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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如何一步步敲开明朝的大门

 邓超越梦想 2016-01-15


初探广东,葡萄牙人铩羽而归

在1516年,葡萄牙商队第一次在广州进行贸易之后,1517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尔一世正式派遣外交使节访问大明帝国,希望正式确立外交和贸易关系。


然而,秉承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对外思路和怀着对葡萄牙人真实动机的质疑,明朝政府拒绝了葡萄牙人的外交请求,没有把葡萄牙纳入到朝贡贸易体系之中,不允许葡萄牙商队来华进行贸易,并进一步将安南、满剌加等地与佛朗机人有关系的贸易全都禁止了。


与此前贸易途中轻松击败的小国相比,组织严密和防守稳固的大明帝国是葡萄牙人在探索世界过程中头一次遇到的庞然大物。无法建立贸易站和殖民点是葡萄人前所未有的困境,不能进行合法贸易的葡萄牙人只好铤而走险,在广东沿海进行非法贸易和海盗活动,进而落入了明朝政府的打击范围。1522年(明嘉靖元年)8月,明朝军队在广东西草湾击败葡萄牙海盗和军队,将葡萄牙势力一举逐出广东。

北上闽浙,中、日、葡海商海盗大联合

但是,在巨额利益面前,葡萄牙人难以舍弃中国,转而北上福建和浙江,在闽浙沿海从事走私和海盗活动,在这里,葡萄牙人碰到了同样不能合法贸易的中国和日本商人(朝贡体系下,日本商人每10年来浙江宁波市舶司贸易一次,贸易额受限;中国商人则不许出海贸易)。因为葡萄牙人带来了东南亚、印度乃至非洲和欧洲的贸易资源,特别是火枪、火炮等先进武器,所以他们不仅受到了中国沿海居民的欢迎,也被中国和日本原有的海上武装走私集团所接纳,视为羽翼。很快,葡萄牙人又跟随着中国船队抵达长崎附近的种子岛,“发现”了日本,从而建立起了闽浙、日本和东南亚之间的三角贸易通道

此时,中国国内经济日益繁荣,不仅国内对外国商品的进口需求有一定回升,而且国内大量商品的出口需求也十分巨大。人口数量增长以后,有限的土地和极低的农业经济回报率已经很难使越来越多的人维持生计,因此,江南和沿海地区的富裕阶层主导或投资出口导向型的手工业制造和海外贸易,贫困阶层则以雇工的身份投入手工业和海外贸易。但是,明朝政府仍在坚持洪武、永乐年间建立起来的朝贡体系和海禁政策,严格限制对外贸易,致使东南沿海慢慢出现了全民反“海禁”的趋势

就这样,从嘉靖初年开始,在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日本和葡萄牙三个国家的海商结合在一起,声势相倚,推波助澜,在东南沿海地方官员、缙绅、豪族的支持下,建立了福建省漳州府的月港和浙江省宁波府的双屿港这两个走私贸易基地,很快就取得了东亚海上贸易的主导权

他们从东南亚购得胡椒和香料,从满剌加运往闽浙沿海口岸,与中国商人交换生丝、丝绸和棉布,再运往日本的堺港(今大阪地区)和博多(今福冈地区),换得白银,用来资助下一轮贸易。

宁波附近的双屿港成为葡萄牙人的主要据点,它位于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岛,是海外各国来宁波贸易的最佳港口,原本是明初净海时留下的荒岛,在走私贸易中迅速发展成一个往来人口过万的中等城市(当时首都北京不足100万人),1540年,安徽籍海商许氏兄弟特地前往满剌加,召集葡萄牙人大批到双屿定居,一度达到三四千人。就这样,各国各族人混居一起,多种语言交杂,各地货物堆积,岛上既有妈祖庙,也有天主教堂,房屋林立,极为繁华。

一路被剿,苦心经营硕果无存

中、日、葡三国海商海盗在闽浙沿海的走私势力越来越大,明朝在东南沿海的统治面临着失控的危险,因此,1547年(明嘉靖二十六年)中央政府派专员清剿倭患,试图恢复秩序。

明廷派来的这个人是右副督御史朱纨,令他巡抚浙江,兼管福建的福、兴、建宁、漳、泉等处的海道提督军务,在杭州驻扎,更授予他便宜行事之权。朱纨不仅做过地方官,而且在南京刑部管过刑事案件,还在四川、广东带兵剿过匪,能力极强,经验丰富。上任之后,朱纨大力整顿地方官员和军队,严肃中央禁令,严格保甲制度,对中、日、葡三国的海商和海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剿灭斩杀为主,基本不招降安抚,短时间内收到了奇效

上任不到一年,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朱纨就率军摧毁了宁波双屿港,使海商和海盗们惨淡经营多年的东亚国际贸易第一大港成为废墟。此后,明朝政府军在浙江和福建沿海追剿,先后扫荡了浙江沿海的南麂、礁门、青山和下八诸岛,摧毁了厦门附近的浯屿港(今金门)和漳州附近的走马溪港(今东山),大小数十战,捕杀了大批中、日、葡三国海商和海盗,几乎摧毁了整个东亚海上贸易网络。朱纨迅速成功的军事行动说明,当时在东南部沿海地区,明朝的军事实力远高于其他对手。特别是在陆上,葡萄牙海船的威力无法发挥,与明朝政府的第二次交手又以失败告终

重回广东,贿赂开道终获澳门

自1522年西草湾之战被逐出广东以后,葡萄牙人和与其有关的东南亚商队都被剥夺了贸易资格,受此牵连,广东地区经济遭到沉重打击。1529年(明嘉靖八年),广东巡抚林富以对官方和民间都有利为由,请求中央政府重开广东海禁,并允许与葡萄牙和西班牙等佛朗机国人贸易。明朝时,广东的重要性远不如闽浙,中央的控制力也有限。出于地方自给自足,减轻中央负担的考虑,明朝政府批准了广东的申请,从此形成了广东的特殊政策。1535年(明嘉靖十四年),葡萄牙获得了与东南亚藩属国同等的地位,可以和他们一起在广东省香山县的濠镜澳港口停泊,以每年纳税白银两万两的代价进行贸易。这个类似于后世开放特区的情况被称为“广中事例”,一度成为东南沿海的唯一合法贸易通道。不过,由于广东当时的整体经济实力有限,生产和消费能力远不能和闽浙相比,因此,葡萄牙人在广东虽然享有合法地位,但还是更倾向于到闽浙非法贸易

在1548年朱纨清剿闽浙之后,遭受巨大损失的葡萄牙人害怕了,不敢再与中国和日本人合作大规模地参与浙江、福建沿海的走私劫掠活动,重新把全部注意力投回到自己拥有合法贸易资格的广东。这一次,葡萄牙人学乖了,不仅收敛了很多,而且持续不断地以重金贿赂广东地方官员。终于,1557年(明嘉靖三十六年),广东地方政府允许葡萄牙人在濠镜澳港口附近“借地”盖房子储存货物。从此,葡萄牙人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可靠的基地,濠镜澳也因附近两座门户一样的山峰而改叫澳门。


1567年(明隆庆元年),中央政府重开广州贸易,东南亚各国商人可以直接前往广州交易,不再经停澳门,澳门逐渐成为葡萄牙人独占的贸易点,并获得了一部分自治权利。

“东方第一商埠”澳门的辉煌

1571年,在日葡贸易中获利颇丰的九州岛大名大村纯忠允许葡萄人在日本长崎建立贸易点,使得葡萄牙人努力了近百年的东方贸易航线终于全线贯通。

1580年,由于葡萄牙国王死而无后,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夺取了葡萄牙王位,将其纳入西班牙帝国之内。失去独立外交权力的葡萄牙却获得了西班牙在美洲新大陆的贸易资源,使得美洲—欧洲—非洲—西亚—南亚—东亚的全球贸易网络初步形成。在世界贸易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之时,此前荒无人烟的澳门也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当时,西班牙从墨西哥和秘鲁生产了大量白银第一步,将一部分白银由西班牙和葡萄牙商队运到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和葡萄牙的里斯本,制成银锭或银元,再由葡萄牙人运往印度的果阿。

第二步,葡萄牙人用一小部分白银在果阿采购胡椒、苏木、象牙和檀香等印度洋商品,启程运往澳门,用白银换取大量的生丝。

第三步,葡萄牙人把生丝和印度洋商品运往日本长崎,在当地出售,换得日本本地出产的白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国土面积远小于中国,但是日本的白银产量极高。

第四步,葡萄牙人再把日本的白银运到澳门,换取生丝、丝绸、瓷器、铜、水银、麝香、朱砂,再经由果阿运回欧洲,完成一个循环。

此外,西班牙从墨西哥和秘鲁生产的白银中的另一部分,直接由西班牙人横跨太平洋运到菲律宾的马尼拉,再从那里转运到满剌加,采购东南亚商品,加入澳门、长崎间的贸易流转。

在葡萄牙人的积极参与之下,明清时期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开足马力生产,早早就赢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使全世界年产量一半左右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澳门也迅速发展到居民超过2万的“东方第一商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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