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秋先生谈锣经——一个戏迷记者的回忆
翁思再 文汇报2016-01-07第12版 1997年5月27日早上，张君秋先生启程去音配像现场，谁知在电梯口突发急病，不幸去世。那天正好我在新民晚报新闻值班，接到北京来电后，立刻组织力量抢发新闻，采写人物追忆，使这一消息成为当天媒体上的热点。当我忙完这一切，回到家里冷静下来时，突然产生一种崩塌的感觉，情不自禁大哭一场。此刻我才意识到，没有了张君秋大师的梨园行是多么不可想象…… 我对旦角艺术的欣赏和理解是从痴迷张君秋开始的。幼年听先母吊嗓，往往唱完梅派就唱张派。母亲说梅先生晚年嗓子不如张先生，想要了解旦角艺术不妨从更有时代感的张君秋入门。于是我反复聆听《望江亭》《状元媒》《西厢记》《诗文会》《楚宫恨》《春秋配》等唱片，唱针不知用掉多少盒。张君秋的歌声甘甜、圆润、玲珑，美极了，吸引着我不由自主地去模仿、哼唱。我后来向不同的老师学过许多老生戏，然而它们无论如何淹没不了张君秋为我“筑底”的歌声。 1988年的秋天，我终于得见张君秋本人。当时他就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不久，到上海来视察沪港台三地的京剧会演。原来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他曾在香港生活过一个时期，此番有几位港票朋友来沪，他借机会来会友人，约在沪籍港票朱永福先生的寓所会面。我准时按响门铃，到了楼下，正忐忑间，只听楼上传来珠圆玉润的声音：“久仰，久仰”，我抬头一看，只见君秋先生在楼梯口频频拱手，满面春风。当时我虽以记者身份来采访，但还是粉丝见偶像的心理，没想到君秋先生如此礼遇，真是受宠若惊。 两厢坐定后，君秋先生打开话匣子。他说家里订了一份新民晚报，因此对上海文化动态以及我写的文章都不陌生。记得他先说自己当年是在上海唱红的。早年“京角儿”来上海的感觉就像现在去香港，那里剧场漂亮、气氛好，观众特别“捧”，演员容易走红，更重要的是包银赚得多，还经常得到红包。君秋晓得我在研习余派老生，特意谈了许多当年观摩余叔岩戏的印象。我说，有意在余叔岩诞辰一百周年时办个国际性的会演，他说届时一定支持。果然，后来他在京看到这个活动的预告后，马上亲笔书写了一张祝贺条幅寄来，在晚报刊登后颇为增色。 此后，我同君秋先生鱼雁往返，时相过从。1991年在京参加活动期间，君秋先生把我和故友王家熙请到寓所，畅谈艺术和往事。酒酣耳热之际，他特地引我们到画桌旁，当场为我们作画。给我的这一张，画面上是两只小鸡仰望一树荔枝，神态生动；题款“吉利”二字，并书“思再同志雅正，张君秋时年七十”，字如其人，真漂亮。我现在经常把它挂在书房，视若拱璧。 当年还有一件事可以一记。有一次他的来信很厚，令我诧异。拆开一看，不仅有信，还有一幅北京著名画家周怀民先生所作的画，墨色很新。他在信里说，年前在沪，俞振飞先生说来年要搞纪念俞振飞从艺70周年活动，邀请自己合作演出《奇双会》。可是前两天看到我的报道后，晓得自己已经错过了这个活动，《奇双会》后来是由俞振飞和夫人李蔷华合演的。君秋先生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遗憾，并且还是想补上自己的祝贺之意，便请周怀民先生作画，自己题写了上下款，请我转交给俞老。后来我遵嘱去俞老处送画并传话，清楚记得当时俞老如梦方醒，不住地拍脑袋说“啊呀呀，我是老糊涂哉”，马上拨打长途电话道歉。 在同君秋先生交往的过程中，我也有机会零距离听他吊嗓，向他问艺。有一次在票房，他悄悄把我拉到一边说：“告诉你，什么是唱戏，唱戏就是把感情融进声音里。你必须晓得，刻意模仿流派只是初级阶段，把戏唱对才是应该追求的目标。”他又说：“你不要贪调门。调门一高，虽然听起来有点貌似余叔岩唱片，可是这不在你嗓力的承受范围，不是你的自然的声音，这样下去嗓子会越唱越有负担，一旦转腔不灵就影响感情的表达。”我问：“怎样才能算是调门定得合适了呢？”他说：“演唱之前先找出唱段里最高的那个音符试一下，以能够圆满唱下来作为定调的标准。”君秋先生的这番开导令我终生受用。 1996年春，张君秋和谢虹雯夫妇到上海来探望旅美名票赵培忠（赵培鑫胞弟），我闻讯去他下榻的新锦江大酒店拜访。君秋先生说：“我有些意见，早就想找你聊聊。”这次谈话的主题就是舞台上的锣经。他说：“现在搞的新戏里往往淡化锣经，在两场戏之间以幕间曲代替打击乐。可是京剧改革怎么可以把锣经改掉呢？许多人把打击乐看成是噪音，这是不对的。要知道锣鼓经不仅掌控舞台节奏，也是音乐的组成部分。”这时，张先生特别强调了一下：“她是音乐！就是说，锣经同丝竹管弦一样，有跌宕起伏、抑扬顿挫的音乐性。”随后张先生说起，他最近看到白登云谈司鼓艺术（按：是指看到论著还是现场看白先生谈话？未详。据安志强先生说，白登云先生曾经应邀为外国朋友现场表演，开场白说我用锣鼓来讲述一个故事。君秋先生似指此事），白先生打的大概是《清风亭》中的一个段落，用锣鼓营造出了风声、雨声，电闪雷鸣的效果，似乎是惊涛裂岸，房陷屋塌，大树将倾。后来锣鼓又描绘了云开雾散、雨过天晴。在这场演奏中，所有的形象都非常鲜明，观众完全意会得到。 张先生最后说：“凡是音乐有的功能，锣经里都有。如果嫌它声音太响太尖锐的话，那采取点措施不就得了，怎么可以因噎废食呢？锣经是京剧的特色，把特色去掉，这算什么改革？你是否在报上呼吁一下，就说是我的意见。”君秋先生呼吁坚持本体，担心京剧改革误入歧途，这和梅兰芳“移步不换形”的精神是一致的。 这次谈话大约只进行了半小时左右，就因故中止。后来他委托王慧俐女士来电另约，却因我事务缠身未能实现。谁知他回京后工作越来越忙，再也没机会来沪，那次谈话竟成永诀！ 君秋先生引我这个“戏迷记者”为忘年交，一有机会就点拨、教诲，是期待我能够在舆论界发挥“正能量”。他老人家关于锣经的谈话语重心长，迄今仍未过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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