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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的文化变迁和文明演进过程如同一幕大戏，宝墩、三星堆、金沙等主角依次登台亮相，而营盘山、二里头、良渚甚至域外的外来文化因素也纷纷入场，有的还深刻影响了这出戏的情节甚至走向。 对古蜀文化这些外来因素的研究，有可能成为解决许多学术问题的钥匙。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考虑到巴蜀文化本身的特色，以及其与中原、西部、南方各古代文化间具有的种种关系，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 古蜀与岷江上游：宝墩与营盘山 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位于岷江上游的河谷地带。根据考古发掘，营盘山遗址距今约5500—5000年，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有明显的共同文化因素。岷江上游河谷与西北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存在密切文化关联。考古证据表明，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甘青地区不断发生族群南迁和西迁。营盘山等遗址为认识长江上游与黄河上游的早期文化交流传播提供了材料。 营盘山遗址 营盘山遗址殉人坑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系列研究表明，从考古发现来看，宝墩文化的源头主要受川西北以营盘山、姜维城为代表的马家窑类型文化和后续的下关子类型的影响。同时，宝墩文化与川西北高原史前文化也有所区别，出现了大量新的文化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方式的转变，从粟作农业变化为稻作农业为主、粟作农业为辅，而且学会了筑城技术。 古蜀与黄河流域：三星堆与二里头 古蜀与黄河流域的文化关系是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而三星堆与二里头的关系，又关系到蜀与夏的关系，因此论者较多。 三星堆遗址出土管状流陶盉 研究认为，三星堆早期遗址见到的管状流陶盉等器物来自二里头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杜金鹏在《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及相关问题》中认为，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曾同时并存约400年，其文化中心相距遥远，但各自的边缘文化区相去不远，二者发生联系具备时空前提条件。根据三星堆出土的陶盉、高柄陶豆、玉石器等材料，二里头文化曾对三星堆文化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 三星堆二期文化可能是夏末商初迁入成都地区的夏遗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相结合所创造的一种新型文化遗存。北京大学教授孙华认为，到了公元前2千纪的初期，来自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通过长江中游地区影响到了四川盆地，带来了中原的青铜器冶铸工艺和长江中下游的治玉工艺，导致了当地原先的新石器文化的蜕变，在先前文化和古城的废墟上形成了三星堆文化和中心都城（三星堆遗址）。 二里头出土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二里头出土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是二里头文化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而类似的器物三星堆也曾出土，引起学界极大关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赵殿增对三星堆与二里头铜牌饰进行类比研究，认为两地铜牌饰的发现为研究这两个重要考古文化和两大民族集团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具体的佐证。 事实上，三星堆与商文化关系也很密切。学界早已指出，三星堆出土青铜器中的尊、罍等少数礼器明显是模仿商文化器物铸造，特别是玉器如环、瑗、琮、璧、戈、璋等都是商文化中的礼仪用玉，证明古蜀王国与数千里外的中原商王朝存在接触。 古蜀与长江下游：金沙与良渚 走进金沙遗址博物馆的精品文物展厅，可以看到一件著名的“玉十节长琮”。据资料，金沙遗址出土玉琮10件，形制分为典型的良渚文化玉琮和仿良渚文化玉琮，其中这件“玉十节长琮”高22.26厘米，有十节饕餮纹，为典型的良渚文化玉琮。 研究者认为，这件玉琮与金沙遗址其他玉器有显著差别，经鉴定与当地材料有显著差异，确定这件玉琮不是本地制作的产品，而是辗转流传下来的典型的良渚文化玉琮。对此李学勤等学者都专门做过讨论，商周时期的成都平原与良渚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相距都很遥远，这件玉琮如何辗转来到成都平原，成为耐人寻味的问题。 金山遗址博物馆藏“玉十节长琮” 在金沙之前的三星堆也发现有良渚的文化因素，如三星堆出土有良渚文化风格的“玉锥形器”，引起学界对三星堆玉石器的文化渊源的思考。 古蜀与域外：三星堆文化的西亚因素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前所未见的器物，其中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金杖、金面罩、象牙、海贝等文化因素特别受到关注，学者对其外来因素进行了讨论。饶宗颐等学者曾指出，殷商时期古蜀文化与西亚文明具有某种联系。 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神树 四川大学教授霍巍在其《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与古代西亚文明》一文中认为，三星堆青铜文化中的青铜群像、青铜神树、金面罩、金杖、金箔等是当时中国考古史上前所未见的材料，其中包括迄今还未认识的新的文化因素。通过与西亚青铜时代艺术的初步对比，他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在土生土长的古蜀文化的基础之上，既吸收了中原殷文化的因素，又可能吸收了来自西亚古老文明的因素后形成的复合型文化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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