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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熟知的是宋词，或婉约或豪放，而对宋画的艺术之美有所忽视。正如《新周刊》的评价，“宋画之美，不是唐代“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得意绚烂，而是简单、含蓄、谦卑、轻柔的文艺态度。画家认真对待一截枯木、一片残雪、一个船工、一段羁旅，在困顿中浪漫，在缺憾中赞美，于山川小景、人物花鸟中轻叩生命的价值。宋画作为一种美学基因，已植入中国人的文化传统。” 今日小页曲：春江花月夜 宋代是中国绘画发展的巅峰时期，佳作繁多，流派纷呈，名家辈出。其创作题材广泛，表现手法丰富，笔墨技巧精纯，艺术境界高妙，无论在花鸟、山水、人物等画科均取得了极高的成就，确立了中国绘画的审美规范。各种开宗立派的画风和样式，被后世传承发展，奉为圭臬。 寓意华彩◎万物有灵 花鸟画肇始于唐代，成熟于五代，至两宋空前发展并取得极高成就，宫廷中装堂饰壁务求华美，使花鸟画在贵族美术中占有重要地位；社会中上阶层的需求及工艺装饰也促使花鸟画得以发展和活跃。由此涌现出大量技法高超的名手，仅见于文献记载的就达百余人，如北宋之黄居寀、赵昌、易元吉、崔白、吴元瑜、马贲，南宋之李安忠、林椿、李迪、毛松、毛益等都在艺术上各有独诣专长。 五代南唐时黄筌的花鸟画妙于赋色，用笔精细，开“富贵”一派；徐熙则以墨笔略施丹粉，创“野逸”一格，宋人称之为“徐黄二体”。入宋后，花鸟画家更注重写生，观察花鸟情态，同时也强调花鸟画的精神内涵。宁静平和、细腻艳丽的“黄家富贵”，日渐得到皇室的青睐，成为北宋院体花鸟画的标准，黄筌之子黄居寀在画院中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徐体花鸟画遂趋于沉寂。
北宋中期，“黄派”花鸟经由赵昌、崔白变法，使精密不苟的工笔花鸟攀上高峰，如赵昌以善画色彩明丽、生动逼真的折枝花果著名，被誉为“与花传神”；崔白工而不拘，为宫廷花鸟画注入了新的血液。至徽宗朝宣和画院时期，技法进一步完善，形态刻画精细，笔法洗练遒美，造型传神生动，设色明艳细腻，形成了精工妍丽、状物传情的“宣和体”花鸟画风格，并流衍至南宋宫廷画院。 北宋后期，宫廷花鸟以徽宗赵佶为代表，以水墨为主略敷淡彩，别开一面。同时，他兴办画学，搜罗、鉴定宫廷藏画，编制《宣和画谱》，画院内一时人才济济，开创出中古宫廷绘画最为兴盛的时期。易元吉则善用水墨绘写花果獐猿，表现野逸天真之趣。 南宋时期的花鸟画仍然沿袭北宋，涌现出诸多杰出的画家，如李安忠、林椿、李迪、毛松等均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李迪善于表现物态的生韵，精工细笔，设色浓丽，体现出工笔写生的精湛水准。 水墨写意花鸟在这一时期也取得长足发展，并派生出多种体系。一类是禅僧画家以墨戏方式绘制的花卉蔬果，如僧人法常；一类是由文人画家所倡导的墨竹、墨兰、墨梅、枯木等君子画，抒情寄兴，状物言志，意趣独特，不拘成法，如文同开创的“湖州竹派”，赵孟坚的墨笔水仙。亦有较高专业水准的水墨杂画，如理宗时官员画家陈容，即以酣畅的水墨绘写云雾中忽隐忽现腾蟠于水天的神龙，表现技巧已达到很高水准。 “淡逸而不入于轻薄，沉厚而不流于郁滞”，精于布色的宋人花鸟，不仅在形象上达到了精微传神，表现出对生活的浓厚情致，而且把自然属性与道德品格相联系，是寓意万物于情性的心象华彩。 仙风世态◎和光同尘
两宋人物画的主题，主要集中在史事逸闻和佛道神话，同时社会风俗画得到了高度发展。
北宋初期的宗教人物画继承了唐以来的传统，创作仍较活跃，不少名家参加了寺观壁画的创稿与绘制，主流画风是吴道子一派的式样。有作品流传的代表性画家首推武宗元，其《朝元仙仗图》布局宏大，人物众多，身姿顾盼精妙入微，高低疏密穿插得当，衣纹使用“莼菜条”描法，衣袂飘舞，显示出“吴带当风”的特色。
至北宋中期，山水花鸟画迅猛发展，一时跃居于人物画之上；也从此时起，人物画开始朝着新的方向演进，在画法上由绚烂的重着色走向水墨。李公麟的道释画不蹈前人，独创不着色彩、全以墨笔线描的“白描”画法，既注重格法技巧，精密严谨，又饱含着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致，单纯洗练，朴素优美，影响所及，历南宋而至元明。 北宋后期，反映城市经济发展与城乡生活的作品大量出现，善画京师车马屋宇、角觝夜市的风俗画家层出不穷，对不为一般“高人雅士”重视的“市井细民”的生活进行了深入描绘，审美视野从描绘仙佛贵族扩大到市井风情。张择端的巨制《清明上河图》即为代表，它以内容的异常丰富性、高度的历史真实性、艺术表现力的无比生动性，成为我国古代绘画史上的不朽杰作。 南宋禅宗兴盛，梁楷擅绘洗练放逸的人物简笔画，多以佛教禅宗人物或文人雅士为题材，游戏点化，草草数笔神气迥出，开启了元明清写意人物画的先河。南宋末元初的禅僧画家法常（牧溪）也创作了大量的禅宗题材画，随笔点墨而成，意思简当，俱有高致。这些禅宗绘画在气格上显得狂逸粗野，远离了文人清雅蕴藉的审美观，被主流画坛评价为“诚非雅玩”，却为盛行禅宗信仰的东瀛人士所青睐，不少宋元禅宗画被日本僧人带回本土，并对日本禅画和水墨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南宋时期反映广阔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和节令画进一步活跃。描绘农作蚕织、车船运载、货郎担夫的题材较为广泛。擅画盘车的朱锐，擅画牧牛的阎次平，擅画婴戏的苏汉臣，擅画农事货郎的李嵩均是此中杰出者。这些极富生活气息的宋代风俗画生动形象地描绘出社会底层人的生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民的欣赏趣味，在中古绘画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宋代历史故事画除承袭前代存乎鉴戒的作用外，还借古喻今，以表现褒忠贬奸及民族矛盾的题材最为流行，如南宋人所绘《文姬归汉图》，李唐意在箴规、表现忠贞气节的《采薇图》等。 宋代画院还有一些创作描绘宋代帝王事迹者，如传为萧照的《中兴瑞应图》等，大都为歌功颂德之作。 雄秀兼美◎亦幻亦真
继五代之后，两宋山水画更为成熟，皇帝贵胄、文人商贾皆对之兴趣浓厚。既有饰于殿堂粉壁的屏风巨幅，也有展放案头的卷册小幅，其意趣独特，笔墨精妙，在山水画发展史上达到空前高度。
北宋山水，“以大观小”，雄浑、博大、庄重，是全景式的写真传神，状物高于抒情。 南宋山水，“以小显大”，秀丽、小巧、优雅，是特写式的采其大要，抒情高于状物。 从图真到诗化，其审美变迁的分水岭，是“靖康之难”直接导致的“宋室南渡”。 早在五代、北宋初，董源、巨然已开江南画风。董源以绘写江南景物为主，山势平缓，风雨溪谷，林霏烟云，峰峦晦明，溪桥渔浦，洲渚掩映，被米芾称赞为“一片江南也”；董源后继者巨然，也善为烟岚气象、山川高旷之景，笔墨秀润。二人虽在布景和笔墨上略有差异，然皆长于表现江南华茂苍郁的景物。但当北宋宫廷画院逐渐树立李、郭中原山水画系为主流画风后，董、巨画风趋于消沉。 宋室南渡，绘画中心转移。画家们重拾“董巨”，致力于塑造明净秀丽的江南风光，画风亦由北宋的雄壮浑厚转化为空灵雅秀。号称“南宋四家”的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以清奇峭拔的山水形象和简括的笔墨章法创出新境。李唐继承范宽家法，山水画严谨质朴，气象雄伟，并加以变易，开拓出布局简洁空阔、笔墨粗放苍劲、墨色纵肆的画风，被誉为“可比李思训”；刘松年的山水皴法受李唐影响，但变雄健为典雅，画风严谨不苟，水墨青绿兼工，又精于界画，作品中山水与人物常占有同等地位。 至马远、夏圭，则偏好边角之景，着力描绘山之一角水之一涯，画面上大幅留白，更突显空灵意境和浓郁诗意，这种大胆剪裁突破了全景程式，由此而得“马一角”“夏半边”之誉。马远的“大斧劈皴”、夏圭的“拖泥带水皴”均在山水技法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其笔墨愈加简括、淋漓。北宋的雄伟山水风格，已全然转化为一种典丽、精巧、苍润、侧艳的格调。 两宋山水，创造出可游可居之境。无论是“澄怀味象”的心灵涤荡，还是“格物穷理”的致性精研，宋人“以物观德”“诗画一律”，胸有丘壑便能“泉石啸傲”，笔下的山川也自然诗情逸韵，气度磅礴。 本文来自《宋画大系》资料 中信出版集团 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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