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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蔚挺图书馆藏 毛静/文 新建藏书家蔡敬襄，生前以私藏图书为基础，开办蔚挺图书馆并向公众开放；同时，为了保护古迹、征集文物，三年如一日穿行于工地，借此著书立说、宣传豫章文化；新中国成立以后，又将其藏书悉数献给国家，是江西近代具备公共藏书理念、并且将此付诸实践的第一人。 章水渊源溯瓣香 蔡敬襄（1877—1952）字蔚挺，江西新建县大塘乡人。祖父蔡遴元，清同治十二年癸酉科（1873）举人，曾任浦江县儒学训导、万安县儒学教谕；父亲蔡道仁，国学生，早卒。蔡敬襄幼时从祖父读书，后入上海龙门师范学校。毕业以后回到南昌，曾入易知社从事革命活动。 民国时期蔡敬襄的公众身份是江西省教育厅视学，曾为江西教育的近代化进程积极奔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宣统二年（1910），“易知社”创办的义务女校学监虞维煦病逝，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境况。这时蔡敬襄挺身而出，为保存女校，不但亲任学监，而且削指为誓，血书“断指为誓保存女校”，以此向社会募集捐款。社会各界闻知蔡敬襄的义举大为感动，纷纷解囊相助，善款如数捐至，使女校得以继续开办。该校自清末创办至抗日战争前夕整整三十年，造就人才两千余人，学生遍布江西省内外，使江西的女子教育与全国水平齐头并进，如著名女教育家程侠（1894—1985）就出自其门下。这些成果的取得，都倾注了蔡氏的心血。 作为藏书家的蔡敬襄，主要致力江西地方文献的收藏，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任省视学的职责，得以足履全省各地。每到一县，他必先访求该县的县志，所以也有点“利用职务之便”，不过别人经营的是名利，他苦心营求的是乡邦文献罢了。历经几十年努力，蔡敬襄终于将江西全省十三府八十一县的省、府、县志书收集齐备。蔡敬襄藏书从不敝帚自珍，省立图书馆馆长欧阳祖经向他借抄所缺方志，得到他的慨然应允。现在江西省图书馆、江西省博物馆各有较为齐全的全套志书，其中就有很多蔡氏旧藏。此外，蔡敬襄还收藏了一批江西名人著作、金石、碑帖一千余种，其中不乏珍品，如黄爵滋《黄树斋先生行述》一书，即是他在南昌荒货摊上寻得；刘于浔清同治三年（1864）所刻舒文节公（舒芬）《探梅图说》，则在视学进贤罗溪时所获。 蔡敬襄利用老贡院拆除后的废砖，耗时三年，于1925年在南昌市内大凌云巷西侧建起一座“蔚挺图书馆”。根据《江西省会各图书馆概况调查表》上所载，1933年蔚挺图书馆登记藏书为一万册。这应该是他早期统计的一个保守的数字，二十年之后他藏书的数量较此肯定有数倍之多。抗战中蔡敬襄将珍贵古籍装箱，随自己迁居赣县乡间达六年之久，留在南昌的普通古籍为“不忠之仆”盗卖，而珍本图书总算逃过一劫，光复时迁回南昌。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善本古籍等文物均先后妥善入庋公私收藏机构。 蔡敬襄藏宋应星佚著四种 蔡敬襄的“蔚挺图书馆”有三件镇馆之宝。一件为洪武版“大明通用宝钞”，一件为明末清初著名科学家宋应星所著《野议》、《谈天》、《论气》、《思怜诗》；一件为他亲自手拓缮写的《南昌城砖图志》。 “大明通用宝钞”是明初年发行的纸质钱币。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诏中书省造“大明通行宝钞”，面额自一百文至一贯，共六种，一贯等于铜钱一千文或白银一两，四贯合黄金一两。大明通行宝钞票幅面积为338×220毫米，是我国也是世界上迄今票幅面最大的纸币。这种纸币存世极罕，在近代交易中每枚均以黄金计算。蔡敬襄所藏“大明通用宝钞”装裱于长64厘米，宽31.5厘米的白色衬纸上，从钤印可知此钞半个世纪间先后经著名钱币学家杨继振、鲍康等人递藏，到蔡氏手中也纯属机缘巧合。光绪三年（1877）丁丑二月杨继振将自己珍藏宝钞赠送给藏友鲍康，鲍康去世后传给其侄孙恩绶，恩绶再将此钞传给长子鲍鼎臣。1927年，寓居南昌墩子塘的鲍鼎臣由于贫困潦倒，便出售宝钞，由蔡敬襄收购、珍藏。1951年冬，蔡先生将宝钞捐献国家，由江西省文教厅托管，1952年6月移交江西省文管会筹备处，最终入藏江西省博物馆，上有江西钱币收藏家、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王梅笙1952年11月5日所作题跋。 明代科学家宋应星除《天工开物》外，还著有其他著作，可惜大部分失传。蔡敬襄发现并入藏宋应星逸著《野议》、《思怜诗》、《论气》和《谈天》。这四种佚著亦系蔡敬襄视学分宜时所购藏，而宋应星就做过分宜县儒学教谕。我们必须要感谢蔡先生保存乡邦文献之功，才使我们对这位大科学家的研究得以完备和深入。这四种书在民国时期为编写《江西乡贤事略初稿》的宋应星传略和解放后系统研究宋应星生平事迹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使我们得以窥见这位科学家和思想家的精神世界。 哥伦比亚大学藏《南昌城砖图志》 汉晋风规字可珍 蔡敬襄先生的另一重要贡献，就是收集南昌古城墙砖并传拓成书，为今人研究南昌城池史提供了重要依据。 民国十七年（1928），鉴于南昌城区人口日趋增多，城市扩容在即，时任南昌市长的伍毓瑞，将南昌城墙全部拆除，然后将砖敲碎，就地铺为环城马路路基。蔡敬襄在呼吁有关当局保存古物无果的情况下，他毅然投身保存南昌建城史文物工作中，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城砖收集。蔡敬襄无间寒暑，不避风雨，沿城各门巡视，日与工匠为伍，在泥土乱砖中，陆续觅得自汉至清的城砖三百馀块，妥藏于蔚挺图书馆中。民国二十一年（1932），他精心挑选出了一部分，其中均系自汉建城起至清宣统元年（1909）修城止、并刻有朝代年号的城砖，凡得百馀种。在黎川陈季修先生的指导协助下，他组织义务女校学生，先事洗涤，继又摹拓，最后编成了《江西南昌城砖图志》一书。凡砖上文字、纹饰演变、修建年代、修建人物姓名等，一一加以考订，一目了然。编纂成稿以后，特携至庐山拜访散原老人（陈三立），请他写了一篇序文，说明城砖图志编纂的经过和它的价值。彼时散原老人已八十高龄，大受感动，写序说道： 蔡君蔚挺，创义务女校于南昌二十馀年，其为教不溺今而非古，金石文献，尤所究心。当戊辰（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南昌毁城，君一日行市中，治路工方糜城砖，见中有文字者，异而求之，则已前碎，不可知寻者多矣！自是历四寒署，冒烈日风雪，与工人伍，泥手涂足瓦碟间，得砖三百馀。择其朝代、年号，或姓字、府、州、县名可考识者，自汉初迄清末，得二石馀。拓其文，第其先后，杂考诸书，成《南昌城砖图志》一册。美矣乎！非专且勤不能也。 除了陈三立之外，为《南昌城砖图志》题写序跋的还有黄炎培、侯鸿鉴等。 现在存世的《南昌城砖图志》共有两个版本，分藏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中心图书馆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两种版本的《南昌城砖图志》成书时间均为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1932—1933）之间。藏于美国者成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四月，应该是蔡氏持赠江西建设厅厅长周贯虹，然后周又以个人名义转赠，外有髹漆木质护夹，左右刻有云龙图案，中题篆书“大中华江西省南昌毁城古砖图案”，内页题为“江西省南昌城砖图志”。前为陈三立序、蔡敬襄自序。正文收录城砖拓片65种，即两汉16种、三国2种、两晋16种、南北朝1种、隋代1种、唐代3种、南唐2种、两宋5种、元代2种、明代10种、清代5种。 南昌城砖：孙吴宝鼎三年 现藏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中心图书馆的版本，书高46厘米，封面题签“大中华民国江西省城砖文字”，内称《中华民国江西省南昌城砖图志》，前为侯鸿鉴序、蔡敬襄自序。正文收录城砖拓片23种，即两汉2种、三国2种、两晋5种、南北朝1种、隋代1种、唐代1种、两宋1种、元代1种、明代3种、清代4种。该书全称《大中华民国江西省城砖文字》，系蔡敬襄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十一月制作完成，由其女婿、著名戏剧翻译家熊式一转赠伦敦骆伍廷爵士，后者又赠伦敦大学。其拓片系直接在宣纸上拓制，晾干砑平后再于其旁题识，再装订裁边，因此比较整洁清爽，在工艺上难度更高。此书通篇为蔡氏精楷手书，墨色如漆，印蜕累累，交相辉映。所用印凡五种，有白文“敬襄手拓”、“江西省蔚挺图书馆藏”、“蔡敬襄印”，另有专门量身定做的两枚闲章，一方为“二千百馀年城砖文字”（朱文），一方为“继欧洪谢天成此创作”（白文），蔡氏自拟步武乡贤欧阳修、洪遵的金石学成就，表达了一定的自信与自豪，也体现了蔡敬襄对于自己收藏和手拓的南昌城砖的珍视。 蔡敬襄原计划将拓片整理出版，并为此函询当时著名的出版家张元济。张复函称影印古籍价格不菲，此书遂未能出版。此外尚有拓片零种存世，笔者2013年曾入藏其赠教育家张问渔先生南昌古城砖拓片二纸，一为孙吴“宝鼎三年”款，一为“大唐庚子岁”款。 南昌城砖：孙吴宝鼎三年 蔡敬襄所藏城砖在考古学上具有重大意义。随着从汉代到清末两千年间连续不断的纪年砖在南昌老城区集中出土，有力地证明了南昌自西汉建城后城址一直没有变动，只是城墙范围大小以朝代国力盛衰而盈缩调整。这些文物的存世，使所谓南昌汉至六朝古城在火车站以东或黄城寺的说法不攻自破。 需要说明的是，精于赏鉴的蔡敬襄先生集古心切，一时不察，遂被投机者利用。1934年，南昌藏友余厚基因屡向蔡氏提出交换文物不得，遂暗自将新近出土的一款网钱纹砖，模仿曹全碑笔意，于空白处添加文字，臆造了一款“建宁三年”纪年砖的赝品，使蔡敬襄以善价换得。蔡先生原以为自己收藏最为完备，不意竟有“漏网之鱼”，认为此砖弥补了东汉纪年砖的空白，欣喜之余，还撰文将此砖与同时在大郎庙出土的汉镜一并在《国文周报》发表。蔡去世后，余厚基良心发现，遂向人告白原委。 1952年10月，蔡敬襄在南昌孺子亭八号寓所逝世，终年七十六岁。弥留之际，他嘱其外甥将所藏图书、文物，全部分别捐献给江西省图书馆和江西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藏书现归江西省图书馆，文物则划归于江西省博物馆。 蔡敬襄先生的爱书藏书及保护文物、促进文明、开化民智的大公无私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铭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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