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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治史无师承，而是以《书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总目》为门径，苦读自学，终成一代史学宗师。“史源学实习”是他从历代考证之学和文献的校勘中摸索出来的一门新学问。顾名思义，“史源学实习”是引导学生动手找寻、考订所阅史书的史料来源。 关于陈垣讲授此课的情形，史树青回忆道：“先生讲授的史源学实习，是历史系三、四年级及研究所史学组研究生的选修课，每周二小时，隔年开课一次。每逢开课，都有很多学生听讲。此课的讲授方法，有时是以清代史学家全祖望《鲒埼亭集》为课本，每周选讲文章一篇，讲前各生需手抄原文，自行标点断句，并找出文章的史料来源，逐条考证，然后由先生主持课堂讨论。各生每次考证原稿，交先生批改，下周上课发还。”这是一个周密、严谨的过程。 结合陈垣的家书以及听过此课的陈门弟子的回忆，可知“史源学实习”课程大致分为几个步骤：第一步，是陈垣选定教材，指定篇目；第二步，是由学生抄录原文，即便学生有此史书，也要以端正的楷书抄写一份，加以点句，考释人名、地名、史事真伪及其史源；第三步，是学生将考证所得连缀成文；第四步，是由陈垣逐篇批改，反馈给学生，并择要讨论。这是一个完整、系统的教与学的互动过程，反映了陈垣对于培养历史专业学生的深刻思考和良苦用心。
“史源学实习”课程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不仅讲授文献学、考证学等专门知识，更重视“金针度人”，把做学问的方法传授给学生。而且，陈垣不是抽象地讲方法，是要“通过一部书讲方法”。这就把方法论落到了实处，即“择近代史学名著一二种，逐一追寻其史源，检照其合否，以练习读一切史书之识力及方法”。二是陈垣在“实习”上花了很多心思。“史源学一名，系理论，恐怕无多讲法，如果名‘史源学实习’，则教者可以讲，学者可以实习。”让学生动起手来，去找寻资料、作小考证，在实践中掌握方法，提高技艺和修养。陈垣深知初涉史学者的迷茫，“史源学实习”就是要帮助他们尽快找到治史的法门。陈垣说：“苦于不知读何书，又不知如何读法。因人所读之书而读之，知其引书之法、考证之法、论断之法。知其不过如此，则可以增进自己上进之心；知其艰难如此，则可以鞭策自己浅尝之弊。”这段话是“史源学实习”的要旨所在。这里以关于史书引文问题为例略作说明如下。 古代史家引用他人成果往往不注明详细出处。陈垣在“史源学实习”课堂上却要求学生查出古籍中诸引文的来源。这个工作看上去似乎枯燥无味，实际上却能尽快熟悉相关文献、锻炼治史本领、领会史学方法。赵光贤回忆陈垣讲《日知录》，“主要工作是要我们将书中每条引文都找出原书查对一遍，并写出笔记”，为了能够查出引文的出处，常要翻检群书。赵光贤“起初不知用意何在。心想有的出自正史，何必逐条查呢？查出处就是考证法吗？后来慢慢体会出来，查出处正是作考证工作的最起码的基本功，没有这个基本训练，就谈不上考证。”因为查找出处不仅读懂了《日知录》，而且接触了顾炎武所读的书，即“因人所读之书而读之”，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也知道哪些书籍是常用书，在何种书籍中可以找到哪一类材料。找到出处后，再将原文和顾炎武的引文加以比对，发现顾炎武在引用时哪些地方作了变化，“可以得校书、引书之法。”揣摩其间的异同，对于掌握作史之法确是大有裨益的。 作文中引用史料，看似简单，实则不然。因为有的文献过长，如全部引用则阻断文意，且文字冗杂，故而需要作适当的删节，但怎样删节，大有学问。陈垣说：“引书删节有多法，如加删节符号，最不好看，文气又不接，为懒法；又如不加‘中略’，亦懒法；又如加‘又曰’、‘又曰’，此为司马温公法。亭林与我皆不用此三法，删之而又不使人看出，为技术。文章有定例，许删不许改”，也就是说，“删节之后，引文仍一气呵成”，方为上乘。这段话点出了顾炎武引文和作文的技巧，也是陈垣夫子自道之语，学习者可以举一反三。 陈垣在“史源学实习”的课堂上，还讲了引用文献的原则——尽量使用成书时代早的史料，如谓“凡《宋书》有者，不引《晋书》。论朝代，晋在宋前；论成书，则《宋书》在《晋书》前，《晋书》为唐初所修也”。学生还要明白一部史书的文献价值，如北宋成书的《册府元龟》中“唐时材料可用，六朝材料稍差，汉之材料尤不可引。今有两《汉书》，何用转引之书，只能用作校勘，不能用作史源。”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却恰恰是历史研究中不可忽略的大问题。 应当强调的是，“史源学实习”并不只是关于历史考证的训练，而是包括了选题与命题、史料搜集与甄别、史料剪裁与组织、论著撰写和修改等一整套系统的学术训练。1946年，陈垣在给其子陈乐素的家书中鼓励陈乐素以《鲒埼亭集》为教材讲授“史源学实习”，让学生体会全祖望的文章“组织之方法及其美恶。惟其文美及有精神，所以不沾沾于考证，惟其中时有舛误，所以能作‘史源学实习’课程，学者时可正其谬误，则将来自己作文精细也”，这是强调体会全祖望的表述艺术，养成“精细”的作文学风。
陈垣又说：“历史是活的，要怎么讲，须找出材料，配合自己之思想，如只要如何讲而无凭证，不可。”这是论史料与思想的关系。牟润孙在回顾自己治学道路时所说的一段话也可以印证“史源学实习”学术训练的全面性，他“以正史与《通鉴》相比对，不仅了解了《通鉴》的史源，更进一步认识清楚司马温公如何剪裁史料，如何安排史料，如何组织成书，同时也了解了他的史料取舍标准。”陈垣将治史的这枚“金针”传授给了弟子，弟子们各展所学，遂能在研究中游刃有余，成为史学名家。 作者：刘开军，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来源：《学术研究》，2015年10月。原题为《陈垣“史源学实习”教学的魅力与启示》，本文有删减，省略注释。 编排：@十甫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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