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黛玉（三）
中国封建社会里，爱情与淫乱原是常常不分的。所谓“万恶淫为首”的“淫”中，就包括着爱情。那一时代的道德经典上，曾对爱情规定了最严厉的惩罚：“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同时，为了禁绝爱情的发生，封建礼教又规定了一套极其严格的所谓“男女大防”。
林黛玉和贾宝玉自然也是处于这种“大防”之内。但是，由于私有社会制度的本身，总是存在着许多无法弥补的罅隙，不管它所制定出来的一套统治体系是多么的严密，总是阻挡不住生活的发展。美好的事物，总是从那一社会的罅隙中找到生长的机会。所以，林黛玉和贾宝玉虽然处在那个实行着强硬封建统治的荣国府中，他们却是在封建努力失去防范的状态下，开始了初恋。
这并不像有些《红楼梦》的研究者所说的那样：“以贾母为首的贾府统治者们，十分警觉地注意着贾宝玉在他的叛逆道路上的一切活动，特别注视着他和林黛玉的叛逆性的爱情的每一步发展。”这种说法，虽然从表面看来，好像是“提高”了《红楼梦》的思想性，实际上，不仅不符合书中的情节，而且把《红楼梦》所生动地表现出来的生活的复杂内容简单化了。当林黛玉初到荣国府时，王夫人特别叮嘱她，家里有个“混世魔王”（指贾宝玉），叫“不要睬他”、“只休信他”。当时林黛玉的心里还这样想：
……况我来了，自然和姊妹们同一处，兄弟们是另院别室，岂有沾惹之理？看来，那个封建家族“老祖宗”的贾母，似乎连存在于林黛玉心中的男女界限也没有，并且还为他们准备了爱情的摇篮由于她对于孙子、外孙女儿的那种出于封建观点的疼爱，使得林黛玉和贾宝玉能够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住处，得以“耳鬓厮磨，心情相对”，使得两人“早存一段心事”。
而最后摧毁了这一纯洁美丽的爱情，偏偏不是那个使一切感到窒息的封建统治暴君贾政，却仍然是这个曾经如此为贾宝玉祈求幸福，并且又是对林黛玉如此“口头心头，一刻不忘”的贾母；曾经把他们的生活连接在一起的贾母。
正是从这样的艺术描写里，我们更加感到《红楼梦》的深刻。它富有说服力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爱情的不可调和的悲剧内容。即使是碰到像贾母这样“好”一点的封建统治者，也无法改变它的悲剧结局。
尽管如此，这一爱情悲剧，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在“多有不避嫌疑之处”的自由活泼的接触中，展开了青年男女在初恋时期，那种互相试探心灵、互相捕捉对方爱情的微妙情景。曹雪芹以他天才的艺术手腕，对这种“三日好了，两日恼了”的复杂微妙的恋爱心里，作了极其生色的形象描绘。当林黛玉的薄恼与轻嗔愈是表现得多而变幻的时候，我们也就愈是感到这个少女的真挚、执着和她的感情的灼热……。每一个读者都可以从那些天才的笔触底下，读到爱情的音乐，爱情的哲学，爱情的诗，还有它的十分奇异的动人力量。
贾母不懂得这两个青年人的心绪，把他们之间的那些气恼、拌嘴，当成了他们的相处不和，十分可笑地为此“操心”，并且急得抱怨他们是“两个不省事的小冤家”。凤姐也把他们的这种表现，看成是“越大越成了孩子了”。
的确，正是在这种“孩子”看法的掩护下，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避开了封建统治者的注意目光，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那一时代对于爱情的摧毁力量，在最初的时候，不仅贾宝玉毫无所觉，就是十分敏感的林黛玉，也没有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如果说，在最初就有甚么压迫着爱情而使林黛玉展不开眉头的话，那就是有着一颗金锁的薛宝钗，其次则是有着一颗金麒麟的史湘云。这两个少女，在林黛玉的眼中，都是作为单纯的情敌而出现的。因为她们两人最有资格也最有可能成为贾宝玉的婚姻对象。尤其是有貌、有才、有晶而又在贾府中常住的薛宝钗，更是使她心神不安。因此，她对薛宝钗与贾宝玉之间的一切过从、一切交往，也最是一刻不放松自己的注意力。
正如恩格斯所说：“性爱本性乃是排他的。”本性如此，林黛玉的表现亦复如此。
当她看见贾宝玉从薛宝钗家里走来，她不满：“我说呢，亏在那里绊住，不然早就飞来了。”（当她到薛宝钗家里去，看见贾宝玉在那里，她也不满：“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当贾宝玉听从薛宝钗的劝告，不喝冷酒，她也不满：“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她说了，你就依得比圣旨还快些？”贾宝玉和薛宝钗各有一颗象征婚姻的宝玉和金锁，更是在她的心里结成不可解的疑问和压迫，为此和贾宝玉所生的气恼和口角就更加繁复了。
至于，人们一说：“史大姑娘来了”，贾宝玉听了“抬身就走”，自然又是引起她的不满。她和史湘云这两种性格，本来是可以相处得很好的，但一当贾宝玉侧身其间就生出嫌隙来了。那一次，史湘云拿她和戏台上的小旦相比，这固然会引起她的多心和不愉快，但这个到底是容易解释和消除的。引起她最不愉快的，还是因为贾宝玉为了怕史湘云得罪人所使的那个“眼色”。这在林黛玉看来是一种有情意的表现，因此她非常尖利的责问贾宝玉：“我恼她与你何干？她得罪了我与你何干？”
看来，她仿佛褊狭到如此的地步，好像非要贾宝玉和所有的女孩子尤其是薛宝钗断绝关系之后才能甘心似的。果然，有一次贾宝玉被她问得急了，忍不住这样说道：“只许同你顽，替你解闷儿。不过偶然去她那里一遭，就话这话。”这几句话，对于一个有着道德感的人说来是会感到损伤的，因此她不由的急了，并且说：“我难道叫你疏她，我成了甚么人呢？”同时，在这种情形下，她终于被迫地挤出了隐藏在心里最深处的一句话：“我为的是我的心。” 是的，正是从这颗心里所颤动出来的爱情旋律，使我们在林黛玉的褊狭中，看到了爱情的纯真和热切。
唯其因为她所献给贾宝玉的爱情，是纯真的热切的爱情，所以她对贾宝玉的爱情也就要求得至苛至严。
其实，林黛玉又何尝愿意把贾宝玉只禁闭在自己的身边？凡是在不影响到她的爱情的地方，或者是与封建礼教发生抵触的地方，贾宝玉的一切活动，她都不加过问，并且在客观上起着支持的作用。贾宝玉为女孩儿们淘澄胭脂膏儿，她非但不加以阻止，并且还劝他“干也罢了”，不要“带出幌子来”。贾宝玉私祭晴雯，她对那篇《芙蓉诔》曾“满面含笑”地加以激赏，并且特别称颂文中的“公子情深”之句。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贾宝玉因与名艺人蒋玉菡交接，被贾政毒打之后，他只对林黛玉说出了这样的真心话：“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心甘情愿的。”
林黛玉所以对薛宝钗显得特别褊狭，不仅是因为薛宝钗可以使她的爱情完全破灭，而且也因为贾宝玉确实对这个“脸若银盆，眼如水杏”的少女有着难以斩断的系恋。的确，这个“宜室宜家”的薛宝钗，直到今天还在很多读者的心头引起无限的爱慕。有些人更在内心最隐秘的地方想着：如果得到这样的一个贤内助，真是做丈夫的福气……。薛宝钗既然有这样大的魔力，生活在十八世纪的贾宝玉，似乎就更不容易摆脱她的迷人之处了。所以，他一到薛宝钗的面前，总是“不觉又呆了”。即使是当薛宝钗对他说了那些“仕途经济”的“混账话”以后，他也并没有完全斩断对她的种种系念，真的从此“生分”。当薛宝钗一旦搬出大观园时，还是引起了他的空惘和寂寞。
是的，“见了女儿便觉清爽”的贾宝玉，对于少女们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同情和关心。这种同情和关心，往往由于他所采取的表现方式、以及和他所处的阶级地位、特殊环境结合起来，就常常显得有点泛爱主义。他可以为林黛玉抛弃一切，但还不能因此而抛弃对其他少女的那种轻怜薄爱，以及有时甚至与爱情显得有些含混的眷恋。聪敏的林黛玉对这种情形看得很清楚，她曾经对贾宝玉说过：“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实在说来，林黛玉不是埋怨贾宝玉给予她的爱情太少，而是埋怨贾宝玉分出去的太多。
但是，贾宝玉毕竟不是泛爱主义者，也不是“唯美主义者”。他酷爱形体的美，但只有当这种形体的美用内在的精神美充实起来的时候，才能唤起他真正的爱情。这就是为什么“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的林黛玉，始终成为他生活的重心，一旦离去，整个人生便要颠倒起来。贾宝玉从林黛玉的身上，发现了正是他一生所寻求的东西。而林黛玉也从贾宝玉的身上找到了灵魂的寄托。于是，在反封建主义的人生道路上，他们互相听到了内心的召唤，互相编结着又编结着那条紧系住两颗心的爱情绳索。
是的，贾宝玉没有因林黛玉而弃绝对其他少女尤其是薛宝钗的系恋；但是，如果当这种系恋一旦危害到他和林黛玉之间的爱情时，他就会立刻作出决然的表示。所以他才那样害怕人们提起“金玉姻缘”，而林黛玉一提起此话，尤其使他焦躁，使他伤心。因此，他在睡梦里也不忘高呼：“和尚道土的话如何信得。甚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木石姻缘’。”而在林黛玉的面前更是说得斩截：“除了别人说甚么金甚么玉，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天诛地灭，万世不得人身。”
其实，林黛玉又何尝看不到贾宝玉只对她才存在着真正的爱情，她在心里曾这样说过：“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重这邪说，不重我的？”同时林黛玉又何尝不了解她和贾宝玉的命运原是连结在一起的，她曾经这样暗自埋怨过他：“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为我把自己失了？殊不知你失我也失。”
尽管是这样，我们看到她在贾宝玉的面前却从不表示信任。一有机会，她仍是不断地测量着爱情。她似乎是永无休止地考察着贾宝玉的心。而当她把笃实的贾宝玉“逼得脸上紫涨”，她又暗自深感内疚，并且感到痛苦。原来，这个少女是无限地要求着爱情的忠贞，她在爱情的浓密之上更加上浓密。正像书中所说，她是“情重再斟情”的。这样，她折磨着贾宝玉，同时更是折磨着自己。
一个作家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爱是痛苦的、嫉妒的、多疑的，对于一个孩子是不胜负担的”。林黛玉正是这样，她爱得深沉，爱得美丽，然而她也爱得多疑和痛苦。
这种痛苦，是具有感动力量的痛苦，正如恩格斯所说：“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 爱情是这样地使林黛玉感到痛苦，甚么时候，才能让她倾饮爱情的酒杯，一尝它的甘甜和醇美呢？也许是当她完全不再需要顾虑有第三者干扰的时候吧？
生活，曾经给了她这样的时机。
当她正对贾宝玉怀着猜疑而始终放不下心来的时候，曾在他们爱情的边沿盘桓了一下的史湘云，订婚了。于是，最直接压在林黛玉心上的两重压力，其中之一的金麒麟便完全在她的心里解除了疑虑。而另一重更大的压力金锁，也在她的感觉上慢慢减轻，乃至接近消失。这种消失，一方面是因为她多次试探贾宝玉，而贾宝玉也多次在她的面前显现出真情的结果；更重要的，还是由于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有一次，她深恐贾宝玉把张道士送的金麒麟拿到史湘云面前去摆弄，“借此生隙”，而引出甚么“风流佳事”来。于是她便“悄悄地走来，见机行事，以察二人之意”。
不想刚走来，正听见史湘云说经济一事，宝玉又说林妹妹不说这样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同她生分了。
她听了这话，“不觉又惊、又喜、又悲、又叹”，感到“自己果然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同时又觉得贾宝玉这种“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手我”，是最可信赖的了。这要比在她面前千言万语的起誓，更显得无伪和真情。这样，她终于敢得了可靠的证实：贾宝玉的心中的确是没有薛宝钗的位置。
果然，从这以后，我们就没有再看到她和贾宝玉生过大气、闹过别扭了。有很长的一段时期，他们进入了一种比较平静的、两心默契的恋爱生活。
但是，疑虑的消除、爱情的深化，依然没有使我们看到林黛玉从心里透出一丝真正的笑意。
深刻的忧伤，不是在这个少女的身上减轻，而是更加变得沉重了。
“竹影参差、苔痕浓淡”的潇湘馆，原是疗养疾病最好的环境，但是，她的病不仅没有得到爱情的滋补而转轻，相反地却是逐日地加深着。贾宝玉看她“比旧年越发瘦了”。她自己也觉得：“心里只管酸痛，眼泪却不多”。
正所谓：“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原来有一种比疾病更加沉重、更加容易使林黛玉憔悴的东西，一直紧压在她的爱情上。当她为薛宝钗而心情紧张以致夺去她的全部注意力时，她曾经暂时忘失、或者减轻了对这重压力的感觉。而当疑虑一旦消除，心神比较集中，这重压力就在她的身上更加显示出重量来了。
这就是那一时代对于爱情、对于自由、对于人权的巨大压迫！
这种压迫，还在很早的时候，即当她和贾宝玉的爱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隐秘地，从她的心灵深处狠狠地折磨她了。不过，这种压迫，在最初的时候，并不是通过贾母、王夫人，也不是通过凤姐，更不是通过贾政等荣国府里的封建统治者加到她的身上的，而是通过比这些人更要大得多的一种统治力量来对她施展压力的。这就是那一时代像空气一样地包围着每一个人的传统观念。
这个巨大的“历史的惰力”，不仅存在于林黛玉的外部，同时也存在于她的心中。原来，爱情在那时，即使从林黛玉的眼中看来，也是一件可怕的、不道德的行为。因此，她经常处于这样的心理矛盾中：她一方面热切地要求贾宝玉在她的面前倾吐衷肠，但当贾宝玉在她的面前赤裸裸地作出这种表示时，她又忽然表现出一种气愤和悲伤。有好多次，贾宝玉在她的面前这样地真情毕露：“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你死了，我做和尚”……当她听到这些话时，总是“气得说不出话来”或者“早把眼圈儿红了”，又认为那是“胡说”、“欺负”等等。更有一次，她听了贾宝玉的吐诉之后，感到“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谁知她“怔了半天”之后，又是“两眼不觉滚下泪来”。
这种表现，看来真是不可捉摸，甚至让我们感到这个少女的不近人情，难以相处。原来，当爱情在她的心里升起的时候，随即就有一只看不见的黑手紧紧地捏住它，这就是存在于她心里的传统观念。所以她对贾宝玉那种热情的举动总是感到“竟不避嫌疑”，又总是在心里这样想：“宝玉与我虽素昔和睦，终有嫌疑。”是的，爱情跑过这个少女的心，就像一只闯进幽暗房间的小鸟那样地惶乱和惊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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