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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汝窑天青釉椭圆形水仙盆”（下称“个人藏品”）与“北宋汝窑青瓷天青釉椭圆无纹水仙盘”（下称“台北藏品”），应为同一时期（北宋徽宗朝的官窑）产品，它们既有不相同之处，也有相同之处的不相同的效果。不相同之处，“台北藏品”是“无纹水仙盘”，“个人藏品”是“有纹水仙盘”。而相同之处的不相同的效果是，二者都篆刻有“铭文”，“台北藏品”篆刻的是乾隆皇御题诗，“个人藏品”篆刻的是令人猜疑的所谓“铭文”。前者为后人鉴赏和鉴定起重要作用，同时对本文鉴赏“个人藏品”将得到很好的借鉴和比照作用。 而后者的所谓“铭文”使人猜疑，可能还会产生一些不良的效果。所以，我们今天对“个人藏品”的鉴赏，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是对瓷器本身的鉴赏（撂开“底款”和“铭文”不谈），并抱着挽救和挽留的心态将其承传下来，总比捡到一块汝窑瓷片强得多，这才达到其预期目的。若是被那些所谓“底款”和“铭文”的干扰，并且横加指责，说得其一文钱不值，最后只好把它推进垃圾堆里，这对古瓷的保护、研究和鉴赏是毫无意义的。况且在全国范围内属于此类型的藏品并不多见，十分珍稀。 “北宋汝窑天青釉椭圆形水仙盘”（图1）（下称‘个人藏品’），高7.0厘米，深4.4厘米，口径25.5×15.2厘米，内底径23.5×13.5厘米，重685克。该器型侈口、深壁、平底、四云头形足，四周之壁胎薄，底足较厚，通体薄施天青秞，有开片，裹足支烧。底部有六个支钉痕，呈芝麻状，灰白色胎。 一眼看去，一件“雨过天晴云破处”的釉色的器物展现在眼前，使人们有着十分清爽感觉。因其本身篆刻着一些所谓的“底款”和“铭文”（以下简称“附加物”），而使人产生诸多猜疑。 该器，从器型、工艺以及胎釉（图2）等几方面的质量（以下简称“质量”）情况看，属北宋汝窑产品无疑。而进一步可看到那些所谓“附加物”，很不理解，与原物并不匹配。北宋的产品，为什么又篆刻西夏的所谓“底款”（“寿昌五年”）（图3）？之后又篆刻上南宋的所谓“铭文”（邵局傲东京 官窑因得名 兼偶同卦列 守口匹如城 宋淳熙年御贡）（图4），这起不是张冠李戴？无法说得清楚。 笔者认为，当前对‘个人藏品’的看法，应从两个方面去研究和鉴赏： 一、主要是解决整个器物的“质量”问题。所以，从整体上说，首先认定，‘个人藏品’是否是真品，而不是去追究“附加物”的成因问题。说明白一点，要解决其“质量”问题，也必须首先把“附加物”撂下， 避而不谈，细致而准确地审查其“质量”的情况，使其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才是收藏者对藏品要求和目的。如果被那些“附加物”所掩盖、纠缠，而放弃对“质量”方面的鉴赏与研究，势必出现偏差，走进死胡同，甚至会有人指责——臭过死老鼠，往垃圾堆里一扔，就算完了事，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人们只能通过认真、细致地针对其“质量”方面的鉴赏与研究，若所得的结论，能说明其确实是地地道道的真品，而对于那些“附加物”，因擦不去，洗不净（令人深思），只能说是因此而使其致残，既不影响其器型的完整性，也不影响断代，这才是对古瓷的保护、珍惜和鉴赏的客观态度。古人说“十古九残”，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二、不能苟且了事，应慎之又慎。前面己经提到，从“质量”上看其确实是地地道道的真品，若有人认为，因“附加物”所掩盖、纠缠，有碍于美观，不分青红皂白，把它往垃圾堆里扔，这一举动不可取，因为这些“附加物”是在器物烧成后，再加上去的，与“质量”毫无关联。可以退一步说，如果十分讨厌这些“附加物”，倘若是把它打破而取其瓷片（不能粘连丝毫“附加物”），你能说这瓷片是假的？这是不可能的。这样做能挽回一片真品汝窑瓷片，这就胜过把整器往垃圾堆里扔，全落空，等等这些都不可取，不能苟且了事，应慎之又慎。 在瓷器上篆刻铭文，时有发生，有时也并非坏事。据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有关资料报道，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编号为“故瓷017851”的“北宋汝窑青瓷天青釉椭圆无纹水仙盘”为北宋徽宗朝的官窑，以天青釉色著称于世。底刻清乾隆题诗，是精品中的精品。汝窑传世作品不多，据考证此种无冰裂纹开片之传世汝窑仅存一件。可见对这个“仅存一件”的器物，如果没有乾隆御题诗，恐怕谁也不敢于下定论为真品汝窑？因此说，在瓷器上篆刻铭文不但不会毁容，相反，还能通过这些铭文而提高其知名度，对后人的鉴定和鉴赏提供了重要依据。这是在两件相同类型的器物上，篆刻不同的“铭文”，而产生不同的后果。 图1 主体图 从主体图中，在还没有看到任何“附加物”之前，感到十分清爽，一个“雨过天晴云破处”的景色展现在眼前。 图2 胎、秞 底部的支钉痕，呈现芝麻状，并显露出灰白色胎体。秞层柔嫩、温润，显现北宋制瓷工艺。 图3 底部及底款图 从底部图中，可看清底部有六个支钉痕和四云头形足。至于所谓底款“寿昌五年”从何而来，令人猜疑。因此，笔者曾作过这样的设想，此器是北宋产品无疑，但产品出生产来后，通过各种流通、交流渠道，曾到过西夏，因西夏当时生产水平比较落后，无法生产此类产品，又因此器十分珍稀，便篆刻上了西夏自己的年号——“寿昌五年”（1099 己卯年，也就是宋徵宗在位前两年），文中说到，与“台北藏品”应为同一时期（北宋徽宗朝的官窑）产品。这是说同一时期而已，并不是说同一个年份。 图4 内底及铭文 原是北宋汝窑产品，曾落户过西夏，久而久之，再过70—80年后，又转回到南宋人手里。因为到了南宋时期，因诸多原因，南宋再无法生产此类产品，而此类产品当时己十分珍稀、名贵，甚至在南宋宫廷可能己经失传，为了挽回某一些不应有的损失。因此，时任南宋杭州官窑器监督官的邵成章，号称邵局，便在此器内底篆刻一首五言诗，诗曰：“邵局傲东京 官窑因得名 兼偶同卦列 守口匹如城 宋淳熙年御贡”。作为贡品送进宫廷。此器所经的历程是多么曲折而复杂，曾几经周折，畅游祖国南北，为寻找新的主人，也曾流落过街头，终于有所归属。正是：“昔日皇家珍稀物，今藏寻常百姓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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