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清官情结”

中国人的“清官情结”

从古代的包拯、海瑞、狄仁杰到现代的焦裕禄、孔繁森等等，中国历史上对“清官”的喜爱和热捧一直经久不衰，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清官”文化。中国人的“清官情结”是在社会和文化发展中形成的，究竟反腐依靠“清官”行不行？

国人的“清官情结”

中国社会的“清官热”

中国的社会有一股“清官热”，关于清官的文学、戏剧、影视作品历史上多不胜数，一直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同时清官也是知识分子最喜爱和关注的创作题材。清官文化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那片特殊的土壤中。自商秦以来，便有清官、赃官之别，在正史中，"清官"一般以"廉吏"、"良吏"称之，指的是传统社会中那些严以自律、洁身自好、公正清廉、不畏强权而受到民间百姓爱戴的官吏，"清官"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则出现在宋明以后，一些宣传清官事迹的文艺作品，如话本小说《包公案》、《刘公案》、《铡美案》开始在民间广泛流传，家喻户晓，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张岱在所著的《夜航船》中，描述了古往今来40位清官的故事。

“清官情结”是靠不住的

崇尚清官决非坏事，但崇尚过度了，形成清官情结，就出了问题。从百姓方面来看，有过重的清官情结，就把清官理想化，把希望寄托在遇到清官上，没遇到清官自认倒霉，忍声吞气，不再拷问制度的优劣，以为有了清官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从官员角度来讲，陶醉于清官情结，认为自己做到“达则兼济天下”，过于相信自己的良知，而忽略健全完善制度机制。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任何一个官员即使是职位很高的官员都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除了履行自身职责，其他既不能过问，也无力过问，何况有些事情牵涉极广，成因复杂。清官情结是靠不住的，甚至是可怕的。（来源：学习时报）

清官，是公平正义的希望和祈盼

“清官情结”的误区

对自身认识存在的误区

清官情结，是我们中国人对清正廉明的官吏和公平正义的政府的一种希望和祈盼。但是在这种情结中看不到我们中国人运用自身理性力量的因素，而是求助于一个外部的、他人的、幻想的正义力量来希图获得公正。本质上，这种情结是对他人的一种企求，几乎没有自身的付出和成本，因而是廉价的，我们理性处于沉睡或休眠的状态，我们企图有人来救自己，而没有意识到自己救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对权力监督和约束的误区

在部分国人的心中，没有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的观念，而只有迷信权力和崇拜权力的意识。我们在迷信和崇拜权力的同时又希望权力能够自己约束自己，能做到清正和廉洁，然而这恰恰是和权力的本质相违背的。按照西方法学家的说法，权力本质上具有无限扩张的趋势，权力的行使直到有阻力的地方才会停止。希图权力会进行自我约束，不过是痴人说梦罢了。

对官员群体认知的误区

官员也是普通人，官吏与普通百姓的不同就在于是否占有了政府部门的某个位置。因为占有了特殊的政府位置，其掌控的权力和资源要远远大过普通人，所以官吏“作恶”的可能性、程度和幅度都要远远超过普通人。由于掌控着特殊的权力和资源，其所受的各种诱惑也要远远大于普通人，因此官吏较普通人更容易堕落。（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廉政文化”=“清官文化”？

“清官情结”背后的“清官文化”

“清官”：特殊社会关系下的官民调节器

清官形象是百姓塑造的，不是官员们塑造的。在一个官僚统治的社会，官强民弱是社会关系中的一个基本格局。在我国封建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后期，国家管理活动中官与民之间关系中的官强民弱现象十分明显。在这个格局中，总体的社会关系失去了必要的平衡。官吏对权力的滥用和公权力对私人利益的侵夺与对正常法律关系的破坏，不断造成社会关系的紧张和官民之间的冲突。

清官实际上是民间创造的一种平衡官民关系的角色。在官和民、权与理的矛盾面前，清官站在民和理这个方面。他们始终以爱民为己任，为民请命，替百姓伸张正义。虽然百姓无法创造他们所希望的那种具有制度意义的调节系统，但清官这种调节器却使百姓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

清官文化的儒学渊源

孟子云：“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是孟子从政的原则，也是一切仕进者的龟鉴。清官的守道精神就来自于孟子的这种大丈夫气概。中国的百姓熟悉这样的气概，他们希望政府的官员在面对贪赃枉法的上司和昏庸无道的皇帝时能够有这样的气概，他们希望在他们遭受来自官宦权贵的非法侵害时能遇到有这种气概的好官。清官的守道精神就产生在“亚圣”的大丈夫气概中，就产生在百姓对这种主要应当表现在官员身上的大丈夫气概的需求中。 (来源：徐祥民/马建红：清官精神的儒学渊源与当代价)

“清官情结”不宜过度

廉政文化建设可借鉴“清官文化”的有益部分

古代清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弥足珍贵的思想宝库，可以为当代廉政文化理论建设提供充分的思想资源支持。我们应该借鉴和应用传统清官文化中的合理因子将其运用到廉政文化建设中来。只要正确利用传统清官文化，加强清官文化的研究，在全社会大力宣传清官的清廉思想和事迹，弘扬清官文化中积极健康且符合时代精神的一面，对于在全社会形成反贪倡廉的社会风气，促进廉政文化建设当是大有裨益的。

勿把“廉政文化”等同“清官文化”

有关专家认为：清官文化强调的是廉吏个人在廉政建设中的作用，把廉政的希望寄托在少数开明绅士身上，落脚点是在"个人"，清官文化体现的是人治和人治社会的价值追求，而人治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如今，反腐败体系将更为立体，从以前的惩治预防腐败制度建设，过度到制度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并重的阶段，廉政文化这一无形的、非正式制度和已有的反腐制度互相结合，可以挤压腐败文化的生存空间。"（来源：发展论坛）

内在约束：加强官德培训

主要通过加强个人道德修养来提升人的品格。一方面，作为官吏要意识到自己与普通人不同，要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和法律修养，端正自己的行为，强化自己的责任意识；另一方面，作为非官吏的普通人也负有相应的义务，即关注和维护公共生活、表达公共诉求、监督政府和官吏的行为的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与前者相比，这种义务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因为前者主要处决于官吏的自觉，而这种自觉是极其脆弱的。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法治还是非法治国家，莫不如此。

十年反腐路证明制度最重要

要靠外在约束：通过外在的制度、规则、纪律、法律等进行约束，这种约束可以是约定俗成的习惯和风俗，也可能是党的纪律，也可能是国家的法律等等。当然，其中最主要的东西是法律。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既是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又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保障。切实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努力形成一套“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反腐倡廉有效工作机制，是顺应反腐倡廉形势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新拓展。（来源：第一政论网综合）

结语

中国人的“清官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它在提升官员自身素质和百姓信任度中的积极作用。但是同时要意识到单纯寄希望于依靠官员“廉洁”来遏制腐败，是有些理想化了。希望我们能够多一些“制度情结”，健全完善制度机制，少一点不切实际“清官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