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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士翘藏书印 毛静/文 在江西近代藏书家中，有一位出身行伍的客家籍藏书家，他就是民国时江西省保安处处长廖士翘中将。 一、奇峰万叠雁横飞 廖士翘字卓如，清光绪年（1891）四月初二日，廖士翘出生于南昌府义宁州安乡长坑村桃树坑，也就是现在的修水县黄沙港乡长坑村。廖氏五代之前为赣南客家，迁此附籍。他早年私塾发蒙，后进入由梯云书院改制的修水梯云小学就读。因为家境贫寒，1900年，廖士翘咨送学费全免的江西省陆军小学第四期就读，并以优秀成绩毕业，先后进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陆军第一预备军官学校肄业，并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工兵。1923年毕业回国，先后任广州军政部少校科员、第六军教导营营长、黄埔军校工科学生队主任，并参加北伐。1928年蒋介石创立军官教育团，委任廖为少将参议兼地形学教官。1932年回省任第三区（设九江）行政督察专员兼武宁县长，次年任江西全省保安处处长（副处长蒋经国），中将军衔。抗战时期指挥江西保安团各部坚持对日作战，屡立战功。1946年退役转而从事教育，思想上逐步倾向进步，支持子女参加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并为南昌解放作出重大贡献。1951年在“镇反”运动中被错杀，1986年予以平反。 廖士翘藏明刻套印本周礼 二、万方多难故人书 廖士翘一生戎马倥偬，军机之余却好藏书。其实他交际的对象也不仅限于跃马挽强的军人，一些文化名流和藏书家如陈三立、欧阳成等都跟他有过交往，只是一般人不知道他喜欢藏书罢了。1933年开始廖士翘在庐山牯岭营建别墅，名叫“松泉园”，题刻自署“松泉主人”，拟作自己将来退憩读书之所，可惜他耗费几年心血刚刚营建停当，日寇铁蹄就践踏而来，他的“松泉园”藏读之梦遂告破灭，藏书只能跟着他从南昌开始辗转各县，不遑宁处。 廖士翘曾经留下一套日记手稿，叫《我生大事记》，共十四册，时间跨度约十五年左右，字数约20多万字。日记主要部分集中记录抗战时期的行止，笔者曾将全书披阅一过，从中勾稽出他的相关藏书活动。 廖士翘的藏书，主要来自两个时间段，一是供职南昌时期；另为抗战播迁时期。他在南昌灵应桥置有房舍（后迁墩子塘新宅），这里距戊子牌、磨正街、万子祠的“文化一条街”不远，业余时间可以在此选买书籍。这些古籍后随他漂泊各地，乱世藏书之不易，可见一斑。例如他曾以二百六十块大洋购入《二十四史》全套，南昌沦陷前搬到奉新温汤，又迁到吉安澧田，再迁泰和高城和两塘。1944年7月战事吃紧，又不得不迁往宁都，中途部分古籍浸水，令廖士翘心痛不已。 廖士翘的藏书中的精品来自抗战时期。一方面，北方士人流播入赣者日众，为了生计及行动方便，不得不出售一些随身携带的古籍；另一方面，江西本省一些故家大族，也因日寇侵袭蹂躏，散出故物甚多。只是廖士翘身边可用财力有限，又育有六男四女，全家老小二十余口，全仰仗自己的薪俸所入，经济拮据之窘境，与另一藏书家欧阳成相比可谓伯仲之间。廖氏平常自己还得领着家人开荒种菜以补家用之不足，所以藏书一事，也是省吃俭用之外努力营求。 廖士翘致武宁张镜微札 抗战时期廖士翘入藏古籍主要有：明刻本《王文成公集》三十一册，系廖士翘从广东曲江回泰和途中，经过赣州石渠阁时买入。石渠阁原在南昌，因为日寇犯赣而迁此。此书刊刻精良，只惜封面破烂，遂交由吉安重新裱订。廖士翘认为王阳明是一代大儒，也是文武双全的军事家，是自己效仿的榜样；而王阳明一生功业，恰在赣州、吉安，在此得到这部善本也是天意，所以他表示“予固当珍藏之，子孙亦宜宝之”。一个月后他在泰和又买到一部《山谷内集》，上有陈三立跋语，认为“当属善本，可宝之”。笔者判断此书应该是陈三立光绪二十五年（1899）仿宋版影印的那套黄庭坚诗文全集，玉扣纸精印，二函十六册，内集二十卷，外集十七卷，别集二卷，印刷精美，纸张坚白，所以廖士翘视为善本。此书为陈三立延请湖北黄冈著名刻工陶子麟刻成，行世后名盛一时，成为清代覆宋刻本之典范，所以廖士翘难免爱不释手。 抗战胜利后，廖士翘也曾在南昌书贾罗某处买入一套元刻本《资治通鉴目录》十二函七十二册，明版《四书》一部二十册，开价每本万元（法币），最后以三十一万元忍痛买下。廖士翘说，“书虽得意，然价甚巨，又想此种书物非其他物品，随时得以买到，忍痛买收，只为国家保存一份文献，将来陈诸图书馆，更足使社会人士得享眼福，较之其他费似又胜多矣”，读来令人感慨不已。 廖氏藏书中的精品，大体继承自莲塘方氏遗物。方氏奕世书香，到了方致知[之]（即方冀道）手上达到最高峰，然后败落。方冀道为廖士翘陆军小学同学，曾任河南省府委员兼秘书长、陪都卫戍总司令部军法处长，退职后寓居赣县，民国三十五年（1946）三月十九日在南昌去世。“藏古画甚多，元、明、清历代名人作品均有；古书则有宋版、元版、明版；古砚则有砖砚、端砚，琳琅满目。”方在世时就开始变卖藏书，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廖士翘在赣县街头发现有古籍出售，不禁大为惊异，“询其来源，多出自方致之先生之家，因前后市得十余种。中有《韩》文、《柳》文、《春秋四传》、《山海经》等，皆系明版。纸张、字体、墨色皆足使人悦目赏心。”方氏去世后，更多藏书散出，现在江西省图书馆所藏善本古籍中，每多钤有“莲塘方道所藏经籍记”者，大多曾是方氏之物而归诸廖士翘递藏，如《韩》文、《柳》文等书，今均妥藏省图。 廖士翘虽然不以书法鸣世，但公余颇喜临池，有时还为友朋挥翰题字，所以金石碑帖也是他收藏的内容之一。如民国二十二年（1933）春末，他入藏宋拓《天发神谶碑》四册、《秦汉金石集珍》四册、《北魏嵩高灵庙碑》、《汉玄儒先生娄寿碑》、《李阳冰城隍庙碑》等数种，虽然比不上临川李宗瀚、泰和欧阳辅那样热衷于原碑原拓，但他藏以致用的精神还是可嘉的。其他书画类藏品如在吉安所购明仇英所画仕女图一幅，上有唐寅题字，古色古香，虽然品相残破，但廖认为毕竟是真迹，等战争结束后修补一番还堪寓目。 按廖士翘自己的说法，“书画、图章、古瓷、古镜等皆予所喜”，除了古籍，他还收藏了一些其他类别的文物。1928年后南昌拆除城墙开马路，一些墓葬陆续出土了不少古瓷，1933年廖士翘曾花了几百元大洋买了一批。他的藏瓷甚至吸引了在赣的德国军事顾问莱谢劳将军亲到他家观赏，但廖自己感觉对古董不是太在行，他曾在吉安买得宫款端砚一方，一直对他的真赝拿捏不准。至于他认准了的东西，就舍得花大价钱买入。1943年他曾在吉安买入唐宋时期犀角兕觥一个，花掉了他一千四百大洋，可以说是不惜血本。其他的零星藏品，如岷山游击队钟石磐副司令送给他缴自敌酋的日本倭刀一柄，其实是一件特殊的战利品。 最后谈谈廖士翘的藏书印。廖自己对印石颇为讲究，至少也算是半个行家。1940年12月他在上饶访宝源斋老人，买得田黄图章石数方；1941年底西泠印社名家周礼（沃士）流寓泰和，廖曾邀其夜宿，对床大谈田黄、鸡血、鱼脑冻、都成坑、尼姑寮等印石名品，如数家珍，廖当即请周礼为治印数方。廖士翘的藏书印和名章，可能就出自周礼之手。省内另一位篆刻高手王迪惠（宗涛）也为他治过一方“廖士翘五十后书”印，以供用于书法作品，前后陆续为廖刻印二十余方，当然其中哪些属于王氏所刻，则不得而知。 廖士翘等递藏东坡文选 三、满天凉露满天秋 抗战胜利以后，廖士翘曾想规划传统文化与教育的复兴事业，他在日记中说：“有一种新事业之萌想，即集合海内有名学者，研究各种学问，使我国学术权威宣扬于世界，增高民族地位也。”他打算把自己在星子温泉附近买的地皮上创设一文化村，开设包括建立文化、经济、交通等学科。他还提到“于庐林建设藏书楼”，想把自己的藏书也捐献给未来的图书馆，“藏书楼宜分中、西图书室及字画金石陈列室”，他剖白心迹说，“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专，予愿意为此事而尽瘁，想天必助我成功也。”廖士翘这一理念，也说明了自己的藏书的态度。此前他告诫过子弟，“富贵之家，声威赫赫，钟鸣鼎食，车马盈门，然不数年或数十年，屋颓门圬，亲朋冷落，古人所谓世禄之家，鲜克有终。惟积善之家，书香继世，历数成而不稍衰。予亦常见之，故‘积钱不如积书’之格言足以信之无疑也。予素持此主义，而对于积书，尚未力行，时以为憾。”只是可惜内战爆发，他在庐山设立一所新式大学，并将藏书悉数捐出的想法根本不可能实现。 尽管廖士翘生前没来得及实施，但他藏书的公益思想一直还是很强烈的。1942年廖士翘入藏方氏遗书后就表示过，“以后予当不断求之，如能收藏至汗牛充栋，于修江筑一图书室，公之于青年寒士，则予愿足矣。”这些心愿，反而是他被冤杀后，藏书以“反革命分子”的财产的名义被没收，由文管会转交江西省人民图书馆接收，现在成为江西省图书馆的公共藏书，不过也好歹实现了他“为国家保存一份文献，将来陈诸图书馆，更足使社会人士得享眼福”的愿望。 现在江西省图书馆所藏廖士翘藏书，以元明刻本特别是明末多色套印本见称。仅著录于《江西省图书馆馆藏珍本古籍图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版）的廖氏藏书，就有明嘉靖十四年徽藩崇古书院刻本《锦绣万花谷》一百二十卷；嘉靖三十五年杨慎《艺林伐山》二十卷；嘉靖三十五年莫如士刻《韩》文五十一卷、《柳》文四十七卷；嘉靖四十三年《两汉书抄》十五卷；嘉靖刻本《春秋四传》；套印本古籍，洵为廖氏藏书特色，如万历朱墨套印《选诗》七卷，《周礼》二十卷，《东坡文选》二十卷，五色套印本《刘子文心雕龙》二卷，堪属精品。 究廖士翘藏书事业，因其毕竟是军旅藏书家，花在古籍鉴藏与精研时间肯定不多，因此笔者感觉颇有欠缺的地方。比如他对自己的藏书整理、管理和利用不够，没能留下藏书目录之类的文献，使我们对他藏书的数量把握不准；也没有过抄书、校书、刻书之举，与同道交流也比较少。廖士翘还有一个在雅致方面值得疵议的问题，就是他常用的藏书印“修水廖士翘珍藏经籍记”本来刻得不错，但他加盖于古籍上的印泥质量，实在不敢恭维。笔者目力所及十余部廖氏藏书，大多印油漫漶，以致我怀疑他是否是用办公用的劣质印泥所钤。虽然说战争条件下谈不上熏沐焚香来做赏心乐事，但准备一盒八宝印泥应该不难。笔者还看到廖氏所藏两部古籍，即明代嘉靖四十三年（1564）刻的《两汉书抄》上发现他的藏书印都盖倒，又在印边重新加盖一次的尴尬事，寓目及此，令人瞠目，纯属率尔操觚之举。无论如何，廖士翘藏书毕竟历尽劫波，如其所愿地在身后进入公藏序列，与他多舛的命运相比，也算是一种善终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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