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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读鲁宾逊，是把它当做一个儿童读物来读的，就是一个人因海难到一个荒岛上，要一点一滴求生存的故事。读时看到这个人因为海难掉到荒岛上，心理跟着他着急。 小时候读故事，对文学这件事所知很有限，只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能够牢牢抓住自己，显然这本书对那个童年的我是有达到效果的。 一个小孩看故事时其实并不知道故事是由人所创造的，并不知道故事是有作者的，他以为这就是故事本身。你是跟着真实的人生心情起伏。 其实英国小说家伍尔夫就曾经说，长大之后发现《鲁宾逊漂流记》原来有一个作者，心里觉得若有所失。她以为这个故事是真人真事，是由鲁宾逊自己所写的。但原来还有一个作者叫丹尼尔·笛福，这件事让人不是很开心。
我后来又读到罗兰·巴特说过一句更有趣的话：假如世界上有一种极其专制的政权，专制到把所有科系都查禁了，禁止你读人类学、社会学，一切关于人的学问，这个知识是不是就停止了？他说不会，只要有一本《鲁宾逊漂流记》，我们就会重新恢复所有的知识。 如果今天我们有幸停下脚步，回头去看小时候读的《鲁宾逊漂流记》，你就会意识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故事，也不只是一个荒岛求生存的故事。他食物的取得过程，譬如说鲁宾逊被海浪冲上荒岛之岸的时候，他的状态是这样的，他没有衣服可以换，也没有任何可以充饥止渴的东西，他身上唯一有的是一把刀，一个烟斗和一匣烟叶，别的什么也没有。
他上岸第一件事情就是寻找淡水，他从海岸往里面走了差不多200公尺，找到了一条溪流，淡水的问题就解决了。他第一批食物是在那一艘搁浅在岸上的那艘船。那个大船因为搁浅了，所以船尾翘起来了，船头进了水，但船尾是干的，他在里面找到了面包、米、三块荷兰干酪、五块干羊肉，还有些剩下的欧洲麦子、几瓶欧洲人用的药酒等。 他又搜罗了一些衣服，找到木匠的箱子，找到武器，鸟枪，手枪，火药，他又上船很多次，把帆布、绳索、钉子、螺丝等等都拿下来，又找到了面粉，找到了砂糖。可这属于文明遗产，是从文明世界带来的。 在荒岛上，他寻求生存的过程中，先是用枪打老鹰，发现老鹰肉没法吃，酸楚不堪。然后打山羊，发现山羊要从上面打，不能从下面打；在树林中发现了野鸽，他说味道非常好。然后钓到鱼，把鱼晒干了吃。 然后看到了陆龟，发现陆龟和它的蛋都很好吃；然后找到了野甘蔗，找到了柠檬，他那一段时间的粮食分配是早上吃一串葡萄干，中午吃一块羊肉或者海龟肉，都是烤的，因为当时没有器皿可以做，晚上吃两个海龟蛋。食物从采集阶段走到了培育阶段，他开始种麦养羊晒葡萄干。 他开始做工具，做木架，篱笆，烧陶罐，编竹篮，做独木舟；他的衣服后来破了，他就用兽皮做帽子，做皮雨伞，做皮衣皮裤，做靴子，然后开始把房子从洞穴里头建成有茅草，有屋顶的样子。 我们今天回头看，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文明建造的过程。 这个故事引发了后来的一个类型，实际上我们有大量的故事后来都是关于一个人或一群人落在荒岛上，然后这群人怎样用非常有限的资源来重建文明的。比如凡尔纳的《神秘岛》，六个人加上一只狗，落在一个岛上，他们是从热气球掉下来的，掉在荒岛上，然后重建文明。最近出现的《火星救援》也是鲁宾逊式的故事。 有一次科幻小说家埃塞克·阿西莫夫就问，为什么人们对鲁宾逊式的故事这么感兴趣？以他的看法，鲁宾逊故事之所以有力量，因为人们想要问一个问题。 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美国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阿西莫夫说我住在纽约一栋大楼的37楼，当我想要煮饭的时候，打开炉子瓦斯就来了，我想要水的时候，打开水龙头，水就来了，我开灯，电就来了。这些事我通通没有做，我是被社会所支撑的一个人。这是所谓的文明。 我们在这里生存，只需做很少的事，可生活所需都有人帮我们解决。而假如有一天这个文明弃我而去，我到底能不能活下来。他说我光是想到从37楼走上来再走下去就非常困难。 鲁宾逊式的故事，是说一个人本来已经享受了文明的支撑，当有一天文明弃他而去，他落在一个荒岛上，就有机会用一段时间，重复人类几万年的历程——从食物采集、食物种植，到工具生产，到衣食住行样样具备的社会、显然这样的故事是很大的安慰和慰藉。说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其实拥有完整的文明发展的记忆，所以我们有能力重建文明。 这话也让我明白当时罗兰·巴特说的那句话：如果所有学科都被查禁了，仅仅是一本《鲁宾逊漂流记》我们就可以重建人类所有的文明。 其实很多处境都有它鲁宾逊的故事在里头。 1949年国民党政府跑到台湾，其中有一个家庭，后来他们的女儿成为了我的妻子。他们离开家乡，40年后才有机会回到江浙一带，回去寻找他的家乡。他们刚到台湾的时候，我猜想是有点惊慌的，因为他的味觉是江浙式的，可是菜场是台湾式的，街上卖的菜，卖的鱼都是他不认识的东西，你要怎么样用这个东西去做烤麸，做腌笃鲜呢，你要怎么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重建你的文明呢？
一点一滴地，要等到一个人在高雄做出第一罐豆瓣酱，四川老乡才得到他的安慰，要等到有人能够在当地重制出烤麸，江浙老乡才得到他们的安慰。他们也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来适应这个全新环境。有的是用记忆把故乡的东西重建起来，有的就地取材产生他们概念中的东西，但是新的。 比如说在我太太家里，我看到他们称为翡翠豆干的菜，其实就是马兰头拌豆干，但是台湾没有马兰头，所以他们得去找一种类似的青菜来代替马来头。他们试了菠菜，试了茼蒿，我的确也在我岳家看到一整个鲁宾逊的过程，当我们跑到异环境，其实那个奋斗就产生了，这个情景不仅仅是你从大陆跑到台湾那个孤岛，你跑到美国那个大陆也会有那个情景，你跑到欧洲大陆也会有那个情景。 哪怕是从福建跑到北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情景要去建造。这些故事每天都在，但是读一本鲁宾逊，给了我一个了解这件事的方法，解释这件事的方法。 原来在小说中我看到是一个让人爱不释手的故事，不过经过长时间与一本书缠绵不去的阅读，你就发现每一本书在每个时间段会产生不一样的意义。读书不一定让我变得更好，但起码让我了解一件事时更多一个角度，因为我的一生只能这么局限，但读书会使我的经验扩散出来，是别人的经验嫁接在我身上，如果我嫁接了一百本书，我就是一百个人生，嫁接一千本书，我就是一千个人生。天下没有比这个更划算的事了。 那些给我们提供了故事乐趣的每本书，在未来知识增长的过程中，显然可以不断变成我们生活的伙伴，也在我们的心理健康上，知识发展上扮演某一种角色。
我猜想，一个人如果有读书的动机，极可能是因为他看过一个好故事，说：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好看，我想知道还有没有这么好看的故事，还有没有更好看的故事，这逼迫他去寻找下一个故事。 回想起来，一个人会不断读书，应该感谢当年曾经给过他好故事的那些书，他才有这个动机不断去找书，不断克服一个个困难，直到后来到什么书都能看的地步。 所以我也常想，也许今天当我们抱怨所有的小孩不读书时，我们应该想想，我们有没有让他倒尽胃口。我们如果让他有机会接触一两个好故事，他那么喜欢，我猜想那个动力足以让他后来去面对艰难的故事，包括连一个故事都没有的书。 只是整个社会的教育系统让小孩倒尽胃口的能力远高过让他他们有兴趣的能力。我们教育的专长就是让小孩对书倒尽胃口，使得读书这个活动变得不自然了，变得有更高明的目的，更了不起的理由。 回想起来，我应该感谢小时候读过的任何给过我好故事的书，《鲁宾逊漂流记》显然是我记忆中最早的几本书之一。这些故事等我有更好的读书能力再回去看的时候，当然会有很多不同的感触。 台湾现在是一个读书很开放很自由的社会，但并不是很久以前就这样，在我年轻的时候，取得书籍是非常困难的。当时的社会有很多限制，很多禁忌。财富上也使我们要取得一部境外的书非常困难。 在一个很封闭，很局限的社会里，我们这些很想要多看一点书的人，的确是要费一些力气的。 我年轻时对知识是有一些向往的，希望有机会看到更多的书。所以在我大学毕业拿到第一份比较像样的薪水时，我就打电话找了一个贸易公司的人，跟他说我想要买一部大英百科全书，可不可以告诉我，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买得起？ 这个贸易公司的人有点同情我这样一个想要读书的人。说这样吧，我帮你去进一套书，给你算个价格，给你一个长时间的分期付款，以后你每个月付一定的钱，买下这部书。 所以我当时要用薪水的1/3，连续付48个月，才可以拥有一部大英百科全书。那个钱在当时大概可以支付台北近郊一套房子的头期款。几个月以后，我拿到了这一整部第11版全新的《大英百科全书》，刚拿到的时候很开心，每天都翻它，闻它的味道。 但很快这个开心就有一点打了折扣，因为我发现我的书好像怪怪的，很多地方都有黑墨涂去，有些地方只要写到1949年以后，后面就都涂掉了，如果长一点就会有一个贴纸，把它贴掉了。当然那是70年代末，在台湾读书也不怎么容易。 其实买一部《大英百科全书》现在想来是很蠢的行为，因为这是工具书。百科全书运动本来有它的启蒙意义，后来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书而已。 不过那个行为反映的不是这个行为对不对，反映的是一种向往——就是一个人想要在他局限的环境里头挣脱出来，想要跟世界的知识面对面。而在那个时代你要用这么大的代价。 如果今天有个年轻人跟我一样想要接触这样的知识，他要怎么做？他要花多大的代价？理论上今天他只要接上网络，就有十倍，一百倍于大英百科全书的内容，他的代价几乎是零。 现在的问题是他有没有像我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一样饥渴。如果他一样饥渴，他的知识累计的速度会是十倍，二十倍，一百倍于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可能现在要那么饥渴不容易了，因为他有太多的诱惑和太多能量的消散，因为太多东西要争取他的注意力和他的喜好。 但在任何时代想要求知这个力量我相信永远都在的，去买一本书这个行为，本身不管这个书长什么样子，哪怕没有形体，是一个电子书也罢，取得一本书的行为本来就包含着改良自己的动机，我为什么要多读一本书呢？我是想让自己更好。 他读这本书，只是反映他今天的能力，读不了很厉害书的人是不幸，而不是不道德。是他没有那么幸运，有人读书能懂能进，这是他的幸运。有些人要慢一点，要少一点，那我们要认同他所有的努力，要想象他今天读这个书，代表着他未来有可能不止于读这个书。 书的力量也是神奇的，看起来只不过是一本书，但有时候就造成了你认识的断裂，今天在这里，明天就到那里，那个化学变化是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只是有一天你回头看，（发现）你今天看的东西的确跟当年不同了，这个境界是什么时候跨过去的，我不能完全识别，但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 我觉得任何文字都有一个搏斗的过程，要跟它打交道是要有一些努力的，我们对那一切行动都要替他感到高兴，觉得他有一种可能。
今天的工具其实是给了新一代更大的可能，比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可以更快地去接触到世界最精彩的东西。如果他没有善用这个情境，我也只能说，那是可惜了。
但我觉得读书是一种福分，而不是一个义务，不想读书的人，一点不妨碍他的存在。我有一位朋友，他是一个小说家，也是一个天赋很高，会多国语言的一个朋友。他家境非常好，所以他也不愁衣食，就很想为文学多尽一点力。他出钱出力，挑了各个国家现代语言的文学创作，亲自翻译或找朋友翻译，又找出版社想尽办法让他们出版，做了很多贡献。
做完之后，他就充满了挫折感，跟我说这个事他觉得不该做了，因为一本书连两千本都卖不掉，这个社会已经不读书了，我做这个事干吗。我很想安慰他，但可能我安慰的方法不太好，我跟他说，其实最坏的状况还没来。 我说在历史上，一本书有很多人读这是种短暂的现象。如果你有机会仔细想想出版的历史或者创作的历史，读书向来就不是大量的工业化的行为，这个工业化的行为是从19世纪末，差不多就是狄更斯在写小说的时候到现在。 《鲁宾逊漂流记》已经是史上有名的畅销书了，不过那个畅销书也不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畅销书。中古世纪所谓的畅销书可能是指两百年卖了两千本的意思。
在那个时代很多作者包围一个读者是很常见的事。在中古世纪，一个创作者写书，可能有一个所谓的赞助者，通常是一个贵族，起码会提供一个政治庇护，让你把书献给他，所以那个书是dedicated to谁谁，那这个人就提供了政治上的庇护，你的书出来，万一思想上有什么冲突，起码他保住了你。一个时代里这样的人不是很多，所以很多作者都要献给同一个人，因此这是很多作者包围一个读者的时代。
今天我们觉得跟工业产品一样，一本书出来就应该有很多人来读，我们甚至把它当做理所当然，把它当做要求。（遇到）那些不读书的，或者书卖得不好的情况，我们就急得不得了，觉得这个世界完了。 但实际上书比你想象中更顽固更顽强，历史上那么多烧书禁书的行为，但书仍然流传久远，原因不是来自于工业化的生产，而是来自于一直有一些追求阅读，甚至使阅读产生新意义的人。
每一个社会都有这样的人，而且我必须说，现代是历史上有最多这样人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说中国读者不读书了，台湾读者不读书了，都是一种比较的概念，去年跟今年比起来，更多人上网了，书少一本多一本，出版社变得艰难，书店变得艰难，这个当然是事实。
书会花果飘零，散成一个个网页在各个地方，不再是书那个样子。那个美好时代曾经发生过，我们可能还有点眷恋，但我说真实的书的意义不在于卖很多，不在于很多人读，真实的意义是，有时候一本书对一个人会产生一种作用，这件事他一直存在着。我用这个角度来看书的顽强，看出版跟书页的源远流长。
回过头来说，精神生活一定要是全面性的吗？我们希望它是全面性的，是因为我们觉得那是一个福分，我们希望大家都有。那如果有人不要，我想这也没关系，那些在乎的人会使这个事流传下去，那个力量还是蛮大的。 我只要想象每一本书在年轻人身上，在小孩子身上起过的种种作用，就觉得这个力量不要小看，我也不觉得现代化、后现代化这种种怪象和乱象会把这些根本的力量，几千年的力量毁于一旦，我不觉得有那么大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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