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状况的改善，人们对医疗服务水准的要求也随之增高。以前，百姓尚为吃饭、穿衣而奔波，生病时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去求医的。求医也只是找个医生看看，医生怎么说就怎么办了。现在，不仅小毛病也重视起来，而且求医时还想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怎样诊断才准确，什么是最佳治疗方案等。这样一来，病理诊断（目前在所有诊断方法中最具权威性）的应用位置也就突出起来。
病理医生（国外称之为医生的医生，doctor’s doctor）的作用正在逐渐充分体现出来。总的来说这是一个进步，是一件好事，但同时对病理医生的要求也就严格了起来。病理医生签发的诊断报告再也不是以前那样可有可无，可对可错了，而是要求病理诊断的准确率达到99％以上（国外标准）。
但是，由于我国到目前还缺乏一整套培养合格的病理医生的体系，而且现实中病理科在许多医院里还处于“角落”的位置。因此，如何在现阶段认识病理诊断的失误以及应付由此而来的医疗纠纷是迫切需要充分讨论的一件大事而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一．疑难诊断是客观存在
作为常规病理检查,是以光镜下观察组织和细胞变化为基础。在常规工作中，90%的病例可以得出明确诊断，其余10%则难以作出可靠诊断。虽然从50年代发展起来的电镜和从80年代发展起来的免疫组织化学检查已从细胞水平进入到亚细胞结构和抗原大分子水平,有力地改观了对许多疑难诊断的认识,如电镜可使疑难诊断30%获得明确,免疫组化可达50%，仍然有近5%的例子做不出结论。目前国内外已开展的原位杂交技术和PCR技术,已从细胞膜、细胞浆的探索中深入到细胞核内基因水平,病理学中的核磁共振技术以及原子力显微镜技术已达到细胞内小分子甚至原子的观察分析水平,这些目前尚未能达到实际应用的阶段，因此，要求诊断无误是不可能的。
二、病理诊断标准随着学科发展而更新
病理诊断是建立在对形态改变的认识的基础上的，在这个认识过程中，有一个从少到多、从表面到深入、从片面到全面的过程。同时，任何学科都在不断发展之中。因此，不能用现在的认识水平和诊断标准来回顾诊断以往的病例，而得出正确与否的判断，这种不是历史的看问题的做法是不能用在病理诊断有无失误这一点上的。例如：粘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在1985年以前一直认为是假性淋巴瘤，而现在已经明确为真性肿瘤，因此，不能用现在的标准来判断以前的诊断对与不对。
三．任何高明的医生也会有失误
由于人体疾病的复杂性、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以及缺乏基本训练的现状，使得病理诊断的失误不可避免。“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人们只是主观上希望不失误而已，但客观上是做不到的。古今中外大量的实例早已证明了这一点。100%的诊断正确率是只是一个理想的数值，也是人们为之追求的目标。据笔者分析，失误率在5％以内者为高水平，5～15％为中等水平，大于15％为低水平。作为病理医生自己应持的态度是：用人道主义指导工作，力争不失误，同时检测一下自己的失误率，找出自己的差距，努力求学，尽可能减少失误率。
四、误诊的原因
误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基础知识的问题、实践经验方面的问题、思维分析方面的问题，再有主观方面如工作态度、责任心等，还有显微镜下观察仔细、全面等，但就目前带有共性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点，有必要予以强调。
1.忽视活体组织检查的会诊特性
活检是病理与临床间的一种特殊形式的会诊讨论，这个过程中的“会诊讨论”是通过病理申请单与病理报告单之间的交流来实现的，即通过这种方式交流双方的信息和诊断意向，从而完成对疾病本质判断的会诊过程。如果这种书面的交流不能满足诊断的需要时则应进行电话或面对面的讨论，以便达到真正的会诊目的。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这种双方的交流大为削弱，一是申请单书写过于简单，病理报告单也仅有一个诊断，电话讨论难以实现，面对面讨论更是少之又少，这样是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误诊变成了现实。
2.忽视病理取材的代表性及标本的局限性
取材的过程实质上是抽取病检样本的过程，一般情况下，小标本的取材是有临床医师进行的（如肝穿、窥镜等）离体器官中病变的取材是由病理医生进行的，取材所得的样本是病理医生进行观察的直接对象，也是做出病理诊断的客观依据，因此取材有无代表性便直接决定着病理诊断的正确与否。美国著名外科病理学家 曾说：“病理医生不可能从无代表性的材料中作出疾病的诊断。”由此可见，病理取材基本功的训练对于病理及临床医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3.忽视病理诊断报告单上诊断用词的严密性和准确度
众所周知，病理报告中的诊断有四类或五级之分，按四类分法，即I类诊断：指明确肯定病变部位及疾病的诊断。II类诊断：单靠病理方面不能完全肯定的，而只是提出可能或倾向性的诊断，即有所保留的病理诊断。III类诊断：即描述性诊断，严格说它还不是诊断而仅是一种对无特异性病理变化的客观描述。IV类诊断：实际上是对送检标本的评价，如送检标本全为坏死组织或严重挤压等。
按五级分法：①明确诊断；②有保留的诊断，书写为“考虑为……”；③可疑的诊断书写为“疑为……”或“高度疑为……”；④符合（临床诊断的）性诊断；⑤不能排除某种疾病的诊断。
病理医生在签发报告时要学会应用上述的不同诊断名词，恰如其分的掌握上述名词的内涵，才能避免由于用词不当所造成的失误。
五、误诊的后果
病理诊断一旦有错，其后果十分严重。
肿瘤的误诊可分为两类：
1. 将良性诊断为恶性
此时，临床按恶性处理，其结果是：
（1）手术切除了重要器官，造成终身残废甚至死亡，如截肢、眼球摘除、喉切除、肛门切除、生殖器切除、肺切除、肾切除、肝切除等；
（2）不能手术者，采用化疗、放疗等，这些治疗给病人带来的毒副作用是剧烈的和长期的，对人体正常组织、器官的损害是严重的，如胃肠反应、脱发、骨髓抑制等。这些治疗本身也可以致癌。
（3）经济损失，甚者可倾家荡产。
（4）精神负担，不仅是病人本身，病人的亲属以及朋友也被累及。
（5）混乱了临床对一些肿瘤治疗的认识，出现×××癌被治愈、×××癌存活××年等临床报道。
2. 将恶性诊断为良性
此时，临床按良性处理后，使病人失去了宝贵的治疗时机，其结果是：
（1）把本来可治者延误成不可治者，因为早期癌的治愈率可达90％以上。
（2）缩短了中晚期癌病人的生命。
无论是哪一种误诊，病人一旦获知，便会引发一场医疗纠纷，病人、医生、医院、单位等都深陷其中，不得安宁。病人痛苦，大家受损。
六．减少误诊的要点
病理诊断之所以具有权威性，是因为它是定性诊断（CT、B超、MRI、核素等影像学方法都只是定位诊断），说到底主要把握两个关口：一是肿瘤性与非肿瘤性，二是良性与恶性。只有在此两性上发生误判才是失误。至于肿瘤中某一具体类型上的分歧则不属于失误的范畴。从横向关系上，无非又是两点关键：一是诊断不足，二是诊断过头。所谓诊断不足是指把恶性当作良性，所谓诊断过头则把良性当作恶性。在日常工作中要想减少失误，病理医生应采取的原则是：
①第一次发某种诊断报告一定要找发过此种诊断报告的医生参谋一下。对于从未发过的某种诊断报告，即使对照书本、图片，认为很象，但实际上往往会错。应请教有过此种诊断经验的医生阅片、讨论一下，不然是会出笑话的；
②大量阅片。笔者体会认真经手和阅读一万例以上时，才能发初步的病理报告。经手三万例以上时，才能复查下级医生的报告。经手五万例以上时，才能解决疑难诊断。任何高明的病理医生都是从切片堆上站起来的。仅靠读书、做试验、写文章、获硕士、博士学位是发不了病理报告的，这也是历史证明了的；
③建立随诊记录是最有效的确诊手段。笔者分析过日常病理诊断的准确率后发现，常规活检中疑难病例约占5～10％，通过组化、免疫组化、电镜等手段，可使疑难病例中50～70％得到明确，剩下的一些例子则无能为力了，最后只能请科主任签发，而这种签发是带有推测性的和靠权威声音（望）下诊断的，并不是证据充分的。此时如果将这样的例子的通讯地址记下来，追随下去，则大多数都可获得最后诊断的。这一手可称为病理医生的“杀手锏”、“看家本领”，其法甚灵，其妙无穷。
七 ．失误后怎么办
病理诊断失误后面临两个结局：一是临床未按病理诊断（错误的）去处理病人，即没有实施任何措施，没有给患者造成任何不良后果（精神和肉体的痛苦、缩短生命、死亡等），这种失误也就失去意义，被自然淹没了；二是由于病理失误，引起了患者的不良后果，此时也可引起两种结局：一是患者不去计较病理的失误，此时也可以逐渐淡化掉；二是患者（或亲属）计较病理失误造成的不良后果，于是就引起了医疗纠纷。
笔者曾专门与美国、香港的病理同行探讨过此种难堪局面如何处理。在国外，病理学会下设有一个高度权威性的仲裁委员会，患者的申诉要经过委员会的决断。如果确是病理失误所致的不良结局，则由保险公司赔偿。每个病理医生都是买了保险的，既不是医院出钱，也不是医生出钱。但如果一个医生出过失误，那么他买保险的费用就要增高。这种保险制度运转着国外的医疗纠纷的处理。
但是在我国，既没有权威的仲裁委员会，也没有实行医疗保险制度，一旦出现医疗纠纷，医院就成了矛头的焦点。此时，医院应掌握的原则是：如果此例失误是难免的（即多数病理医生都有可能发生的），则不能责任于病理医生，而只能与患者作解释。即使患者告到法院，法院也是判不了医院败诉的，因为法律不能仅用专家的水平去要求普通的医生，那是不合理的，也就是不合法的了。尤其是遇到个别患者抱着“捞一把”的心理去与医院纠缠，则更站不住脚了。
再则，病理医生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团结更是目前我国现状下应大力提倡的。要抱着互相支持、关怀、友善的心情对待每一个外单位病例的会诊。原则上是实事求是，但同时又要设身处地，千万不要把原来不大的失误扩大化，增强化。在病理医生间应造成友好的风气，于国家、于民族、于病理事业、于患者都是有益的。
目前在我国,虽然已从解放初期仅少数大医院设病理科发展到约一半县级医院设置了病理科,但其状况还远远赶不上临床发展的需要,省级以上的大医院病理科不超过10人,地区一级的中等医院在5人左右,县级医疗大多1至2人,如此少的人力连完成最起码的常规工作都嫌不足;其次,病理科医师、技师大多数是由其它专业改行而来,并不是选优,而是由于种种原因被'淘汰'而来;再则,各级行政领导对病理科有无、工作好坏、设备更新、人才培养难以放在应有的位置予以考虑。虽然我国的国情和发展决定了病理的位置会不断提高，但眼下却是病理走下坡路的时候（老一辈的退休，年轻的医生不愿意干这辛苦的无名无利的病理）。此时此刻，奋斗在病理领域的同道们只有“越是困难越向前”，及时认识面临的问题，清醒地找出方向，同心协力，求一份自我安慰，创一片未来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