则依靠专门化的社会控制机构处罚越轨者。但是，机械团结的依赖性较低，有机团结则是高度相互依赖。

（注）：《社会分工论》法国社会学家é·迪尔凯姆的第一部著作。1893年在巴黎出版。有多种文字译本。193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力翻译的中译本。在本书中，作者根据维系社会的方式将社会分为两大类:①“机械团结”的社会,即传统社会。该社会靠成员们高度的一致性、共同的归属感来维系。②“有机团结”的社会，即近代的分工制社会。在这类社会中，成员间的差异日益增加，但分工合作把他们连接在一起。迪尔凯姆在本书中预言，宗教和带有强制性的共同意识将随分工制的扩大而衰落下去。

 

托克维尔： 多数的暴政与报刊联合大众的作用

“当人们之间不再有巩固的和永久的联系时，除非说服每个必要的协作者，叫他们相信：自己的个人利益在要求他们将自己的力量与其他一切人的力量自愿联合起来，否则是没有办法使许多人携手行动的。只要利用报纸，才能经常地和顺利地做到这一点。只要报纸，才能在同一时间将同一思想灌注于无数人的脑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6章）

托克维尔（1805－1859）于1831年4月2日－1832年2月22日对美国进行考察。1835年出版了《论美国的民主》上卷，1840年出版下卷。1841年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848年二月革命后任制宪议会议员，6－10月曾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外交部长。1851年写《回忆录》。另外，1856年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也是名著。

但最著名的作品是《论美国的民主》。该书旨在探讨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新理论——关于民主的原理，而不仅仅是一首民主的赞歌。托克维尔承认，贵族制度必然衰落，平等与民主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但是他又认为，贵族制度在治国和立法上优于民主制度。托克维尔认为，民主制度下出现了“多数的暴政”——“多数人一旦提出一项动议，可以说不会遇到任何阻碍。” “多数的暴政”是专制的新形式，而且是专制的“进步”。舆论的统治不仅仅依靠物质力量，也依靠精神力量，征服人们的意志。美国没有精神的自由。多数永远活在自我喝彩声中。 “我最担心美国的，并不在于它推行极端的民主，而在于它反对暴政的措施太少”。多数的无限权威会使少数忍无可忍，那时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但引起这种状态的是专制。

民主制度的最主要弊端是个人主义。而平等和个人主义使人们忙于私事，拒绝参与社会生活，把公益事业都推给国家，导致权力集中。换言之，民主国家可能走上集权、专制的道路。民主社会对平等的追求要高于对自由的追求：“他们希望在自由之中享受平等，在不能如此的时候，也愿意在奴役中享有平等。”在没有政治自由传统的国家，在依靠暴力革命取得胜利的民主国家，民主转化为专政的危险尤其大。托克维尔对当时法国的政治表示了严重不满。

但是结社、言论和出版自由对抵制个人主义有作用。托克维尔说：“我不否认，在民主国家，报刊往往引导公民去共同进行一些非常欠妥的活动。但是，如果没有报刊，就几乎不能有共同的行动。因此报刊带来的害处远远小于它的战功。”报纸的功用不仅在于向大多数人提出共同的计划，而且还在于向他们提供所拟计划的共同执行办法。

托克维尔说：在民主国家，往往是大多数人希望联合、需要联合，但是办不到，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微不足道，分散于各地，互不认识，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志同道合者。报纸是黑暗中的曙光，使他们结合起来了。为了使结合不散，他们继续需要报纸。美国公民要想知道其他公民的所作所为，就得看报读杂志。一种报刊，只有反映某些多数人的共同思想和情感，才能存在下去。报刊是其长期读者的代言人。

托克维尔还说：身份越是平等，个人的力量就越是薄弱，人们就越容易随大流，越难坚持被多数人所反对的意见。报刊是以全体读者的名义向每一位读者发言，而且读者个人的能力越弱，报刊越容易吸引读者。

一言以蔽之，民主中蕴藏着专制的危险。报刊可能“为虎作伥”。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年）是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主要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1835年）、《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1840年）、《旧制度与大革命》。《论美国的民主》这部著作刚出版就受到普遍好评，也使托克维尔名扬海外。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

【勒庞】（Gustav Le Bon，1841－1931）是法国的社会心理学家。他的著作有《乌合之众》（1894）《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1894）、《社会主义心理学》（1898）、《俄国大革命和革命心理学》（1912）以及《战争心理学》（1916）。《乌合之众》一书，包括汉语在内被翻译成17种语言。这部反集体主义的著作曾被认为是纳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

流行的解释是，勒庞这本书是一部以阅读法国大革命事件为基础的群体行为的社会心理学著作。但这并不完全准确。在勒庞用来阐明自己观点的五十多个具体历史事件中，大约有二十个左右说的是法国大革命的岁月，还有几个谈到了拿破仑。不过剩下的事件仍占一半左右，它们不但都发生在法国，而且都是勒庞亲眼目睹的事件。勒庞本人对群体及其社会心理学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他对发生在自己面前事情的观察上的。

勒庞生于1841年。当勒庞还是个7岁大的孩子时，巴黎打起了街垒战并导致国王迅速退位。在六月起义的惨烈巷战后，路易·波拿巴亲王取代国王，成了第二共和国的总统。当时他还无法理解路易·波拿巴如何巧妙地利用民众，把总统职位变成了皇位，以拿破仑三世的称号傲慢地统治着第二帝国。不过后来，到了1871年的公社期间，激进派以及共和派、普鲁东派和布朗基派等一伙乌合之众短暂地掌握了政权，勒庞对此深感忧虑。作为一名成熟但并不总是十分敏锐的观察家，勒庞目睹了1870年成立的第三共和国的审判、那些走马灯一般的政府更迭，以及为了统治群众而借助于蛊惑人心的努力（有时也确实奏效了）。尤其重要的是，对不久之后便要动笔的著作十分有利，勒庞亲眼目睹了那个优柔寡断而又好战的煽动家布朗热将军迅速取得潜在势力的过程，他在1886年7月14日，就像那位“马背上的人”一样，骑着自己那匹名为“突尼斯”的战马闯进了历史。在19世纪80年代的后五年里，布朗热将军和他那群政治乌合之众的崛起，以及那场占领法国政治舞台的称为布朗热主义的运动，结局是布朗热受到以叛国罪被审判的威胁，逃离了法国，三年后去世，死因显然是自杀。可以认为，勒庞对自己身边的群体行为所做的观察，提醒他去注意大革命中的一些相关事件。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往往是因为他看到了19世纪法国的群体生活而对历史的回顾。简言之，勒庞经常是在评价大革命时代群体行为的伪装下，对第三共和国的群体行为进行分析。

在导言《群体的时代》中，勒庞指出：“在各民族的生活中，有组织的群体历来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作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群体的无意识行为代替了个人的有意识行为，是目前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就在一个世纪之前，欧洲各国的传统政策和君主之间的对抗，是引起各种事变的主要因素。民众的意见通常起不了多少作用，或不起任何作用。如今，却是通常得到政治承认的各种传统、统治者的个人倾向及其相互对抗不再起作用了。相反，群众的声音已经取得了优势。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 “今天，群众的要求正在变得越来越明确，简直像是非要把目前存在的整个社会彻底摧毁不可，而所持的观点与原始共产主义息息相关，但这种共产主义只有在文明露出曙光之前，才是所有人类的正常状态。限制工作时间，把矿产、铁路、工厂和土地国有化，平等分配全部产品，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消灭上层阶级等等——这就是这些要求的内容。”

在作为一个即使说不上心惊胆战也可说是十分沮丧的保守派，勒庞这样写道：“迄今为止，彻底摧毁一个破败的文明，一直就是群众最明确的任务。这当然不是只有今天才能找到的迹象。历史告诉我们，当文明赖以建立的道德因素失去威力时，它的最终解体总是由无意识的野蛮群体完成的，他们被不无道理地称为野蛮人。创造和领导着文明的，历来就是少数知识贵族而不是群体。群体只有强大的破坏力。他们的规律永远是回到野蛮阶段。”除了破坏以外，群体起不到别的作用。衰老的文明解体是群体作用的结果

在第一卷《群体的一般特征》中，勒庞指出群体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大量的个人聚集在一起并不足以构成一个群体。群体的基本特征并不仅仅是一群人的聚集，而是“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组成群体的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所以，“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形成群体的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 “群体固然经常是犯罪群体，然而它也常常是英雄主义的群体。” 群体很容易做出刽子手的行动，同样也很容易慷慨赴义。正是这种英雄主义创造了历史。

群体的感情特征：（1）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急躁。（2）群体易受暗示和轻信。（3）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群体不允许怀疑和不确定，感情总是走极端。（4）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5）群体的道德观可以比个人高尚或低劣。如果“道德”一词指的是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不断抑制私心的冲动，那么显然可以说，由于群体太好冲动，太多变，因此它不可能是道德的。相反，如果我们把某些一时表现出来的品质，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献身精神和对平等的渴望等，也算作“道德”的内容，则我们可以说，群体经常会表现出很高的道德境界。群体很少被利益的考虑所左右。

群体的智力特征：（1）群体的观念。高深的观念必须经过改造才能被群众所接受，观念的社会影响与它是否包含真理无关。（2）群体的理性。群体不受理性的影响，只有十分低下的推理能力。它所接受的观念只有表面上的相似性或连续性。（3）群体的想象力。群体只会形象思维，这些形象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群体易受神奇事物的感动，神奇事物是文明的真正支柱。民众强大的想象力是政客的权力基础。

在第二卷《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中，勒庞着重讨论了说服群体意见的方法。

（1） 形象、词语和套话。“雅各宾党人正是利用了‘自由’和‘博爱’这种当时十分流行的说法，才能够建立起堪与达荷美媲美的暴政，建立起和宗教法庭相类似的审判台，干出与古墨西哥人相差无几的人类大屠杀这种成就”。

（2） 幻觉。群体更喜欢幻觉而不是真理。群众从来就没有渴望过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拂袖而去，假如谬论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论，凡是能向他们供应幻觉的，也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灭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社会主义为何如此强大，原因就在于……它的鼓吹者是那些非常无视现实，因而敢于向人类承诺幸福的人。”

（3） 经验。只有经验能够使必要的真理在群众心中生根，经验只有不断地重复才能生效。“经验几乎是惟一能够让真理在群众心中牢固生根、让过于危险的幻想归于破灭的有效手段。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经验必须发生在非常大的范围内，而且得以再出现。通常，一代人的经验对下一代人是没多少用处的。这就是一些被当做证据引用的历史事实达不到目的的原因。”

（4） 理性。对群体没有任何作用，群体只受无意识感情的影响。

勒庞进一步指出，一切群体动物有着服从头领的本能需要，只有群体领袖能够使群众有所信仰并把他们组织起来。领袖的动员手段有3种：断言、重复和传染。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但是，如果没有不断地重复断言——而且要尽可能措辞不变——它仍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做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如果一个断言得到了有效的重复，在这种重复中再也不存在异议，此时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于此启动。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病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会因为传染，但绝不会因为推理而得到普及。目前流行于工人阶级中的学说，是他们在公共场所学到的，这是断言、重复和传染的成果。而利用断言、重复和传染进行普及的观念，因环境而获得了巨大的威力，这时它们就会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即名望。

最后，勒庞在第三卷《群体的分类》中具体研究了“犯罪群体”、刑事案件的陪审团、选民群体和议会等4种异质性群体。

勒庞的结论是，文明的发展有周期——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从野蛮状态发展到文明状态，然后，当这个理想失去优点时，便走向衰落和死亡，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循环过程。而西方文明到达了衰败期。“在这个不可避免的时刻，……个人的个性和智力可以增长，但是这个种族集体的自我意识却会被个人自我意识的过度发展所取代，同时伴随着性格的弱化和行动能力的减少。本来是一个民族、一个联合体、一个整体的人群，最终会变成一群缺乏凝聚力的个人，他们在一段时间里，仅仅因为传统和制度而被人为地聚集在一起。它仅仅是一群独立的个人，因而回到了自己的原始状态——即一群乌合之众。它既缺乏统一性也没有未来，只有乌合之众那些一时的特性。它的文明现在已经失去了稳定性，只能随波逐流。民众就是至上的权力，野蛮风气盛行。文明也许仍然华丽，因为久远的历史赋予它的外表尚存，其实它已成了一座没发可危的大厦，它没有任何支撑，下次风暴一来，它便会立刻倾覆。”而正是在这个阶段，被个人利益和愿望搞得四分五裂的人，已失去了治理自己的能力，因此在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也需要领导，于是国家开始发挥引人注目的影响。

 

 

三、对法西斯主义受众观的批判

 

大众社会理论是“靶子论”的另一基础。大众社会理论把社会分成2个部分：精英和大众。大众在下，是消极被动的一盘散沙。但由于数量庞大，能够产生不可抗拒的力量。精英在上，试图控制和影响“沉默的大多数”。因此在现代社会里，谁掌握了大众谁就掌握了一切。大众媒介创造了一个在心理上和物理上都彼此隔绝的个人组成的社会——大众社会。因为 “大众”只是通过媒介才发生间接联系，个人之间的社会验证和评价太少了，而容易受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和操纵！

曼海姆：《变革期的人和社会》

阿多诺：《弗洛伊德和法西斯主义的宣传模式》

弗洛姆：《逃避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