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平无战事》剧中人物方步亭(文/新浪专栏 新史记 殷之光 阿联酋扎耶德大学助理教授) 1920年方孟敖出生的时候，在美国呆了六年的方步亭才回国不久。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抱了救中国的梦想而回来的。跟同期回国的何其沧一起，两个同在哈佛大学取得境界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像每一个19世纪末出生，既受了私塾教育又喝了西洋墨水的知识分子一样，都抱着强烈的家国理想，意图在救亡的政治理想下，建设起一个自强自主的祖国。他们两人，一个接受了宋子文的邀请，去中央银行做了行长；一个做了燕京大学的校长。 同样，在这样的理想下，当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时，年轻的方步亭在自己的家庭与国家利益面前便做出了一个令方孟敖难于理解的选择，他抛下自己的家人，护送民国政府国帑西迁，而自己的妻女却被日军炸死。然而，抗战胜利之后，这些当年自己用尽一切心血保护的国产却变成了孔宋两家的私产。随之而消亡的，不但是国民党革命建国的合法性，更是支持方步亭多年以来对一个新中国的希望。 在方步亭那样的精英知识分子身上，几乎包含了所有支持国民政府革命建国的政治基础。像许多受过传统儒家经典教育的世家子弟一样，方步亭选择了出国留学，接受西式教育。在晚清开始的教育改革影响下，政府出资，官费资助各省学生前往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家的现代大学修读学位。在清政府取消科举之后，留学教育成为不少有传统入仕观念的知识分子得以实践其政治理想的唯一途径。而在此之前，清季同光年间的洋务运动则又在传统知识分子经世济国的理想上，打下了很强的实业救国的印记。此后，在庚子赔款的直接影响下，又培养出一大批像方步亭、何其沧一样修读法政经济学科的专业知识分子。 在这批留学知识分子中间，受到家境、籍贯等经济政治因素影响，又产生了进一步的分化。家境殷实的学生多去了美国、欧洲。在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前回国的一批知识分子更是在1912年成立的国民政府中承担了诸如立法、行政、外交、经济建设等重要的责任，成为像方步亭那样的国民政府高级技术官僚。即便没有直接参加到国民政府的国家机器建设中，他们中间不少人也像何其沧一样，进入了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思想力量。 还有一批较为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中间不少随着废除科举之后产生的留学热潮出国。与庚款学生不同，这一股留学热潮里的知识分子不少家境相对一般，承担不了高昂的留学欧美的费用。同时，与西方语言相比，日语与中文相似，学习时间较短，成本低廉，因此，这一批学生中很多选择去了日本。此外，1913年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大量国民党成员流亡日本。在诸如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人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些专门招收中国留学生的法政学堂。这段时期的日本，正值大正天皇主政。知识分子中间开始流行欧洲的平等民主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因此，在这批学生中出现了不少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后来或进入广东国民政府参加大革命北伐、或组建国家主义政党、或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方步亭们不同，这类知识分子成为了国民党大革命时期的最大多数的基层骨干分子。 作为老一辈受过儒家教育的知识分子，留学欧美的方步亭们的政治理想始于救亡。方步亭回国之时，孙中山健在，一战“公理战胜”美梦没让中国知识分子兴奋多久，便迅速因为在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出现而破碎殆尽。与方步亭大约同岁的年轻知识分子们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政治大为失望。而孙中山革命的广东国民政府的成立则又重新让他们燃起了希望。受到国民政府的感召，许多方步亭一样的年轻留学生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越生活，来到广东。他们中间不少人也直接参与了旨在打到军阀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他们中的不少人，即便在1927年之后也坚信国民党是中国唯一的革命党，通过清党这一自我改造的党内建设运动，可以更好地建设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华民国。在经历了短暂的民族工业资本主义建设时期之后，这批人又投入了抗日战争的救亡运动。然而，随着抗战的胜利，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兴起，救亡时期的理想渐渐却变成了和平时期对国民党行政能力的彻底幻灭。步入中年的方步亭们发现，自己舍弃一切保下的国帑，竟转眼便成了面目不清的党产或是利益集团的私产。而自己曾经不懈奉献过的政治理想，则愈发变成了噬人的漩涡。幻灭的方步亭们想到的是不惜一切，尽快将自己的家人从这个漩涡中拉扯出去。 对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支持梁经伦的则是一种建国的梦想。希望通过自己所学参与到制度改革的进程中去，以此来实现革命时期革命党的平等建国理念。然而，梁经伦们的困境在于，他们的理想，虽然来自于革命元老们在救亡时期便提出的平等政治，但是，他们却既没有革命党元老们在武装斗争与群众运动中积累起的政治经验，也缺少方步亭那样高级技术官僚们的政治敏感。因而，在这场以反腐为名的政争中，梁经伦同志也幻灭了。 从本质上来讲，北伐之前孙中山的党是一个知识分子与华侨乡会的党。作为国民党革命时期的基本组织力量，海外华侨商会为孙中山的革命运动提供资金，而大量具有反满救国热情的留学生、帮会，则成为国民革命的武装基础。在孙中山时期，联合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基础除了孙中山个人魅力之外，恐怕便是反满革命过程中那民族主义救国理想了。因而国民党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孙中山在1923年宣布对国民党进行改组。这一在共产国际苏联顾问协助下的改革，其核心目的便是要将国民党按照列宁政党组织的模式进行改造。希望将国民党从一个孙中山的党，改造成为一个代表革命群众意志的现代政党。通过这样一个具有明确代表性的政党，实现其“以党治国”、“以党领政”的目标。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宣言中，这一政治目标被表述为“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付完全责任”。 然而，在建立一个统一的“党国”之前，孙中山却未能真正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党。这种借助外部力量自上而下的政党制度改革与统一战线建设随着孙中山的去世而迅速消亡。到了1927年，国民党开始清党。此举终结了大革命时期形成的统一战线，不但从国民党组织内剥离了共产党，还更大程度上的剥除了其具有左翼思想的各阶层党员。此举严重破坏了国民党在北伐期间在乡镇层面上形成的基层党组织。而日后对国民党影响巨大的派系斗争，也多建立在高层官僚、革命元老之间的政争之上。 在开始着手对国民党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不久，孙中山去世，留下“革命尚未成功”的遗训，并托孤一般将国民党交付苏联共产党。以期在苏共的协助下，让国民党继续完成起现代化政党转型，并继续其国民革命的任务。然而，这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并未成功走出“孙中山的党”这一困境。在意识形态方面，国民党一大以来形成的联俄联共局面下，原本被孙中山认为是“救国主义”的三民主义被描述成更大的共产主义。孙中山强调，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便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同理想。其基本观念在于平均地权和限制资本。因而，在孙中山看来，“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而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两者之间“没有甚么分别”。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架势，确实让不少国民党员难于适从。正像徐铁英在曾可达面前质问梁经伦，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到底是不是一个主义。经伦同志一时难于作答，只是转问曾可达，问其在赣南老家务农的父母是否清楚两者有什么区别。 事实上，梁经伦在这一问题上面临的困境反应的是一个脱离了群众工作基础的党所面临的一种代表性断裂的问题。无论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在中国革命建国的背景下，两者都希望达成一种平等的梦想。在实践这种具有普世政治理想的过程中，知识精英官僚方步亭们的希望来自于为国家上层制度的结构性建设做出努力。而对在赣南老家务农的那些曾可达们的父母们来说，土地改革则是传达平等政治理想的唯一语言。1948年，国民党在城市打内战、反腐败、搞币制改革，共产党在农村搞土改。在这场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民心所向则远不是由梁经伦们的理论讨论所能决定的。模糊且缺少代表性的意识形态导致了一个模糊且缺少代表性的实用主义政治；这种政治反之则又深化了缺少代表性的意识形态的模糊性。在救国救亡的诉求下，党可以形成表面上的统一。这种统一不但能让国民党内的梁经伦、方步亭、曾可达们走到一起，也能让他们与徐铁英、王蒲臣们走到一起，甚至还能让国民党与共产党走到一起。在北伐时期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合作都是这种救亡理想下促生的统一。然而，这种短暂的形式统一之后所出现的更严重的分裂，则是导致方步亭与梁经伦们幻灭的根源。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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