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當在中國產生於封建社會初期，最早見諸於文字記載是《後漢書》的描述：東漢（25-220年）末年黃巾起義，甘陵相劉虞奉命攻打幽州，與部將公孫瓚發生矛盾。“虞所賁賞，典當胡夷，瓚數抄奪之”。即劉原打算把受賞之財質押外族，卻被公孫劫掠。這是曆史上將“典當”二字最早連用的一次，是把典當活動作為一種社會經濟活動加以記載。它表明，典當在中國至遲興起於漢是可能的，中國是典當行為產生最早的國家之一，距今已有1800年的曆史。
典當業它的起源曾有這樣一段傳說:在某朝，有一罪犯王某，經刑部科得永遠監禁的罪名，在囹圄中熬了多年，後來成了管轄犯人的一個頭目，王遂在獄中勒索銀錢，買賣食品百物，複令眾犯賭博，輸錢者以物抵款。日久，王積資頗多，後又遇赦出獄，即開了個“小押當”，門前掛了一塊招牌，上書:“指物借錢，無論何物均可抵押，物值十而押五，坐扣利息，幾月為期，限期不贖，變賣折本”。後生意發達，遂逐漸擴大，而成為一種行業。
因典當業始於囚徒，所以，過去當鋪的欄櫃及門柵，與一般行業不同，仿佛監獄的形式，典當人站在下面而看不見櫃臺上邊。當然，這不過是傳說而已。據史料記載:我國典當業從南北朝時期延續到解放前，曆時一千五百餘年。
北京的典當業在清代已有十數家。當時鼓樓西大街有一“典當王”開設的“天順當”，即開業於清康熙年間，據說，這個當鋪可能就是紅樓夢第五十七回裏面所說的那個“恒舒當”。
舊時的當鋪都有官發的“當貼”(即執照)，每年需向清政府提交當稅若幹。由於當鋪與官府利益均沾，因此，它也有些半官方的性質，再加典當人不是饑寒交迫，走投無路，就是家庭破產或遇有急事，手中無錢，因此，當鋪的老板，以及下面的夥計，都不同於其它行業，從不笑臉迎人，有如凶神惡煞，神氣十足。有時借仗官勢，欺壓平民。直到解放之前，北京幾家較大的當鋪，與當地官紳也有所勾結。有的是由某個官紳入股，從中漁利，同時成為這個行業的“後臺”；有的是從“死當”(即典當者到期無力贖出的物品)中，踞取珍寶衣物，當鋪老板甘當“孝敬”，互相利用，狼狽為奸。
這個行業的內部組織與其它行業也有所不同。經理稱為“當家的”，下有“頭櫃”、“二櫃”，一般作價、看貨都要經他們之手；管庫人稱為“包袱褡”或“朝奉”。
在當鋪內部所用的語言，外人也很難聽懂，多用徽話。如一至十，即呼為“搖、按、瘦、掃、尾、料、敲、奔、角、杓”，老太太稱“勒特特”，東西稱“端修”，什麼東西稱“楊木端修”。所以用這些“行話”，目的是便於他們搗鬼，外人無從察覺。
當鋪剝削和坑害典當人的手段很多。首先是利用當票作鬼。過去的當票上面印有蘭色模糊字跡，然後在上面填寫所當物的名稱，以及當價多少。當業有它專門填寫當票的草字，外人難以辨認，而且所用之字僅寫一半，如“衫”寫“彡”，“襖”寫“天”，“棉”寫“帛”，“皮袍”寫“毛夭”。初進當鋪學徒，首先要練習此種怪字。
其次，故意降低原物成色。典當業有句行話，叫作“當半價”，無論新舊衣物，甚至名貴的文玩珍品，只要一進當鋪，馬上降低身價，貶得甚至一錢不值。那時的當價一般是原價(原物所值)的20-30%。所當衣物，即使是新衣，也必須寫“油舊破孔”、“油舊破補”，皮服必寫“光板無毛”、“缺襟短袖”、“蟲蛀鼠咬”。任何貴重手表，也只寫“銅馬表”，玉器寫“假石”，硬木梨檀寫“柴木”。
這樣貶低原物成色，其目的也無非是為了壓價，明值十元的東西，也只能當三元。典當者因急於用錢，不暇較量，只得聽其任意折合。當時“死當”很多，典當人到期無力贖出，當鋪賤價收進，高價賣出，從中大量漁利，對典當人進行殘酷剝削。
第三，坑人的“閻王利”。解放前，北京的當業一般的利息是五分，最高曾達到八分，即使朝當夕贖，也須扣息一月；至下月過五天，則加利一月。一般以二十四個月為滿期，到時不贖，即為“死當”，當鋪可作價變賣。
解放前，北京的當業向有“春添本，秋回利”之說。據偽北平社會局一份檔案記載:1939年，北平87家當鋪，一年即盈利五十餘萬元，相當資本額的35%，其實這裏還有不少以多報少的虛假。即使如此，剝削程度也已相當可觀了。
當鋪除了經營典當，有的還放高利貸，囤積居奇。無利不圖。據有關史料記載:清乾隆年間，北京的當鋪可以簽發銀票，在市面上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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