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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弓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 历史的“张看” ——评张一弓《远去的驿站》 文/何向阳 借用“张看”这个题目，是想说不同于其他人看的历史，尽管当代以家族故事成就历史的新意在近年的长篇写作中已经占有一定比例，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红高粱》到《檀香刑》，李锐的《旧址》到《银城故事》，还有张炜由《古船》到《家族》的系列足印，都在一定结构上还原着一种与往日约定俗成的历史记述不同的文学观念，这样一种写作在消化历史的硬结的同时更加注重了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主动的，被动的，历史的文学与文学的历史在对历史本身记述的干瘪石化的缝隙皱襞里那些曾被压抑的光亮与丰满经由民间人物与底层社会的挖掘而得以证明了另一种真实存在的人的历史，它的鲜活，几乎是写不尽的，也几乎成为中国当代——二十世纪末文学长篇成就的支撑。 《远去的驿站》的初衷似乎不意在观念的更叠，尽管这部二十一世纪初年写就的二十三万多字的长篇在观念上一方面可视作是上述列举的新历史写作的某种意义的延续，但更重要的是作品中绝对大于观念的人物，是四十多个出入于近一个世纪历史隧道的人物所组成的流动不息的生命跃出了历史事件所能框定的时空，而进入一个孩童忽实忽虚的个人化的情绪记忆里，并通过这种纯个人式的历史记忆而传达出出入于历史长河的人物与历史的纠葛关系以及历史本身的不确定性。不能不说，这种跳出一般长篇结构即每一主人公都要贯穿终始都要有故事推进都要有命运交待的闭合式写法，而进入到一个真实的但确实是断片的时空，这个时空因为叙述的节制，更可能是因为记忆的不周而保持着历史本身的暖昧与丰盈，好多时候，我们的经历只是那么一闪的过去，那些不及掌握的面影，那些远在沉默异乡的亲人，那些只在某本厚重的大书里夹着的一帧旧照，到了时光的水涨上来漫过去后，留给我们的只能是一些更加模糊不清的东西，这时物的实有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怅惘，浅浅地有一些抿不掉。所以历经沧桑之后，这样不结构的“随笔法”小说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的开放性结构。老作家张一弓肯定于此找到了一种自由。对于他，是如何在自己创作中擅长记述历史横断面的如《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和她的小嘎斯》、《黑娃照相》一系列已被新时期定评为现实主义传统写作中跃出来，找到不同于历史剖面的长度，不同于历史直面言说的语言，不同于单一表现乡村某一时期历史苦难或时代转折的人物，亦即对于这位作家而言，他要面对的不仅是大家共同必须面对的历史的前行社会的叠变观念的突围以及艺术的跟进，他更要面对将自己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习惯而且当时为他赢得极大声誉的写作手法与表现形式挥手告别，他必须面对已经变化了的世界交出一份新的答卷。有所创新，对于一个年届古稀的中国作家言其难度可想而知。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作为张一弓本人第一部长篇小说的《远去的驿站》是作者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式——“穿冰糖葫芦”——结构家族历史，不如说同时也是与过去——那渐行渐远的自己融入其间的历史以及传统历史写作的一种慨然告别。 作者在后记中写到这种结构的“自由”：就是毋需在整体结构上煞费心机地编织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每个家族及每个人物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我”成为那些人物“山里红”般穿起来的棍棒，可以随时出现也会随时消失的人物在写作中有了一层别的由于结构谨严而对人物过于负责的长篇所不具备的传奇性与神秘性，使得老作家的写作有了时间历练出来的民间感，却又与时下时髦于民间意识而走到了极端的渲染造出神魔氛围的小说不同，这位作家始终投有放弃人物，只是这时的人物展现已不同于以往驾轻就熟的对象，不是他者，那个多少有些社会学意义的承担者，而是家族血缘里面的亲人，是一个孩子的“我看”，人物出入于我成长的各个阶段的时空里，当然在这个个人生命的时空之外还罩着一个时代社会演进的大时空，活动于其中的，“多半是我过去的作品中很少涉及的城市和乡村三代知识阶层中的男性与女性。他们是由中国传统文化造就、而又较早地接受了外来文化的一批人，有清末的举人和接受'西学’的绅士，有早期的职业革命家和他们的同路人，有教授、'洋博士’和不那么循规蹈矩的私塾先生。还有'浪漫的薛姨’，温婉多情的宛儿姨和她不时扑闪着的'杏形的眼睛’。”作者于后记中的这段话大可作为作品的人物导读表。当然在以“我看”串接起来的父亲、大舅、姨父为主人公的三个家族的展开部，我们也随之看到了由他们各个关系串联出的清末举人、留洋博士、开明士绅、私塾先生、军官、艺妓、牧师、难童、财主与长工和他们全部人组成的社会、历史。 眼睛在这个小说中关键非凡。比眼睛更关键的是如何“看”。二十世纪一百年的历史，整个中国现、当代的历史在家族的命运中穿梭，最终于人物的命运中又凝结为怎样的一种大命运，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角色之间，家族的亲情血脉与政治观念之间，以及男女夫妻爱人友人仇人之间的人格准则与社会矛盾的纠缠，无不要在这些“看”中得到凸显，诸多的分量考验着一个孩子的眼睛，这个视角又是不能变的，须用艺术的语言去完善。所以开头便是：“我能清楚地记得，父亲是怎样把母亲娶回来的。”——这是斑斑我骑在胡同口一大石狮上看到的“小布尔乔亚的暴动”，这种先于与生俱来的神秘的“见证”能力一直贯穿全书，直到换算为两个同与父亲恩怨相缠的女人，妈妈和宛儿姨，那已是细雨纷落的墓地，对着乱坟岗举伞而立的那个脸色苍白的女子，并不知道——“我的母亲正在农人看管庄稼的小草庵里注视着她，没有妒嫉，只有含泪的悲悯”。——这最终一句是可作为可谓风卷云舒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的一种个人式的情感总结的。大约全书的意思也都可落在这最后的两个字：悲悯。 当然这悲悯不是灰色阴翳或居高临下的，不是反思之后坠入的一无所有的废墟与瓦砾，而有金石之声响在里面，如丝纠缠，有着历史磨折不去的韧性。比如那在战争进行的炮火中仍在屋子桌下与“我”一起对角线坐着记述“劈破玉”曲谱的父亲，在“空中炸”的子弹爆炸声中—— 我大声说：“爸，我听不见你的声音！” 父亲对着我的耳朵说：“我没有叫你听我的声音，你看着我打拍子的动作记数就对了。” 这时是谁在“看”呢？通过作家的眼睛，我想如果有的话，那是一个我们后来叫历史的“人”的注目礼。 经由这样的注视，由乡间知识分子组成的民族血脉原生的东西对我们这个时代许多自认为知识分子的人可能会有一个并不模糊的镜子。那里，不独见出烟云，不独只具温润，更多的，从开封到中原，再到民族内部，乡村与知识，情感与信念，主义与个人结合的庄严与华美加之同样华美而苍凉的语言而不会在时间里锈蚀。尽管那一个个驿站与载人的马车必将远去，但是有一些事物会留下来，在时间之外的处所里得以保存，并且会在静寂之时，以一种生息相关的缠绕模糊我们的视线。 这也是一份历史。尽管大多数时候它只写到个人。 2003年3月25日 ——摘自何向阳《立虹为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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