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实关于萨特和波伏娃一干人等的记录文字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就屡见不鲜，从传记学家到为他们工作30年的老秘书口中，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探听到有关他们生活的许多细节。 让我真正感兴趣的是，这本《名士风流》是一部介乎多种不同类别之间的作品，如果你要把它放在一个经过严格归类的书架上，你不知到底应该放入纪实类，还是虚构类，是思想政论类还是小说类。在真假虚实之间，波伏娃作为一个亲历者和记录者，当然还有创作者，她为这本书提供了如此之大之丰厚的容量，使用的却是文学作品特用的形式与语言。
我们可以在小说中找到好多人的影子，罗贝尔、安娜和刘易斯明显就是萨特、波伏娃和阿尔戈伦，她自己更公开表示《名士风流》就是献给她那美国情人的。如果你是个八卦小菜鸟，弄明白这一点也就够了。但这显然不是一部讲述三角恋的通俗文艺小说，如果你撑得住50万字的巨长篇幅，你会发现在这三个人物中间，还穿插了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物，亨利，罗贝尔的好友兼战友，两人都属左翼知识分子，后期却渐渐分道扬镳；波尔，亨利以前的伴侣，安娜的好友，一个爱的殉道者，却被抛弃，最终战胜自我；纳迪娜，罗贝尔与安娜的女儿，崇尚独立自由，行为大胆，最后嫁给了亨利，定居意大利。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 许钧／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年8月 围绕着这些人，或许你还能提出更多的问题，如，波伏娃为什么要把安娜设计为一个母亲？她本人是没有后代的，母亲的身份在这里有什么特殊含义吗？亨利和罗贝尔思想上的争议被大篇幅地写进书里，左右两派的思想交锋被叙述得格外仔细，其中意义何在？书中三名主要女性：安娜、波尔和纳迪娜，是否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所谓的“名士”，也就是出入小说中那些思维敏锐、人格独立的知识分子，波伏娃期望把他们塑造成一些怎样的人呢？作为“名士”中的一份子，波伏娃又是如何看待反思自己的这一身份呢？
如此看来，《名士风流》的主题不可谓不宏大，甚至让人觉得唯有小说这一题材，才能让作者在虚实之间自由穿梭，而用不着面对思考的某一些屏障。知识分子、革命与政治、女性与爱情是三个最主要的命题，而对这三个命题进行存在主义与女性主义的思考与阐释，又是波伏娃需要在小说中做的最重要的事。
首先，对于像亨利、罗贝尔这样的知识分子而言，革命与政治是他们看待世界，参与世界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是理论性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小说中作者屡次着力去分析两者的思想交锋与论战。作者希望能从这些剖析中得以完整地展现个人，无论是亨利还是罗贝尔的思想体系，这在小说发表之年，即萨特作为左派知识分子处境最艰难的时刻，更显得意义非凡。这既为读者了解萨特思想提供了平台，也是在尝试告诉人们，无论怎样，这些都是理论性的，发自个人的，可以抱着实践成功的美好愿望，却不能确保成功的万无一失。 这就是公共知识分子、革命家和政治家的区别，后两者是行动派（虽然也存有本质的不同），而前者只是提供一种思想的指引，当然这并不是在推卸责任。而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与分歧，也正源于他们对于自我，对于存在的执着，这执着超过了团队能给他们带来的意义，至少他们是这样认为的，所有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孤军奋战的人，这也是他们与实干家的不同所在。
在小说中出现的所有重要女性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样的脉络：波尔，一个为了爱完全失去了自我的女人；纳迪娜，一个女性的全新形象，作为安娜与罗贝尔的后代，自然走在思想之前沿，重视自我、自由与独立，与波尔全然相斥。而安娜呢，她陷入与刘易斯的爱河时，疯狂痴迷如波尔，而当她作为罗贝尔的妻子，必须要担当起社会赋予女人的传统角色时，又显出强烈的反叛与不甘。对婚姻的叛逆让她走上追崇自由爱情与肉体的道路，而当她得以自由地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她又全然使自己回到波尔这样为爱献身殉道直至丧失自我的境地。安娜就如一个钟摆，在波尔与纳迪娜之间摇摆不定。但在小说的结局中，这三个女人都突破了自身的局限，从感情的困境中走出，重新面对生活。 《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剧照 可见，无论你是，或者愿意作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你都会两难的困境，婚姻家庭与爱情性欲，你要如何选择才能做最佳的权衡？而如果你愿意统统抛弃，又将会面对怎样的彷徨无地？所以，真正的女权主义，并不是当个铁面无私的女强人，也不是做一名纵欲者，因为这都没有顺应女性内心真正的需求。想要不至成为异性的附庸或者玩物，就不能只追求一个单一的目标，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也许更现实的是，我们都必须做好伤痛的准备，就像安娜或其他女子一样，唯有如此才能给自己重新开始的希望。 《名士风流》让我们看到了在《第二性》中无法看到的波伏娃，这是一名女权主义者用文学的形式为自己的信仰或理论所做的更为全面也更为感性的补充。又或者说，这只是她的一次理想中的实践经历，在此，也或多或少为她自己的人生道路做了修正，在一个虚构的软性的空间里，实现了一些在其他地方没法实现的东西。这到底是波伏瓦作为哲学家的不幸还是作为小说家的幸福呢？ －end－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