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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有高血压人数近3亿，而且呈持续增长态势，治疗现状具有“三高(高病患率、高增长趋势和高危害性)三低(知晓率低、治疗率低和控制率低)”特点。高血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致病危险因素，由血压水平升高而直接导致的心脑肾及大动脉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增加，在1990年到2005年期间，全国城市居民主要疾病死亡率心脑血管疾病一直都占据着首位，因此号称人类健康的第一杀手。 现代医学认为，多种因素都可以引起血压升高，但血压升高主要来自心排血量和血管阻力两个方面。在心脏功能发生病变以前，血管阻力是血压升高的关键环节。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动脉逐渐硬化，其顺应性下降，当心脏泵出血液时，大动脉不能有效地扩张，因此，每次心搏泵出的血液通过比正常狭小的空间，导致压力升高。这是老年人收缩期高血压的重要原因。从病理学角度来看，血管外周阻力升高不仅与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动脉粥样硬化、血管顺应性降低等血管因素有关，还与血浆黏度增高、红细胞变形能力降低、血脂和血糖增高等血液因素有关。 我国高血压防治指南明确了常用6种降压药物的使用范围和优势，特别是钙拮抗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等新型抗高血压药物，从根本上改变了高血压治疗的面貌。虽然三类药物的作用机制不同，但他们的共同作用靶点都集中于血管壁，通过使动脉血管扩张来降低血压。但单一作用于血管壁并不能全面干预高血压的整个病理过程，需要与多种其他类药物联合使用。为此，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2011年3月28日发布了“关于高血压患者及早启动降压联合他汀积极抗动粥降压新理念的建议”，欧洲高血压学会（ESC/ESH）高血压治疗指南、美国高血压学会（ASH）指南和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0年修订版）都推荐小剂量阿司匹林用于高血压一级预防。 6类降压药物在高血压防治中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而成为治疗高血压病的首选。然而，血压得到理想的控制状态后，部分患者依然或多或少存在头痛、眩晕、急躁易怒、心悸、失眠等症状，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存质量和治疗信心。同样，多年的临床研究实践同样发现，在高血压的不同治疗阶段，如果有意识地联合使用中药，可以给高血压病的治疗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中药治疗高血压的效益和独特魅力也日益受到广大医家的重视和推崇。 高血压病属于中医学“眩晕”、“头痛” 等疾病范畴, 早在《素问至真要大论》即有“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的记载。《华氏中藏经》云：“肝气逆则头痛、耳聋，颊赤，其脉浮而急，胁支满，眼眩”。 元代朱丹溪所著《丹溪心法》力倡痰火致眩学说，云“无痰则不作眩，痰因火动” 。明代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则力倡无虚不作眩的观点，认为眩晕“虚者十居八九，兼火兼痰者不过十中一二”。高血压发病与心、肝、脾、肾四脏密切相关, 中医认为“心主血脉”，心气推动血液在脉中运行，流注全身，发挥营养和滋润作用。心气充沛，血液充盈，脉管通畅是血液在脉中正常运行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正如《灵枢本脏篇》所谓“血和则经脉流行”。“血脉同治”理念认为高血压病患者同时存在血的病变和脉的病变。血病体现在血瘀，血液运行迟缓，涩滞不畅，即血浆黏度增高、红细胞变形能力降低。血病亦可体现在血浊，即高血脂。而脉病体现在血管内皮损伤、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异常收缩等。这种血脉同病的现象我们称之为“血脉综合征”。血脉综合征是血液以及血管等心血管可逆危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解决血脉综合征，需从“治血”+“治脉”两方面同时进行。松龄血脉康胶囊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针对高血压病肝阳上亢，浊脂阻络，血脉不通的病因病机，同时结合现代医家临床治疗经验，创立了“血脉同治”的治疗理念，既符合中医理论，又具有现代药理基础，体现了中西合璧的创新思路。大量循证显示松龄血脉康能够通过治“血”治“脉”两大系统调节的双重机制，有效干预高血压发病的多重可逆因素，达到降低血阻的目的。这种基于心血管可逆因素的干预策略，尽早开始，才能更大几率地实现高血压的有效控制。 中医认为“血脉综合征”的病因病机是以浊脂阻络、血脉不通为本，肝阳上亢为标。浊脂阻络是指血液中过量、有害的脂质蓄积，血液粘稠。血脉不通是指血管内皮损伤、弹性降低以及靶器官损害。由于浊脂阻络、血脉不通，导致气血运行失常，肝失疏泄，久而气郁化火，灼伤阴液，肝阴不足以敛阳，故而肝阳上亢，临床表现为头痛、眩晕、急躁易怒、心悸、失眠等症状。 针对血脉综合征而言，血脉同治、标本兼顾则十分必要。因为，这个治疗方法不仅需要化浊降脂，使血液得到净化，改善血液粘稠，即所谓“治血”；还要活血祛瘀，使血管恢复弹性，改善血管老化，即所谓“治脉”；同时还要平肝潜阳，镇心安神，以改善临床症状，即所谓“治标”。而通过“血脉同治，标本兼顾”，可以全面干预高血压的病理过程，从而体现中医治病求本、系统调理的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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