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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文化的区域分布及其特点
发布时间：2006年1月19日 16时47分
潘照东 刘俊宝
草原是构成地球生态系统与人类生存环境的基本自然形态之一，广阔的亚欧草原、非洲草原、北美洲草原、南美洲草原、澳洲草原孕育了人类的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起源与组成部分之一。构成中华文明的草原文化，从广义的角度分析，包括亚洲北方草原、西域地区、青藏高原三大版块。从狭义的角度分析，则专指亚洲北方草原，本文的分析以亚洲北方草原的内蒙古地区为研究对象。
依据自然地理特点、历史特点、民族文化特点三条基本标准，可以将内蒙古划分为三个各具特色的草原文化区域，即：东部的大兴安岭文化圈，中部的阴山文化圈，西部的阿拉善文化圈。
大兴安岭文化圈
大兴安岭文化圈包括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
大兴安岭文化圈的自然地理特点是：以大兴安岭为南—北中轴线，北起黑龙江右岸漠河，南抵西拉木伦河谷地及燕山山脉东段北部，全长约1400公里；大兴安岭主脉西侧为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呼伦贝尔草原，东侧为嫩江平原；中部、南部为大兴安岭山地、丘陵地区与西辽河平原，以及燕山山脉东北部山地、丘陵地区。受草原退化、沙化的影响，近年来形成了呼伦贝尔沙地、科尔沁沙地。这一地区北部冬季严寒、漫长，冬季气温可达－50°C，南部较为温暖；大兴安岭东部受海洋暖湿气流影响，降雨量较多，气候较为湿润，西部由于受大兴安岭阻隔，气候较为干燥。
自古以来，大兴安岭及其周边地区孕育了古代的森林民族、草原民族、农耕民族，在这片广袤、富饶的大地上创造了灿烂的历史和文化。
呼伦贝尔草原是亚洲北方草原古人类的摇篮。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在扎赉诺尔露天煤矿相继发现16个个体的人头骨化石标本，为考古界所罕见，被命名为“扎赉诺尔人”，古人类学专家认为其具有蒙古人种的原始特征。在满洲里、海拉尔、新巴尔虎左旗、鄂温克旗、额尔古纳市等地，也发现了多处石器时代的人类文化遗址。因而这一地区被国外考古学家认为“是北方远古民族的摇篮之一”。
考古发现证明，距今8000～4000年前，赤峰地区就有中华民族的祖先辟草莱、植稼樯，过着以农耕为主、兼营渔猎和畜牧的生活。当时玉器已成为氏族首领地位的象征和重要的礼器。多处出土的玉龙，特别是翁牛特旗三星塔拉出土的“中华第一玉龙”，标志着这里是中华民族玉文化、龙文化的发祥地。牛河梁等地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的相继发现，充分证明这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在广阔的科尔沁草原，也发现了多处8000～3000年前新石器时代至青铜器时代的遗址。
大兴安岭文化圈的原生文化以东胡族系为主夏朝以迄，大兴安岭地区大部分为东胡等游牧民族的逐鹿之所。在这一广大区域中，均出土了为数不少的青铜器，具有鲜明的北方草原文化特征，适应草原民族游牧、狩猎、征战的要求，体现了东胡青铜文化的特点，说明这里是草原青铜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战国时期，东胡强盛。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匈奴冒顿单于弑父自立，大败东胡王。东胡余部分两支逃至乌桓山（赤峰市阿鲁科尔沁西北）、鲜卑山（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西），此后即为乌桓族与鲜卑族。
乌桓、鲜卑言语习俗相近，以畜牧为主，兼营狩猎、农业。东汉初，乌桓遍布缘边十郡，东汉政府设护乌桓校尉管理相关事务。
东汉初年，鲜卑逐渐兴起。檀石槐、轲比能相继建立鲜卑部落军事大联盟。五胡十六国时期，鲜卑宇文部、段部、慕容部活跃于中国北方的历史舞台。发源于大兴安岭北部大鲜卑山的拓跋鲜卑，经过200多年的辗转迁徙，在阴山南麓建立代国、北魏王朝，统一了北方，并为隋、唐二朝实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二次大统一奠定了基础。
公元10世纪初，源出于东胡的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登皇帝位，国号契丹，后改为辽，定都临潢府（今巴林左旗林东镇南），称辽上京。辽圣宗时又在宁城县九头山建辽中京。辽代崇佛，当时佛寺广布，古塔林立。辽代的祖陵、庆陵，安葬着辽代的6位皇帝及其妃、嫔，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在赤峰地区发现的数以万计的辽代墓葬中，保存着大量精美的壁画，以形象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契丹族富有草原特色的游牧生活和雄浑壮阔的草原风光，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宝库中的奇葩。
南北朝至唐朝时，原驻牧于呼伦贝尔草原、额尔古纳河流域的东胡后裔室韦蒙古西迁肯特山、鄂嫩河一带。成吉思汗雄起朔漠，曾在呼伦贝尔草原取得了数次决定性战役的胜利，为统一蒙古诸部扫清了障碍。
元朝末年，元顺帝撤出北京，将京城迁往赤峰达里诺尔湖西岸的应昌路，成为北元的首都，经历了20多年时间，更替了两朝皇帝，直到明初被攻陷。公元1690年，北元最后一位大汗林丹汗继承汗位，统一了东蒙古诸部，并在阿鲁科尔沁旗北部营建了都城北白城、南白城，以北白城为夏都，南白城为冬都，直到1694年被后金皇太极攻占、焚毁。
清朝雍正年间，为防备沙俄扩张，相继调巴尔虎蒙古入驻呼伦贝尔草原，称为“陈巴尔虎部”、“新巴尔虎部”。并将不堪沙俄侵扰的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内迁至大兴安岭、呼伦贝尔草原，设索伦八旗、布特哈八旗。在这一地区从事畜牧业、狩猎业、农业，保存并发展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文化，与科尔沁草原、赤峰地区的畜牧业、农业相结合，形成了大兴安岭文化圈草原文化、森林文化、农耕文化相结合的复合文化的特点。
自清朝中期以后，汉族人口大量进入内蒙古东部地区，从而带来了东北、华北的汉族文化，与当地的原生文化即少数民族文化相互结合、相互影响，共同创造着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共生文化。
阴山文化圈
阴山文化圈包括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
阴山文化圈中部、西部以阴山山脉为东—西中轴线，东部为乌兰察布丘陵地区，南部为土默川平原、河套平原、鄂尔多斯高原，北部为乌兰察布草原；阴山文化圈东部为燕山山脉西段以北、大兴安岭以西的锡林郭勒大草原。阴山南麓为黄河环抱，古称"河套地"、"河南地"，水资源较为充沛。阴山北麓至锡林郭勒草原则只有少量内陆河流。受沙漠化及阿拉善沙漠东移的影响，在锡林郭勒草原有浑善达克沙地，在巴彦淖尔市西部狼山两侧有乌兰布和沙漠、宝音温都尔沙漠，在鄂尔多斯高原有库布其沙漠、腾格里沙地。阴山文化圈处于内陆草原地区降雨量自东向西递减，气温自北向南升高；草原类型自东北向西分布着草甸草原、干旱草原、半荒漠草原、沙漠。
阴山南麓和黄河环抱的古河套地区孕育了古老的文化。
呼和浩特市郊的“大窑文化“遗址，面积达200平方米以上，自与"北京猿人"同期的50万年前延续至1万年前，是国内外至今发现的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蕴藏量最为丰富的远古石器制造场。
自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在鄂尔多斯高原南部的萨拉乌苏河畔发现了古人类化石、数10种古脊椎动物化石和一批旧石器文化遗存，年代为14～1万年前，被命名为“鄂尔多斯人”、“萨拉乌苏文化”。
包头郊区的“阿善文化”遗址，总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为距今6000年至青铜时代的古人类聚落遗址，出土的大量石器、骨器、陶器等说明，当时已有了相对发达的农业，并筑有石砌围墙，是最古老的"城"的雏型。
绵延上千公里的阴山岩画、乌兰察布岩画、西桌子山岩画，生动地记载了上万年前至数百年前游牧民族的历史，是“刻在山岩上的史诗”。
阴山文化圈的原生文化以匈奴、拓拔鲜卑、突厥、蒙古相继兴起为特色。
商、周时期，这里为土方、鬼方、羌方、猃狁、戎、狄等游牧民族驻牧之所，《诗经》等古籍中多有记载。周宣王命大将南仲在河套中部筑城朔方，驻扎重兵。战国初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拓地千里，西置云中郡，即今呼和浩特市，并沿阴山修筑了赵长城。
秦、汉之际，匈奴称雄大漠南北，在鄂尔多斯地区留下了丰富的金、银饰品和青铜器，使后人至今可以领略天之骄子跨骏马、挽雕弓、射天狼的英风雄姿，被专家誉为“鄂尔多斯青铜文化”。
秦始皇一统天下，设置36郡，包头为九原郡治所。秦始皇修筑的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秦直道，即是从首都咸阳直达九原，并派公子扶苏、大将蒙恬统率数10万将士、夫役，建筑秦长城，以备匈奴。
汉代，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经固阳、昆都仑沟南下，“款塞诣阙”，拜见汉帝，迎娶王昭君北归，后“留居塞下”，长期在固阳塞、九原郡居住。
拓跋鲜卑历经磨难，立国代、魏，建都盛乐(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南下统一了中国北方。敕勒川产生了传唱千古的《敕勒歌》。北魏六镇均位于阴山以北的草原上，其中的武川镇，控御京北锁钥之地，并是隋、唐二朝皇家先祖“龙兴之地”；位于固阳县的怀朔镇号称“六镇之首”，出身怀朔镇的高欢因缘际会，成为北齐开国之君。
南北朝时期，匈奴铁弗部首领赫连勃勃建国大夏，定都统万城（今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巴图湾），国势曾呈一时之盛。
隋朝时，在今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设胜州榆林城，即著名的“十二连城”。隋炀帝为安抚南附的突厥启民可汗及其部众，曾亲率百官巡幸十二连城，并至敕勒川黑河启民可汗牙帐，留下千古佳话。
唐朝设单于大都护府，代表朝廷处理草原事务，治所在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因其位尊权重，曾由皇太子担任。锡林郭勒草原的突厥石人，为岁月沧桑的历史见证。
辽、金、元三朝，丰州为最重要的草原商埠，草原丝绸之路的枢纽。阴山地区有多条商道（如白道、固阳道、集宁路等）连结中原与草原。
成吉思汗第六次征伐西夏，自乌拉山进入河套地区，大军屯驻鄂尔多斯高原，与西夏军激战，留下遗迹甚多。
忽必烈任漠南王时，治所开平府即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金莲川。1260年，忽必烈登基称帝，建立元朝，定开平府为上都，成为蒙古草原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享誉世界的草原都市。
明代中叶，阿拉坦汗皈依藏传佛教格鲁派，其王府（即今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美岱召）成为城寺结合的政治中心、宗教中心。阿拉坦汗与其妻三娘子建大板升城，即今呼和浩特旧城（归化城）的前身。
清圣祖康熙平定噶尔丹之乱时，曾亲统大军驻跸归化城，渡黄河穿越鄂尔多斯抵宁夏，并留下诗文。平乱之后，康熙于1691年在多伦大会漠南、漠北49部蒙古王公，盛况空前，史称"多伦会盟"。此后，旅蒙商兴，多伦、归化、包头是最重要的草原商埠。
阴山文化圈的草原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民族特色。
蒙古族的原生文化，集中表现在鄂尔多斯的祭祀文化，鄂尔多斯、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乌拉特的草原民族文化。
自从明朝中叶蒙古族供奉、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室”迁入鄂尔多斯，伊金霍洛的宫廷祭祀及各旗的民间祭祀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体系，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阴山、燕山以北的广阔草原，蒙古族原生文化保存较为完整。尤以诞生了“长调歌王”哈扎布和具有“搏克之乡”美誉的乌珠穆沁草原以及乌拉特草原风情较为浓郁。
在河套地区、鄂尔多斯、乌兰察布与锡林郭勒南部地区，移民文化的特征比较明显。清朝后期特别是光绪年间“开垦蒙荒”、“移民实边”，河北、山西、陕西等地的农民大量的流入这些地区，与蒙古族在生活习俗方面相互影响，在文化艺术方面相互交流、融合，形成了以共生文化为特征的复合文化。例如，部分蒙古族从畜牧业转为农业（以土默特部为典型）；具有山西民歌、戏曲特点的“二人台”，具有蒙古族与陕北信天游特点的漫瀚调（即蛮汉调、山曲、爬山调）在这一地区蒙、汉群众中广泛流行，即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阿拉善文化圈
阿拉善文化圈包括阿拉善盟。
阿拉善文化圈地处阴山、贺兰山以西，雅布赖山、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等组成的走廊北山以北的阿拉善高原，其东南部属黄河流域，西部有额济纳河（古称黑水、弱水）及其下游的居延海、居延绿洲。这一地区地处内陆降水量极少，每年大多在50毫米以下，蒸发量大，每年可达3500毫米以上，是十分干旱的地区，大面积分布着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和戈壁，草原则为荒漠草原及河、湖畔的灌木、胡杨林等。
阿拉善地区历史悠久，在额济纳绿洲曾发现了约1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在阿拉善右旗曼德拉山发现的约8000幅岩画，生动、形象地记载了约6000年以前远古先民的历史。商、周时期的大量石器、青铜器、陶器遗物，说明这里已有人类的较多活动。与大兴安岭文化圈、阴山文化圈不同，在阿拉善地区活动的游牧民族多属于西戎、西羌等西北游牧民族族系。
秦、汉之际，匈奴兴起，一统大漠南北，汉武帝开西域，通“丝绸之路”，派大将霍去病进入居延绿洲，又修筑外长城延伸至居延，筑居延塞、遮虏障，置居延都尉，居延为西北重镇。汉宣帝设居延属国。东汉末年至三国、两晋、南北朝，均置西海郡，郡治所居延。北周宇文氏在居延设置大同城。
隋朝建立，西出贺兰山进攻突厥，进入阿拉善。唐朝（武周）武则天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安北都护府自漠北迁至额济纳东南的漠南同城。唐玄宗天宝二年（公元743年）设宁寇军，统领居延军务。唐玄宗时，收温池盐（今吉兰泰盐池），设榷税使管理盐务。唐朝大诗人王维曾受命出使居延，留下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千古佳句。
西夏立国，贺兰山为重兵驻守之地，并于居延置黑山威福军司和威福军城，即著名的额济纳旗黑城。
成吉思汗南征西夏，于公元1226年攻破黑城，于1227年在贺兰山大破西夏军队，遂灭西夏。
元朝时期，黑城为西北重镇。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路过这里，对城中所产的驼毡、白毡大为赞赏，称之为“世界最丽之毡”。元世祖忽必烈在黑城设“亦集乃路总管府”，为中原至漠北、纳邻驿道的交通枢纽。明朝代元而立，黑城被毁弃。
清朝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及次年，漠西厄鲁特蒙古和罗理等率众相继入居阿拉善高原。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设阿拉善霍硕特旗，上不设盟，直属清廷管辖。次年，徙牧于伏尔加河流域的蒙古土尔扈特部阿喇布珠尔，同其母亲、妹妹率众500人赴拉萨礼佛，因归途被阻，请求内附，驻牧党河、色尔腾地方，后于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在威远营设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直属清政府管辖。
阿拉善地区的蒙古族文化带有漠西蒙古族的鲜明特点。例如，其长调悠远、粗犷、苍凉、高亢，在金色沙漠、黑色戈壁、绿色草场、蓝色天空的映衬下能产生独特的艺术魅力。因为地处沙漠、戈壁广布的独特自然环境，阿拉善地区蒙古族的风俗习惯也与其他地区存在明显的差别。例如，阿拉善以“驼乡”著称，在那达慕大会上，赛驼是深受群众喜爱的项目，在民歌中，骆驼也成为讴歌的主要对象。
西夏时期，党项与汉族即在这里共处杂居。元朝以后，穆斯林陆续迁入，特别是聚居于宁夏。阿拉善地区逐渐成为具有漠西蒙古特点的蒙古族文化、具有西北地区特点的汉族文化和回族文化的交融、荟萃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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