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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剑从云 郑重 文汇报2016-01-15第18版    郑重 古代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不完全是人的因素，往往较实用的兵器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中国古代军队的兵器没有独立性，都是在王权的控制之中，王权意志是推动兵器发展的重要因素。 结缘上海博物馆有近20年了，图书资料室是我常去的地方，借阅图书或查阅、复印资料。只要去了那里，总会看到一位中年人，穿着蓝布大褂工作服，在书库编目，或者坐在借阅柜台前忙着借书、还书的登记工作，沉静寡言，尽心尽力，余下的时间就坐在电脑前，双手在键盘上敲敲打打。后来知道他叫沈融，是上海博物馆版本目录学者沈宗威之子。沈先生我是认识的，他在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有子接父班的就业顶替制度，他的父亲退休时，沈融就顶替进了博物馆，也在图书资料室工作。除了各个专业学术研究部门，那时的图书资料室也是藏龙卧虎之地。再后来我知道沈融君对中国古代兵器极有兴趣，他业余时间都是用在古代兵器的研究上。有一段时间，我在青铜器专家陈佩芬办公室隔壁的一个房间里读书学习，每当沈融君拿着器物向陈佩芬先生请教时，我也会走过去旁听。我曾读到过他撰写的有关青铜器的文章，遇到有适合报纸发表的，就推荐给 《文汇报·学林》 发表。他藏而不露，那时的确看不出他的治学宏愿。岁月像流水一样从身边静静流过，我再去图书资料室时，他抱出厚厚的上下两册《中国古兵器集成》，是一部有140万字的皇皇巨著，真的使我眼亮心跳了。 中国兵器源远流长，以兵器装备起来的战争贯穿中国历史的全过程，成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历朝历代都有“军武备要”之类的文献，记录着当朝当代的军队和兵器生产的状况，翻检史籍，战事随处可见，学者早就把中国史籍称为“相斫书”，先秦时代就战争、兵器的重要性作了总结，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把祭祀与军事看成是国家兴亡的大事。虽然如此，对兵器的发展古人没有留下专门著述。到了20世纪30年代，学者周纬先生的《中国兵器史》脱稿，后经郭宝钧先生整理，到1957年才出版，成为兵器史的开山之作。从这部兵器史专著脱稿到今天，历时80年，才有沈融君的这部 《中国古兵器集成》(以下简称《集成》)问世，从这门学科的发展来说，也真够漫长的了。 对中国古代兵器的研究应该是很不容易的事，据《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古代兵器》主编杨泓先生介绍，当时为了编写该书，全国军内外有关专家参与，从确定条目到成书出版，历时多年，实收条目149条，总字数13万字，那是汇聚了集体智慧，又有资金保证，才全力完成的。而《集成》是沈融君以一己之力，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奋斗，采用条目注释体裁，集实体条目4200余条，彩图1000余幅，几乎每一个条目又都有线描图，为古兵器研究者奉献出这样一部很有价值的工具书，他的毅力和坚持，以及付出的辛劳就可想而知了。在当今的学界里，沈融君的这种不求闻达，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的人文精神就更显得可贵了。 沈融君取得了这样的学术成就，固然是得之于他的奋发勇为，与上海博物馆的学术环境也是分不开的。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的收藏颇丰，对研究资料的使用又是开放性的，历届馆领导对业余研究者都采取培养支持的积极态度，这就使沈融君的业余研究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实力雄厚，研究人员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对沈融君的业余研究，不轻视、不排斥、不保守，学术的大门向他敞开，生息共存，帮他选定条目，帮他确立体例，并帮他修改文章，即使彩色图片采集和处理这样的具体事情，也有人给他提供帮助。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沈融君并不孤立无援。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集成》的释文体现了严肃性和科学性，毫不含糊，所有条目都有完整的解释;有些条目来自考古报告，有的原文比较简略，他略加补充，并注明原文的出处，表现出他对其他学者研究的尊重。 《集成》 跨越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冷兵器与火兵器并用时代，从知识面来说又涉及到军事史、科技史、经济史、考古学、古文字学及器物学等许多领域，由微观、单项、静态的研究状况，改变发展为宏观、综合、动态的研究，用器物形态比较来探索各个体系的特色，用丰富的资料复原了其发展过程。如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生活工具是如何转化为武器的发展演变过程;又如从石镰的出现，发展到三代的青铜戈、到汉魏六朝的铁戟，最后由铁矛所代替及至消失。从 《集成》收录的条目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工艺精湛、知名度很高的精品，也可以看到形制一般、知名度不高的凡品。作者不只是作收录器物的工作，而且分析了“精品”和“凡品”的经济背景及政治背景，还介绍了某些兵器兴衰的进程。在这方面，矛最具代表性。矛是全世界流行的兵器，而中国的矛具有特殊性，从史前时期的石矛，延续到清代的铁矛，作者称之为“第一长寿兵器”，某次战争的成败，取决于矛盾的精良，平时军队的装备，也依重于矛，而矛的质量之优劣及储备的数量，和当时的经济发展、科技水平紧密相联。同时被作者称之为“长寿兵器”的刀和剑，彼此相互替代也是随着实战形式而改变的。汉王朝和匈奴的骑兵交战中，汉军以刺见长，马上作战剑无法施展，吃了败仗，于是就开发了以横劈的刀代替了剑。此书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古代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不完全是人的因素，往往较实用的兵器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作者的动态观念，在学术研究中贯穿全书的每一个条目中。 读了 《集成》 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中国古代军队的兵器没有独立性，都是在王权的控制之中，王权意志是推动兵器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民族社会，全民皆兵，全民制造兵器，兵器藏之于民。本来夏王朝的历史带有一些传说，而兵器的出土，证明了夏王朝的真实存在。有了为王权服务的军队，这些军队又是由国家统一制造的兵器装备起来，从夏王朝开始，国家管理兵器的生产机构逐步完善起来，民间不能私自制造兵器，也不得私藏兵器，从夏到商、周的征伐中，可以看到国家对兵器生产的严密性，兵器的发展与更新也极为鲜明。军队防护设备及防卫工程也都列入军事系统，由国家统一管理。到了宋代火药发明，由延续千余年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和冷兵器并存的时代，虽然在兵器的发展史上起到转折开拓作用，但兵器的生产制造、军队的装备仍然由国家集中管理，呈现出集权政治的特色。 古代兵器都有一些铭文，没有古文字基础，很难作释文工作。沈融君少年随其父攻读了 《礼记》 《左传》 等古代经典，为他的释文打下了基础，为他在兵器研究中作释文，以器证史提供了方便，如 《廿年蔺相如戈》 一段铭文，使我们知道此戈造于赵惠文王二十年，正是秦赵“渑池会”那一年，蔺相如在会上挫败了秦王借“鼓瑟”贬低赵王的企图，回国后晋爵上卿，地位在宰相之上，职务也提升为“相邦”。沈融君判断可能在燕赵战争中为燕国所得，此戈被带到长白山下。《十三年大良造鞅戟》有凿刻铭文“十三年大良造鞅之造戟”，证明了秦国改革家商鞅，是这件戟的最高督造者。《九年相邦吕不韦戟》 证明了不仅中央制造，连地方上制造的青铜戈、戟也都刻上吕不韦的名字，说明吕不韦的权势之重。《集成》 收集的古兵器条目中，有铭文的很多，令人读之兴味盎然。 更能令读者越读越有味的是那一千多幅古兵器的彩色图片，不只是展现了古兵器的真实风采，而且展示了饰有各种花纹图案的艺术珍品。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所以引起人们热衷于收藏，是因为刃质优良，铭文亦流行写书;纹饰讲究胜于华夏地区，铸剑时用了一系列特色工艺，具有科学研究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百越地区的兵器，既有地方特色，又受楚文化影响;巴蜀系统的青铜兵器不仅造型奇异，更兼器表常有虎、手心、草木、水波纹等象形符号。云贵地区的剑纹有链锁纹、猴纹、怪兽纹、豹纹、蛇首纹、人虎纹等，富有地方特色。 中国火药的发明，并没有使中国武器走向现代化，而是用来制造娱乐的烟火、爆竹及可以升空的玩艺。《集成》 所揭示的不只是这一种历史现象，同时揭示出许多兵器中的精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成为装饰品的演变过程。如剑是适应战斗的需要产生的，又由战斗的需要而发展，中原地区、长江流域、非华夏地区都普遍使用，特别吴国及越国的剑，可谓名扬天下，发展到后来，由于战斗形式的改变，剑的优势逐渐减弱，下降为武术器械和道家的法器。少数文官武将、贵族人士、高级侍卫佩剑，只在装饰及佩带方法上做文章，以显示其等级和身份的不同。 《集成》不只是向我们传授了古兵器的知识，更向我们传递了科学的、认真的学术精神。 (作者为 《文汇报》 高级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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