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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青藤艺术 本文摘自《大笔淋漓——潘天寿传》 卢炘著 潘天寿，原名天谨，乳名守权，后改天寿，字作藩，改字大颐，号阿寿，晚年常署雷婆头峰寿者。1897年3月14日（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二月十二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海县北郊冠庄村。
少年故居 宁海地处浙东丘陵地带，虽然侧临东海，但全县多山。冠庄离县城十里，在1935年公路开通以前，少不了要翻山越岭。虽说偏僻，但由四个自然村合一的冠庄大村，约有四百余户，甚至可算是宁海城关出北门第一个大村。 潘天寿的祖先，族谱载元初即已迁来冠庄，传衍到祖父潘期照，家境已十分殷实。上代虽然没什么家产传给他，但他治家有方，在最红火的时候，买进了不少田产。他在冠庄造过两次房子，第一次不慎失火，烧了房子，所以后来建造的这座房子取名“又新居”，东侧的火烧地成了菜园子。
家庭环境 潘期照，学名梦庚，字星辉，号拱北，人称拱北公、三星先生，当过乡长。祖父传说有田千石（合四百亩），但传给两个儿子时已经不多，约一百余亩。他努力培养儿子读书。潘期照有五个子女，长子潘秉璋、次子潘秉珪及三个女儿。 潘天寿是长房长孙，父亲潘秉璋，字子陶，号制臣，乳名达品，人称达品先生，生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母亲周氏是宁海西郊外两水拱村右榜举人周熊飞的长女。父母亲同庚。天寿出生的次年（1898年），25岁的潘秉璋考取秀才，这在乡间是十分荣耀的事，他是全村惟一的秀才。他原本就知书达理，慷慨仁厚，乐于施舍，为人耿直，深受村民爱戴。不久被推为乡长，而且一当就是三十几年，并一度当上了县参议员。 俗话说“三岁看到老”，人一生的许多性格、习惯，或者说是天性，都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科学的“追踪研究”证明，从出生到七岁正是一生身心发展和大脑发展最旺盛的时期。潘天寿七岁以前的生活环境无疑是十分理想的，殷实的家境没有是否温饱的忧虑。 父亲写得一笔好字，每到过年过节或者婚丧喜事总要为乡亲们写对联横额。作为乡长，父亲自然要做许多公益性事务，经常要为一些家庭调解，他又乐意接济穷人。 母亲自幼天资聪敏，颇有家教，人又长得修长端正，是冠庄数得上的贤妻良母。她不但操持家务井井有条，还会裁衣绣花。别的农村妇女也有会剪纸的，但她却是自绘自描，高人一筹。 如果说潘天寿喜欢上写字与父亲有关，那么绘画的天赋则更多来自母亲的基因。母亲周氏教他识字又教他做灯笼、扎风筝。中国的农民一年到头劳碌，但到秋收入冬后旧历过年时就闲了，然后正月闹元宵，二月放风筝。孩子们就盼个过年，过年快乐，有吃有玩。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各地都要举行灯会，天寿在母亲的鼓励下，用彩笔给灯笼绘上画，他家的灯笼总是最有特色。同样他会做花样不同的许多风筝，开始都是母亲教的。
私塾求学 七岁时，潘天寿由父亲取学名天授，并领进了村中的私塾。其实私塾就设在潘家的“楼下道地”隔过一座屋子的大宅院里，当地人称之为“楼上道地”，简称“上屋”。教室上悬一块极精致极考究的黑色大匾，上面有闪闪发光的四个斗大金字——“率真处世”，字体端庄、刚正。匾额上款“赐进士文林郎知台州府宁海县事”，下款“乾隆贰拾伍年玖月吉旦立”，可知此匾已历一百多个寒暑。前辈以“率真处世”激励着后代子孙奋进。 天道先生如果身体不适，或者有事外出，这一天的课便由天寿的父亲来教。秉璋授课也从不马虎，对自己的儿子与别的学生一样要求，一点儿不含糊。他的毛笔字写得相当好，又是当时村子里惟一的秀才，所以逢年过节，婚丧喜事，来家求写对联、横额的不少。他从来不拿架子，总是有求必应。他来代课自然对学生写字也注意得多些。 天寿对写字颇有兴趣，而且能持久不衰。先生要学生先写描红，后写墨映格，最后再墨写空格。他一一就范，而且每天都比别人多写一张，以后他总是每天午饭后写一张毛笔字，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 字，虽是天天练，但字好字坏，如何运笔，天道先生却从来不讲解。秉璋来教写字的次数，毕竟相当得少。他事务较多，又过于信赖天道先生，以至私塾那几年，天寿连一本字帖也没有。学生们以认字会写为主，好坏并不讲究，天寿也看着先生写的样子描写，字好字坏，似懂非懂。 虽说家道还算殷实，但勤俭作为美德，天寿从小就十分注意。 这一天，先生有些奇怪，天寿写的字，远远望去总有点不对劲。他伸手取过那张写过字的土纸，架上老花镜，愣住了。字淡得一点精神也没有，原来为了节省纸墨，天寿用清水在土纸上练字，写完晒干，又可重写，从淡到浓，可以多遍使用。 “这孩子……真懂事。”先生喜欢天寿决不是因为他是乡长的儿子，而是这孩子聪明懂事，好学上进，并且从不调皮捣蛋，不与人吵闹，文静、憨厚。开头两年，他的背书和写字，成绩平平，不过还没有到受罚吃板子的地步。到了十一二岁，他的成绩转好，不久便名列前茅，令先生刮目相看了。
好景不长。 光是背背书、写写字总容易腻烦。天寿便在纸片上画小人，画花，画鸟来消闲。略大一点，便热心于临摹《水浒》、《三国演义》等小说的插图。连乡村中祠庙门窗上的山水、人物、花鸟、虫鱼，他都一一心记而加以模仿。他的画在小伙伴中渐渐出了名，他也常常将自己画的纸片分送给同学，尤其是他画的将军、和尚，最得同学的喜爱。 一天，天道先生布置学生诵书，背手踱出教室。 “先生来了，先生来了！”当先生返回时，只听学生们惊慌地叫嚷着。 课桌椅一阵乱响。等先生跨进门槛，学生们早已一个个正襟危坐，都忘了诵书。 先生挨个地走了一圈，在一个学生面前站定了。 “把书底下的东西给我！”先生声色俱厉，目光严峻。 那孩子顺从地把露出一角的一张图画抽了出来。一幅《三国演义》的插图跳人眼帘。 “是你拿来的？”先生手握戒尺问道。 那个学生恐惧地摇摇头。 片刻的静默。 “是我。”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 潘天寿像一段木头似的站立在自己的位置上。 “是我画的。” 先生大吃一惊。 他有点不信，这会出自一个孩子之手。天道先生清楚地记得，不久前他曾发现天寿在课堂里画画，便把那张画纸哗哗撕破扔了出去，还用戒尺狠狠地打了他的手心，罚他立过一个时辰。今天，眼前的图画实在有点儿撕不下手。天寿等着又一次受罚，谁知道先生的戒尺徐徐落了下来。 “唉，画事有何出息，此乃匠人所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矣！” 事隔好久，私塾同学还喜欢学着天道先生的口吻，蹙紧眉头，拖长声调，摇头吟诵：“此乃匠人所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矣！”最后那句话常常是几个同学异口同声发出，接着便是一片笑声。这样的玩笑自然是冒着“大不敬”的风险，不能让先生有所察觉。 私塾允许练字，但不允许画画。练字属于文章课事，画画则列入不务正业。父亲与天道先生所见略同，“不专心文章课事”，“不务正业”，免不了严厉的责罚。别的事体天寿都顺从大人，惟独画画对他来说实在难以放弃。 手心打肿了，他只是用另一只手揉着，或者用砚台按着，可从来不落一滴泪水。
国民小学 潘天寿晚年曾说：“我从14岁起就下决心要做一个中国画家。”这是他从乡村进县城读书的1910年。宁海县城又叫缑城，他读书的学堂在城中，叫缑中学堂。宁海自1901年开办第一所初小学堂，至1904年才有第一所高小学堂。那时候缑中学堂办学条件很简陋，虽说开办已五年，校址仍在关岳庙（武庙），学生住在不远的三公祠楼上，小学生晚自习回来要穿过一些佛殿。潘天寿晚年对此还留有深刻的印象，仿佛觉得菩萨随时都会从台座上走下来似的。 头一堂国文课，先生讲了一篇《朝发拜于长白山》的短文，天寿第一次听说中国是在满族人统治下的中国，他感到十分耻辱，同时对脑袋上的小辫子也产生了厌恶。 以后他又了解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非常赞同。由于剪辫子是孙先生的主张，他便朝闻夕改，并且剪得比同学彻底，仅仅留了一个平顶头。谁能想到，这种平顶头，他一直保持了一辈子，终身没有改变过。
原来在私塾时，潘天寿就喜欢写字、画画，塾师认为画画妨碍正课而禁止。到学堂以后，绘画作为一门课程可以名正言顺地学了，但当时的美术课并没有给潘天寿留下多少印象。他只记得： 到城里入国民小学以后，买到了《芥子园画谱》，才知道画的范围很广，分科复杂。由分部的练习到整体的组成，由简单的基础理论到高深的原则，都是由浅入深，步序井然。于是《芥子园画谱》就是我学画的启蒙老师了。并且也逐渐懂得了诗文、书法、金石以及画史、画理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芥子园画谱》是石印的，既无颜色，又无浓淡，对着临摹，每每发生许多困难。城里没有画师可请教，只有一家亲戚（姑父）是读书人，并且爱好古书画。到他家里去玩，总能看到几幅乡下小名家的画幅悬挂着，以为装饰。这就是我惟一能欣赏古画和在技法上参考学习的场所了。
石之情结 宁海的人文历史和地域环境，对潘天寿的成长起了潜移默化的也是根深蒂固的作用。宁海是古代越王勾践后人东越的活动区域，山清水秀，人杰地灵。雷婆头峰是冠庄附近的一座山峰，他曾取号东越颐者、雷婆头峰寿者，都与家乡的地域人文有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雷婆头峰。传说潘天寿小时候在附近放过牛，还多次登过此峰。1959年以后他的画作，多数以此落款。 潘天寿对故乡的山水有着特别的感情，他曾回忆道：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往野地里跑，对着山看半天，对着水看半天。眼睛在看，心里在想，想那些与山和水有关系的事情。其实，都是人的事情。……我倒是和山水交上了朋友，和花草树木交上了朋友；有时一个人自言自语，人家说，你是在和石头说话吧！我说，石头就是我自家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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