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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智商有地区差异吗？从研究数据看，中国最聪明的人分布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的吴语区，智力水平在全国遥遥领先。很难说吴语区的优秀表现源于经济实力，同属经济发达地区的广东，儿童平均智商就只有101.1。 吴语区人民真的天生聪明吗？ 江南自古状元多人口红利+交通优势 2005年，一项卫生部主导的研究伤害了很多中国人民的感情——为调查各地缺碘状况，研究人员测量、比较了各地儿童的智商，结果显示，中国人的智力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上海、浙江、北京、遥遥领先，均超过110。而西藏明显落后于其他省区，儿童平均智商仅为77.3，智力落后的比例高达32%。 在现代智商测试发明之前，最能说明智力水平的无疑是科举。从进士数量看，明清两代全国共有51444名进士，江苏南部苏州府、常州府、松江府和浙江的吴语区核心地带就出了10427名，占全国五分之一。单就状元数量来说，吴语区的优势更明显。清朝共取状元114名，其中出身江苏南部吴语县市以及浙江的至少有59名，超过状元总数一半。 科举中的优异表现似乎坐实了吴语区人民的智力优越感，但当时江苏、浙江之所以能成为科举大省，首先是人口基数帮了大忙。 整个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人口占比都相当高。明前期，南直隶（江苏和安徽）和浙江人口分别占全国人口17.1%和15.5%。中期则是16.7%和14.2%，晚期为17.8%和14.3%。 不过，人口基数也不能完全解释吴语区的智力表现。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人口出现剧烈下滑，苏州府人口损失65%，常州府损失69%，位于浙北的湖州府干脆损失了95%以上，从接近300万掉到不足10万。 但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损失也没有对吴语区的科举水平产生太大影响，同治、光绪两朝，他们的进士数量仍居全国前列。 地理交通的优势也帮了吴语区的大忙。在明清时期，无论陆路水路，耗时之长都是现代人难以忍受的，这极大增加了赶考成本。 而在江南地区，京杭运河提供了一条成本低廉且安全高效的北上路径。散布在平原上的各镇墟之间有发达的定期班船航线。来自江南各地的考生可以通过班船集中到京杭大运河沿线市镇再继续乘船北上。 由于有了运河这条古代“高速公路”，运河沿岸地区科考成绩普遍好于其他地方，例如清朝山东省的科考成绩就一直紧随江苏、浙江、直隶之后，山东省内部，运河沿岸的济南、诸城等较其他地区也优势明显。 院士也最多最先建立现代教育 不过，科举废除后交通优势不复存在，吴语区仍然是盛产智力人才的富矿。 最有说服力的是两院院士数量，据2008年统计，全国院士数量排名前十五的是上海市 （234名）、北京市 （104名）、苏州市（70名）、无锡市（65名）、宁波市（48名）、天津市 （44名）、福州市 （41名）、常州市（40名）、南京市（39名）、绍兴市（39名）、杭州市 （36名）、重庆市 （33名）、武汉市（31名）、成都市（29名）、嘉兴市（28名）。 可以看出，非吴语区城市能上榜的均是人口众多的大都会，而吴语区诸多人口规模不大的城市也能轻松入榜。常州——上海——杭州——宁波的带状地带，更是占据了两院院士分布图的半壁江山。 这又如何解释？答案很简单，因为吴语区最先建立了西式教育体系。1863年，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提请朝廷在上海设立一所外国语学校。朝廷同意并在上海设广方言馆，选周边府县年十四岁的学童入校学习，聘西洋教师和内陆生员授课。1879年，圣约翰书院成立，并在1881年改用全英语授课，于1905年正式成为大学。 上海教育体系的完善，除了为很多周边地区的人提供教育机会，还为其提供了模仿对象。不少上海人和旅居上海的西方人更是走出上海兴办教育。在上海带动下，江南各地新式教育体系的建立普遍较早。相比之下，其他地区新式教育体系的建立就晚得多，甚至是1949年后才开始，比江南晚了几十年。 现代科学发源于西方，两院院士多是在现代科学上做出杰出贡献而入选。一个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和一个读私塾出身的老派学人，取得学术成就的难易不言自明。 在人口、交通、教育等多方面优势的积累下，吴语区各项“智力数据”的高企也就顺理成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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