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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又是一年！ ”霍瑞斯·英格达一边带着我穿过瑞典学院长长的书廊，一边不无感慨地说。 新年前不久，举世瞩目的“诺奖周”刚刚结束。霍瑞斯说，这是他一年中天天都得穿着燕尾服出门的一周。而2015年的“诺奖周”对他而言比往年更加忙碌，因为获奖者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来自白俄罗斯，而霍瑞斯是学院中唯一精通俄语的院士。 霍瑞斯带我走进林德厅，把他随身的那个环保布袋放在靠椅上，拿出两个玻璃杯子，为我们倒上苏打水。 1997年， 48岁的霍瑞斯作为最年轻的院士之一被选入瑞典学院。两年之后，他又当选了学院的常务秘书，这成了当年瑞典的一个头条新闻。此后的十年，他便是那个每年10月推开学院的金色大门，面对闪烁的镁光灯，向来自全世界的媒体宣布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关键人物。霍瑞斯上任之后一改文学院宣布获奖者时仅用瑞、英两种语言的惯例，成为唯一一位用瑞、英、法、德、俄五种语言流利地宣布获奖者的常务秘书。 后来他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说：“担任这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压力很大。第一次作为常务秘书向记者宣布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前一天晚上，我失眠了。 ” 也因为意识到这个职位之任重而道远，霍瑞斯在接受这份工作的时候，就十分明确地向学院表示，十年之后，他会卸任。 霍瑞斯告诉我，年轻时的他是一个内向、羞怯而极度孤僻的人；是家庭生活和学院的这份工作改变了他，让他慢慢地外向起来。 “现在的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喜欢热闹和社交的人了。 ”他半开玩笑地说。 “卸任常务秘书之后，只作学院院士和诺奖评委，工作就轻松多了。 ”霍瑞斯双手一摊，惬意地一笑。 “现在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可以自主的了。 ” 另外那三分之一的时间，即是用在诺奖评选工作上的。他会和其他的评委一道，阅览200多位来自世界各国的作者及其作品，从中选出优秀的15到20位，然后再精读他们的作品，选出5位候选人，再就这5位作者的终身成就及其作品，分别书写出详尽的文字介绍和评价，呈交给学院作最后评定。 我问霍瑞斯，作为一个多种身份的文化人，他给自己是如何定位的？他想了想，回答说：“我想我首先是作家，其次是文学研究者、批评家，偶尔是翻译家。 ” 霍瑞斯是一个崇尚古典主义的文人，热爱18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保守主义者” 。当年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博士论文，因其诗意和文采在瑞典学术界引起小小轰动。毕业之后，他为瑞典第一大报纸《今日新闻》撰稿。那时他不过三十出头，但因为其文风古雅，一度被读者误认为是一位老先生。 霍瑞斯在冷战期间学会了俄语，上世纪70年代经常在俄国旅行，对当地的历史、社会和文学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可以说是一个有俄国情结的人。他评价2015年的获奖者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天然、淳朴、正统、清廉，是一个老派的理想主义者。 几乎每一年的诺奖都会引起类似的讨论：获奖者够不够优秀，诺贝尔文学奖够不够公正。 霍瑞斯说：“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一个比赛，而是一项荣誉。 ”然后，他又强调说：“每年最后的5位，甚至20位候选人应该说都是世界级的优秀作家和诗人。不论哪一位获奖，都当之无愧，都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 他接着给我讲了他诺奖生涯中的两次风波。有一次因为他在一个采访中提到美国文学的“狭隘性和孤岛现象” ，美国媒体顿时认为美国作家从此与诺奖无缘，霍瑞斯因此收到了上百封愤怒的抗议邮件。另一次是他突然间收到好多学校里孩子们写来的信，纷纷质问他为什么不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在瑞典家喻户晓的儿童作家阿斯特丽德·林格伦。 “这是一个常见的误会，人们以为这是件我一个人可以说了算的事。 ”霍瑞斯自嘲而无奈地耸耸肩。 在瑞典霍瑞斯是一位公认的才子，但同时也是极有争议的一位。和他聊了一会儿之后，我明白了他为什么经常出现在风口浪尖。他的直言不讳，甚至整个谈话方式，都是“非瑞典”式的，不小心翼翼，不四平八稳，不中立，不回避。 “以前你对精英文化十分推崇，但对大众文化持有异议。但最近你却几次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娱乐节目中。是什么改变了你？ ” “大概跟年龄有关吧。其实我的写作也是如此，年轻的时候写的东西生涩、难懂，现在的文字却越来越通俗。 ” 去年，瑞典ABBA乐队的本尼·安德松谱了一首曲子，在一个叫“通天塔”的文学节目中向瑞典的作家们征求歌词。结果最后中标的是霍瑞斯的《新年的纸气球》：“午夜时分，新年钟声响起，我们把愿望，放进纸气球里……” “精英与大众，一墙之隔。 ”霍瑞斯认真地说：“而现在，这堵墙已被拆除了。 ” 说到瑞典当今的文化氛围与气候，霍瑞斯又激动了起来。他认为瑞典的文学论坛太少关注那些真正与文学相关的永恒话题。 “比如文学的状态，文学的界限与责任等等。 ” 聊到这里，霍瑞斯的电话突然响了，他看了看手机的屏幕说：“是每天必打一个电话的斯蒂格。 ”作家兼诗人的斯蒂格·拉尔松是霍瑞斯最好的朋友。上世纪70年代他们一起作了一份叫《危机》的杂志，把后现代的哲学与文学介绍到瑞典。这两个背景与个性迥异的人45年来的友情，在瑞典也已成为奇闻佳话。 我起身，告别。 霍瑞斯收拾杯子，拿起他的环保布袋。 “新年快到了，你有什么愿望？ ” “少抛头露面，多安静写作，希望可以重译莎士比亚，也希望有机会再去一次中国。 ”他认真地说。 我又想到《新年的纸气球》歌中的一句：“许愿的人尚不知道，那新年愿望的分量是多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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