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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春节档，王晶迎来了自己在内陆电影市场的最大胜利。截至2015年3月16日，由他担任投资方兼总导演的《澳门风云2》的中国票房成绩超过9亿元，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票房第五高的电影。 根据中国电影票房数据中心的统计，在从2014年11月21日至2015年3月5日这个长达105天的“史上最惨烈的贺岁档期”中，占据中国电影原先票房榜单前三的全部为香港导演执导的合拍片——徐克的《智取威虎山》、王晶的《澳门风云2》和李仁港的《天将雄师》。 更大规模的内陆香港合拍片也在虎视眈眈。4月1日开始，《暴风语》《冲锋车》等合拍片密集登陆由清明假期而创造出的优质院线档期。 追溯整个始于2003年的内陆香港合拍片历史，香港电影人一直是这个全世界票房增速最快的大市场中的受益者。这意味着香港电影通过另外一种方式重新回到内陆市场。 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2012年，内陆与香港的合拍影片数量总计达到了322部，占内陆与境外合拍影片数量的68.5%。 这意味着一个清晰的趋势：香港电影人正在摆脱始于21世纪初的泡沫，也开始在身份认同和文化不适的挣扎中逐渐清晰，找到了更富有消费能力的电影观众。 更具内陆语境的故事包装 在刚刚由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提名转型为导演的刘浩良看来，合拍片和港产片的区别已经不再清晰。“说实话，我自己也很困惑到底哪部是合拍片。”他对“广电独家”如是说。由他担任导演兼编剧的《冲锋车》于4月3日在内陆市场公映，他疑惑地指着宣传海报问道：“这部是合拍片吗？” 新一代香港电影人之所以遇到这样的困惑，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内陆已经成为香港电影获得最大商业投资和回报的市场。 2001年，刘浩良由一位新闻记者进入电影行业，“我是在香港电影最惨淡的时期入行。” 根据他的回忆，从2001年起，香港电影结束了数十年的高举高打，在亚洲金融危机持续阴霾中扭转之下，年产量最终跌破50部，至今都处于漫长而缓慢的恢复期。刘浩良在香港电影最不景气的时间里，每天泡在剧组里，从跑龙套到场工，只是为了能够在严重缩水的就业市场中觅得一份与电影相关的工作。 2003年，在金融危机之后遭到SARS袭击的香港经济再度陷入低谷，同年《内陆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签署，在随后的12年中，CEPA又经历了数次补充协议的增加。这项旨在促进香港商品以更低价格进入内陆市场的政策同样为香港电影打开市场。 根据规定，内陆香港合拍片在内陆市场不再受到进口片数量配额的影响，而是享有“国产片”待遇，直接刺激了香港电影人掀起“北上”热潮。“我在艰苦的时间里学会了技能，正好赶上了内陆市场的开放。”刘浩良认为自己是幸运的。 虽然遭遇了不同电影语境下的审查和配音等技术难题，但是内陆香港合拍片依然在2014~2015年斩获了傲人的票房成绩，王晶认为对于内陆观众观赏口味的掌握和适应是成功的关键。 “我在1993年开始接触内陆电影行业，我已经努力了几十年，一直看着内陆市场的成长，我也跟着这个市场一起成熟，才有了今天这部电影。可是很多导演还是在拍以前香港概念的片子，当然就存活不下去。” 王晶将自己电影的主要受众定义为15~35岁的年轻消费者，他每天都会用大量的时间去浏览内陆的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站，“去除揣摩脑残粉的心理”。 年轻的刘浩良显然更加熟悉内陆观众，在《冲锋车》之前，他已经在北京定居四年。“我很喜欢观察街上的人，熟悉这里的生活方式。”北京不仅意味着更多的合作机会，也能让他直观感受到内陆市场。 “内陆观众是这个世界上最挑剔也是最残忍的观众，他们能看到太多的电影，也在网上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刘浩良认为这对于电影创作者和经营者形成了莫大的动力，促使他们调整原有的安排。 香港电影曾经通过早期相对简陋的方式在内陆培养了较为庞大的观众基础，极大地供给了娱乐市场相对匮乏时期的观众。“赌片”“警匪片”和“无厘头”等成为内陆观众对于香港电影奉为经典的标签。但是在如何保持传统同时又能实现产品迭代的左右矛盾中，香港电影人需要对原有的类型片做出相应的改良。 在《澳门风云2》中，虽然王晶依然选用了自己最擅长的“赌片”类型，但是鉴于《澳门风云1》剧本遭到严格审查的经验，《澳门风云2》将赌博的成分降至了最低程度，而且赋予了其慈善的结局。“基本上就是一部007加上喜剧，赌博只是一个小包装，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赌。”王晶说。 同理，《冲锋车》虽然选用了极为经典的警匪片概念，但是刘浩良也将此视为“基本包装”。在一个戏剧化的结构中，黑色幽默成为全剧的风格，将人性中共通的问题置于警匪片之上。 香港电影生产方式的变革 香港电影有着强烈的师徒传承传统，香港电影气质和手法能够始终保持得益于此。王晶自信地告诉记者：“在香港，我的徒弟是最多的。”擅长通过历史电影展现武侠精髓的香港导演李仁港深受前辈张彻的影响，而刘浩良则在尔冬升、陈嘉上的电影剧组接触了流程化的电影创作。 因此，香港电影能够拥有较内陆而言更为完整和健全的电影工业服务体系。根据香港电影发展局的数字，2013年，在香港从事电影、录像及电视节目制作活动服务业的机构单位有1771家，就业人数约8300人。 在最低谷时，香港电影虽然传统但行之有效的传承关系一度面临断裂。2001年圣诞节前的一个晚上，在尖沙咀一家酒吧里，七位电影人给自己的师父过生日，酒过半巡时，七个徒弟中的五个忽然把他抬到沙发上，各端一杯酒双膝跪下，哽咽着说:“师父，我们对不起你，这一行实在没办法混了，我们要找别的生路。”香港影评人叶泽锟当时在场，他的心情也很灰暗，“那天，我真觉得香港电影完了。” 然而，来自于内陆的资源和追逐心给了香港电影另外一个传承下去的模式。香港贸发局服务业拓展总监古静敏表示，内陆电影市场增长惊人，为香港电影业发展提供了机遇。“内陆市场为香港电影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为香港电影业带来了新的资金；香港的海外网络则能为内陆电影发行提供帮助。”她说。 在集智映像负责人常杰看来，香港电影人有一种“打不死的小强精神”——在本土市场逐渐势衰时，依然保持着较为先进的制作技术和职业素养。在从事电影营销六年的时间里，他先后从事过多部内陆香港合拍片的宣传期工作，其中不乏《风暴》《窃听风云》系列和《澳门风云2》等高票房作品。在合作过程中，常杰发现香港电影人的专业性，“导演的注意力全部都在电影拍摄本身，内陆的导演则更多地会牵扯到宣传营销工作中。” 实际上，在香港电影的发展历史中，由于本地市场容量有限，香港电影人一直都在外部华人市场中寻找机会，从早年的中国台湾再到东南亚，以至今天的中国内陆。重要的是，这种经验帮助香港电影人能在不同的市场需求之下快速复制已有经验。 刘浩良认为长期的海外合作和输出导致香港电影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类型片，而大多是题材内容混杂和包装色彩较浓的“奇怪电影”。常杰认为这是香港电影人难能可贵的优点。“香港电影人在类型化上有着成功的经验，可以很好地做转化，同时尽力吸收本地元素，做到接地气。”他对“广电独家”表示。 与此同时，在来自于内陆的投资呈现迅猛上升的同时，香港电影人也需要变革着生产方式以对投资方负责。“这么大投资的电影是一个生意，生意是一个美好的事情，因为只有生意能运作，电影工业能走下去，观众才能进入他要享受的世界。”香港导演李仁港说。 在来到内陆工作之后，迷恋武侠精神和武侠电影的李仁港有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对于大片有着强烈好感的电影投资者成为他的坚实后盾。《见龙卸甲》《鸿门宴》和《天将雄狮》成为李仁港的大手笔作品，精美的古时盔甲武器、极具历史感的战争画面，以及对于古时故事的另类解读，让李仁港在内陆市场迅速占领了自己的地位。 然而，在能够获得大投资之后，有效地运用资源成为香港电影人的必备功课。“导演中心制”一直是香港电影落后于好莱坞的制度缺陷，监制的作用被降低为一个仅限于负责寻找投资的官僚角色，并不参与电影的创作和拍摄，致使电影商业计划的最终失序。电影监制的职能提升使得内陆香港合拍片能够在本土口味和香港经验中寻得某种平衡点，因此激活了其在内陆的商业前景。 在长达四年的《智取威虎山》拍摄制作周期中，身为监制的黄建新周旋于不同的利益方中，基于创业和市场的需要而有选择地向徐克导演传递投资方的要求。基于生产报表和财务报表的成本核算管理系统帮助黄建新和徐克对每一个生产部门进行必要的控制。黄建新既为徐克争取到1000万元的投资拍摄了“打虎上山”的关键桥段，也因为成本的制约而将徐克钟爱的四部大场面戏缩减至三场。 赶往下一个潜力市场 根据创意香港总监廖永亮的介绍，内陆香港合拍片的规模从2011年的高峰期39部下降到2014年的24部。此外，内陆香港合拍片所享受的政策红利也在逐渐消除。从2014年开始，中国相继与韩国、英国达成了合拍片协议。 廖永亮认为，可以预见内陆电影产业会日趋成熟，对香港电影制作专长的依赖将相应减少，特别是随着合拍片效应的减退，在香港进行的电影制作活动数目处于相对低水平，加剧了香港电影业界正面临的难以招募新血、出现人才断层的问题。 虽然相信内陆香港合拍片在数量上开启了“下降通道”，但王晶认为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要决定作用，“以前那些骗子老板都不来了”。 不过，王晶预言中国电影市场也将会在经历高速增长后陷入乏力期。“随着中国电影观众口味的细分，院线观影模式的大众传播将会失去影响力。”他将观影行为具象描述为“将一帮人感到一个黑色盒子里面，大哭大笑两个小时的故事”。当细分市场逐渐清晰后，黑色盒子的魅力就会被大多数人所忽视。 王晶将视线转向了视频网站，寻找大众市场一旦失效后的新平台。3月24日，爱奇艺与王晶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未来合作推出6部影片。根据爱奇艺总裁李岩松的介绍，这6部电影极有可能在院线和网络同步上映。 互联网显然是一个更具有包容度和边界无限扩展的商业模式。“互联网能接受新题材，没有传统发行的压力，创作空间也更广阔。我要做互联网先头兵，先走一步。”王晶说。 作者介绍：王卓，《中国广播影视》记者，专注广电行业体制改革和商业模式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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