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剩女”问题及其社会影响

事到手且莫急，便要缓缓想。想得时切莫缓，便要急急行。处天下事，只消得安详二字， 兵贵神速， 也须从此二字做出。然安祥非迟缓之谓也，从容详审，养奋发于定之中耳。 ——曾国藩

论我国“剩女”问题及其社会影响

文/龚超 李春丽

2007年教育部发布了《2006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其中包括了171个汉语新词，“剩女”一词赫然在列。沈晖认为，“剩女”是指现代都市女性、并且绝大部分拥有高学历、高收入、高智商(简称“三高”)，长相也无可挑剔，因择偶要求较高导致在婚姻上找不到理想归宿的大龄女青年。这一指称表明:“剩女”现象并非婚姻市场供需不平衡，而是自身选择的结果。“剩女”现象的出现，其本质原因究竟是什么?“剩女”比例的上升会给社会带来哪些影响?本文试对此进行分析。

一、“剩女”问题的提出

多数学者认为“剩女”已成为全球性社会问题，但也有人持否定态度。陈友华教授在《剩女:一个建构失实的伪命题》一文中通过对“剩女、过剩女性数量和过剩女性比例”三个关键词的论证，认为“剩女”是一个建构不真实的命题，完全是眼球经济与消费社会合力作祟的结果。

中国是否存在“剩女”现象，大龄未婚女性的现状如何?事实上，目前中国确实存在一批高学历、工作体面且收入相对丰裕、超出“黄金婚龄”的“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有学者对1960年到1990年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包括中国)30－49岁女性未婚比例的变化趋势做了调查，结果显示:“过去的二十年中，尽管西方国家的婚姻普遍性也出现了迅速下降的趋势，但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在这些国家的大城市，妇女不结婚的现象日益增多，甚至比西方国家还要严重。”研究认为婚姻所要求的经济可行性条件上升、对婚姻的期望上升、可选择的结婚对象短缺、婚姻的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等是造成“大龄”未婚比例上升和女性终生单身比例上升的主要因素。学者又对1997年至2005年30－34岁未婚女性进行了综合调查，结果发现30岁的未婚女性比例从1．2%激增到3．4%，且主要集中在城镇(占30－44岁全部未婚女性的72．1%)。2004年天津社科院调查了近50万名未婚成年人，发现女性占了六成以上，其中才貌双全的占70%。2005年学者调查发现，北京30－50岁的单身女性已达到30万，上海达到43万。上海热线关于“剩女”的调查显示，认同独身观念的女大学生占82．79%，在20世纪70年代的高学历女性群体中此比例达到89．94%，而来自全国妇联的《2009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当前中国城市有41．2%的女性担心自己找不到配偶。

可见，“剩女”现象已经演变成社会焦点问题。这个群体业已引起我国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首先是吸引了媒体的“眼球”。2006年5月26日，中国经济网以头条新闻报道了“剩男剩女时代来临”。2007年反映“剩男剩女”的情感影视剧、话剧陆续问世，2008年末一批“情剩”题材的贺岁片集中上映，将“剩男剩女”推向高潮。如《桃花运》《爱情呼叫转移2:爱情左右》《女人不坏》《非诚勿扰》和《游龙戏凤》等。发展至2012年，家庭情感伦理剧占据了一半以上的电视电影“荧屏”，如《大女当嫁》《大男当婚》《过把瘾》《中国式离婚》《金婚》《幸福来敲门》等。

其次是商业机构的“金视”。“剩女”年龄稍长，阅历相对丰富，敢于投资，而且经济独立、消费压力相对偏小，她们对时尚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这促使她们更加关注自我，所以这样的群体自然成为商家的“绩优股”。各路商家各显神威，为“剩女”量身定做了系列广告，开发了系列产品，还有房产商打出“大龄剩女买房招亲”，等等。商家为了获取更多的顾客，甚至刻意进行概念炒作，给单身都市女性贴上标签，制造了“剩女恐惧”。

最后是官方机构的关注。2006年8月《剩男剩女》社会科学读物出版发行，2011年一些新闻媒体、报纸头条采用“剩男剩女”作为专业词汇解读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分析社会现象。

学界、教育界对“剩女”现象的研究逐渐丰富。尽管学者谈到首先需要定义“剩女”概念的内核与边界，这是需要斟酌的迫切课题，不仅关系到理论的适用程度，更关系到操作层面的测量与建模，但是概念的提出无外乎经验层面和抽象推理，遵循着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思维路径。“剩女”群体毕竟不是一般的女性，而是女性中的特殊群体。

二、“剩女”现象形成的本质原因

伴随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政治逐渐开明，文化进步了，女性自由并解放了。女性的权利在各个领域得到了普遍提升，女性日渐摆脱了男权主导的霸权体系。以前男性建构的社会主张按照同等条件也适用于女性诉求，生产上已经解放了的女性精英(“剩女”)开始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2008年10月28日，全国妇联副主席黄晴宜指出，女性就业人口占总人数的45．4%，全国女干部和女党员占39%和20．4%。一般看来，走上工作岗位意味着经济独立，担任干部和党员意味着成为骨干。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女生占47．08%，2006年复旦大学新招录女大学生占52．3%，2007年南开大学新招录女大学生占49．2%。这组数据说明越来越多的女性可以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教育对于女性的意义不仅仅是为她们创造了就业的机会，而且培养了她们对社会的认知，使她们不再满足于传统婚姻关系和家庭模式，她们越来越渴望改变家庭和夫妻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希望和男性一样参与社会。“剩女”危机就是男女性别主体双方社会博弈的结果，在双方价值取向缺乏良性互动机制的前提下，男性主导的传统婚姻定势与“剩女”取向的婚姻趋向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所以会造成两性间的紧张甚至冲突。随着“剩女”越来越多，这样的冲突会逐渐升级，强度会越来越大、范围会越来越广，其中对女性的伤害会加大，如果这种紧张长期得不到缓解，女性追求自由与解放的理想就会受挫。

现代文明的进步何以带来两性婚姻价值观的冲突?在丹尼尔·贝尔看来，“剩女”困境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有关联，物质财富的增长使女性的独立性增强，但政治承诺的自由平等并没有“降生”到操作层面，外加传统婚配观与西方价值观对适龄女性的拉扯，三方面综合作用才产生了“剩女”群体。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其一，“剩女”在经济领域取得相对独立地位的同时，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想建构婚配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其二，政治保证女性平等走进社会，无法为“剩女”的婚配博弈提供具体援助。恰如恩格斯所述:“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其三，“剩女”现象是传统婚配文化与现代文明冲突的产物。一方面，传统婚配文化主导下“责备受害者现象”促使“剩女”这一群体日趋扩大;另一方面，女性在参与现代工业文明过程中的错误归因会造成“剩女”处境雪上加霜。拉葛雷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忧心忡忡地指出，许多年轻人把爱放在首位，并不在乎别人如何看待他们，不在乎与所爱的人结婚与否。他们追求的是个人的愉悦，在恋爱关系当中寻找肉体和心理上的满足。他们希望将自己的性欲独立出来，从不否认生活中性与欲望的重要性……他们通常会把爱与性混淆。浪漫的感觉可以瞬间闪现，同时也快速消失。承诺和义务几乎无法在亲密的关系中得到检验。性自由的观念促使大量婚前性行为的发生，从而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

三、“剩女”比例上升带来的后果

(一)适龄青年不婚比例上升影响到社会文化的代际传递和延续

我国传统伦理追求家庭和谐，突出家庭中男性女性责任、义务和忠诚等价值观念。新时代“剩女”的父母亲在传统中继承这一伦理观念，无法接受自己的女儿成为社会的“剩品”，所以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办法为女儿们相亲，而“剩女”们却并不顾忌这些，她们为了满足欲望而极力推崇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她们已与传统的婚姻伦理观背道而驰，父母的操心和努力很难有好的结果。如果适龄女性不婚比例上升，必将增加父母的心理负担，这将直接影响到家庭的和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传统社会文化的代际传递和延续。

(二)“剩女”比例上升给生育健康服务系统提出了高要求

权利、自由成为现代社会追求的核心词，可权利被很多年轻人置换为“欲望”、自由被置换为“选择”，欲望合理化，个人道德负担消减使消费主义风靡，并进而控制青年男女思想观念。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以挖掘和满足个人欲望为目的，创造了丰富的产品，这些产品获得了体制的“通行证”，在各个领域“大行其道”。于是避孕、节育和感官享受的工具和药物生产火爆起来，以生殖为目的的性生活让位给生理满足，这种欲望被放大并走出婚姻的“高墙”，走向了社会深处。西方国家“大龄”单身女性、未婚同居、永久单身和同性恋早已获得宽泛的体认，但是在中国，传统婚姻观与现代性正在撕扯着新时代青年男女，部分青年受现代性严重影响，也给社会带来了婚前性行为、未婚同居、人工流产、弃婴、性传播疾病(STDs)和艾滋病(AIDS)的传播等问题。所以，社区需要针对成年未婚女性，进行有组织的生育健康服务，如性知识的教育、优生优育健康理念的培养、传染性性疾病预防的讲座等，这无形之中加大了社区的压力;如果“大龄”未婚女性的比例持续上升，还会导致社会生育率下降。

（三)“剩女”比例上升会加剧贫困地区男性“婚姻挤压”

瓦莱丽·赫德森和安德烈亚·博尔在《剩男: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一书中预测:到2020年中国“剩男”有3000万－4000万(占年轻成年男性人口的12%－15%)，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预测结果。这意味着有数千万“剩男”找不到老婆，这种现象会直接影响社会稳定。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剩男”主要集中在低文化且各方面条件不好的穷乡僻壤，这一方面是由于贫困地区适婚女性流动到相对富裕地区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农村性别比例长期失衡造成的。但是，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剩女”婚姻观比较讲究，要同质匹配、要平等交换资源，还要梯度择偶。2009年一项调查表明，有四成的女性对婚姻要求较高，不会“下嫁”委屈自己。结果想娶的娶不了，想嫁的嫁不出去，如果“剩女”比例持续升高，将进一步加剧贫困地区性别比例失衡，同时也加剧了“剩女”滞婚现象。

（四)“剩女”自我指涉呈现低龄化倾向，给未婚女性造成压力

“剩女”是社会中的佼佼者，各方面的能力都较强，她们有较好的教育背景，她们也常会“反躬内省”，相比于其他参照群体，她们常检视自己的不足并建构自己的婚姻理想。当然，她们的这种审视是希望能够自我满足，可这种感受来自于社会评价标准。譬如，她们建构自己的婚姻观念会按照社会标准来取舍，因此，社会媒体和日用词汇频繁使用的“剩女”评价将对未婚女性产生巨大影响。这不仅对未婚年少无男友的女性会有标签性影响，使“剩女”指涉呈低龄化倾向，而且会对未婚适龄女性产生无形压力，甚至会引起大龄未婚女性自我认知危机。总的来看，现代文明推动下的婚姻观呈现算计、理性、平等、契约精神，突出个体消费，并将欲望演变成个体的权利并赋予文化价值。正是这种“消费伦理和奢侈精神”使“适龄”不婚女性成为“剩女”，这一“杰作”与中国传统婚姻诉求的包容、道义、责任的价值观相悖，这个问题已成为当今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作者介绍: 龚超，广州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社会学博士后；李春丽，广州市团校《青年探索》编辑部主任，副教授，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青年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