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有其时空界定 王尔龄
上海史上的“孤岛”，常在人们笔下叙及；这是一个时间概念，又是一个空间概念，然而今人未必尽然明其所指，混淆它的时空范围者续有所见。《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3期刊载的《林淡秋翻译<中国的新生>始末》就把“孤岛”的起始时间放在“左联”存在的年代，又把闸北也列入“孤岛”之内，不免令人奇怪。 那篇史料文章有如下之语： 孤岛时期，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被沦陷区所包围。“孤岛”内各团体纷纷展开对敌抗争活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为文化救亡运动中的主力军，以鲁迅先生为“盟主”的文化救亡活动负起了实际斗争的责任。 那段时期，出于安全和创作的考虑，林淡秋从上海北浙江路的住处搬至闸北七浦路口的一处过街楼上，继续从事文艺界救亡协会的工作…… 下文还说到林淡秋在路上“买了一份《华美晚报》，看到西安事变的消息。” 这些话，任意扩展了上海“孤岛”的时空，从而变异了它作为特定地区、特定阶段的历史状况。 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继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又侵至上海，于是发生了“八一三”淞沪战事，侵略者又攻陷金山湾登陆，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腹背受敌，不得不撤离，上海两租界以外的地区全部沦陷。其时为1937年11月12日；从这天开始，到1941年1月8日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史称珍珠港事件）并立即进入上海两租界止，前后约计四年，是为“孤岛时期”。而上引史料文章，却把“左联”存在的年月也归入“孤岛”，说“左联”在“孤岛”救亡，已在“孤岛”起始前三年解散的“左联”被派作“孤岛”文化救亡的主力军，逝世已近两载的鲁迅先生也被推上“那段时期”文化救亡的“盟主”地位，又把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也拉扯到“孤岛”报纸上来，作为新闻传播了。 不仅任意把“那段时期”往前推衍数年，而且把租界也“扩展”了。文中说，林淡秋从北浙江路搬迁到闸北七浦路一处房屋去住是“出于安全和创作的考虑”，此亦令人惊奇：北浙江路是在公共租界管辖之内，闸北不属租界地区，乃是日本军队横行之处，怎么反而“安全”呢？作者的意思，似乎把闸北当作租界内的地段，否则就无法解释搬迁后更便于“继续从事文艺界救亡协会的工作”。把闸北认作租界区，无异于把“孤岛”扩大化了。 前面引用的那些话里，“孤岛时期，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被沦陷区所包围”一语本可不误，但因为所述的“包围”在时间上被推前了几年，所说的租界在空间上被扩大了，也就有自我否定之嫌了。所否定的是此句自设的“孤岛”与租界的相互关系。 上海“孤岛”是一个历史名称，包含着特定地区、特定阶段，是含糊不得、更不能随便作扩大叙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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