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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图教育与中国文联出版社联合推出本人视频新作《华夏魂》17 忠烈保君王，哀哉杖下亡。 芳名垂不朽，博得一炉香。 这是著名评书《七侠五义》中的一首杀人题诗。
《七侠五义》取材北宋，描写的是开封府尹包拯与侠客联手，惩办奸恶的传奇故事。七侠由南侠展昭领衔，五义即为“五鼠”：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 上面那首杀人题诗就是“五鼠”中功夫最高、文武全才、仪表堂堂的锦毛鼠白玉堂所写。他杀了谁呢？总管太监郭安。因为这个郭安残害忠良，白玉堂这是替天行道。 当时宋朝皇帝是谁？那就是以仁著称的宋仁宗。一句“忠烈保君王”，让他对此侠客好感倍增。书中描述，仁宗招来包拯，说道： “此人虽是暗昧，他却秉公除奸，行侠作义，却也是个好人。卿家必须细细访查。不拘时日，务要将此人拿住，朕要亲览。” 既然大侠表明了“忠君”的心迹，那么仁宗这句话，就有了“招安”意思。 包公领旨，后来将五鼠中的三人带到皇帝面前。三位大侠在皇帝面前是如何表现的呢？书中描述： 圣上升了宝殿：“旨意带卢方、徐庆、蒋平。” 慢说卢、蒋二人，连浑愣儿的徐庆，他也觉心中乱跳。两边的侍卫，又将他等一按，悄悄说道：“跪下。”三人匍匐在地。 侍卫往两边一闪。圣上见他等觳觫战栗，不敢抬头。仁宗看了问道：“居住何方？结义几人？作何生理？” 徐庆道：“只因我……”蒋平在后面悄悄拉他，提拔道：“罪民，罪民！”徐庆听了，方说道：“我罪民……” …… 圣上宣包公进殿，道：“朕看他等技艺超群，豪侠尚义。国家总以鼓励人材为重。朕欲加封他等职衔，以后也令有本领的各怀向上之心。卿家以为何如？” 包公原有此心，今一闻此旨，连忙跪倒奏道：“圣主神明，天恩浩荡。从此大开进贤之门，实国家之大幸也。”仁宗大悦，立刻传旨，赏了卢方等三人六品校尉之职，俱在开封供职。 包公散朝来到衙署。卢方等三人重新又叩谢了包公。包公谆谆嘱咐：“莫要辜负圣恩。” 战栗，匍匐，封官，叩谢圣恩……如果你不看书名，根本想不到这些人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大侠”。七侠之首的展昭最在乎的绰号，不是“南侠”，而是“御猫”，所谓“御猫”，就是专为皇帝喂养专为皇家使唤的猫，一切唯朝廷马首是瞻。 但这只“猫”却是“五鼠”的偶像。五鼠羡慕“御猫”，为朝廷做事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就是要像展昭那样，把自己变成朝廷的人。 我们知道，自古以来，侠精神的本义是独立，崇尚特立独行。而北宋时代的如此侠客，为挤进“体制”肝脑涂地，哪里还有一点真大侠的影子？ 显然，这是一群没有独立人格也没有自由的侠客，但这却是宋朝时的江湖主流。北宋末年《水浒传》中那一百零八条“好汉”，大都是这等角色。梁山头领宋江早年系一个县级政府的小文书（押司），后来不得已落草为寇。招安后他被朝廷封为州官，这种升迁，对于大宋的一般官员来说可能会不以为然，但对宋江来说，却心满意足，惜命一样珍惜皇帝安排的这份“好工作”，最后为了这份工作，死了也心甘! 看《水浒传》替古人担忧的读者，大多怨恨宋江不能将梁山造反事业进行到底，殊不知宋江根本就不想造反，不想做特立独行的大侠，他要的是获得皇帝认可、封妻荫子。 宋江等人，为什么“不反皇帝”？展昭等人为什么“向官府叩首”？为什么“跪着的侠客”频繁出现于宋朝？ 这正是大宋开国以来，赵宋太子刻意“驯化”国民精神的结果。 我们知道，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有两个开创性的“国策”：一是加强中央集权，皇权在宋朝被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二是崇文抑武，提高文人的地位，降低武人的地位。有人说，赵宋天子尊重知识分子，这是不错的；但这正是他们畏惧武人不畏文人使然。赵匡胤看出，秀才用笔夺不走政权，他害怕的是握有刀枪的人，武人夺权那才是致命的。 所以，在宋朝两大国策作用下，臣子被刻意驯化成两类人群：一是文弱书生，手无缚鸡之力，面对国家暴力机器，没有一点抗暴能力；二是“鹰犬型”武者。他们不仅文化程度偏低，而且还被“忠于皇帝就是爱国”的“宋版儒教”洗了脑，失去了独立人格和反抗意识。他们认定，天下只有一个雇主，那就是皇帝。每个人“学成文武艺”，为的是“货与帝王家”。这些武者面对官府权力，往往呈现的是小民心理和伏膺形象。如此小民心态武者群，不可能出现彻底的造反者。 《七侠五义》里的包拯收编了很多“侠客”，这个非常像《西游记》唐僧西行途中遇到妖怪，然后感化他们，收为徒弟的演绎。唐僧不仅感化收编了妖怪，还把他们拉进“佛院”，让他们拜服“佛法无边”。孙悟空在没结识唐僧之前，是何等的豪气，但自从受戒唐僧，再不可能上演大闹天宫的传奇。 从精神本质上看，《七侠五义》就是现实版的《西游记》，展昭等人和孙悟空一样，自从“进了体制”，就成了被驯化的“工具”。这样的侠客，与其说是“英雄”，不如说是“鹰犬”。 先秦时期，华夏特立独行的侠客比比皆是。譬如春秋战国，大名鼎鼎的刺客荆轲，广义归类就属于侠客。还有思想和剑完美结合的墨子，义薄云天的程婴等，他们敢于“以武犯禁”，被当权者视为“罪已不容于诛”。 先秦以后的大一统王朝，虽然独立的侠客遭到打压，但在大唐时期，又有游侠再起。《柳毅传》《冯燕传》《原化记》《剧谈录》等唐小说刻画了一批轻生死、重然诺的大侠。他们虽然举止各异，但都具有浑厚的义气胆气，他们性情冷峻，超然于儒家伦理纲常之外。 但宋朝以后，真正的独来独往天马行空的侠客逐渐消失，以“忠义精神”为核心的“侠客”鳞次栉比。在刀光剑影的武侠小说里，“侠客”看似不依附于权贵，非常独立，但却实际离不开跟宗派和朝廷，好像只有在宗派斗争、庙堂之争中“站好队”，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存在价值。后来以宋明为时代背景的 “新武侠小说”，包括曾受到国内空前追捧的金庸作品，都毫无例外地露怯了中国“后侠客精神”的不堪——无论《天龙八部》还是《鹿鼎记》，大侠们均离不开“货与帝王家”的争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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