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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观诸中国渊远壮阔的陶瓷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宜兴紫砂艺人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习惯是其它陶瓷产区所少见的，那便是他们惯于在作品上署款、盖印。这不但显示了紫砂艺人对自己作品的自我肯定与负责态度，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工艺创作者，一向甚少有文字记载，使得后人在研究鉴赏时，徒增不少遗憾。而紫砂陶器上的作者署款，则提供了世人相当重要的考证依据，更由于宜兴陶器上的刻款大都是在陶瓷生坯状态时镌刻的，所以我们亦可藉由器皿上的纪年、刻署来断代。总之，随着历史长河的推演，紫砂陶手的署款一点一滴累积下来，慢慢地展开了一页缤纷多采的紫砂艺术史。
陶器款职渊远流长
在追寻紫砂陶器款识的创始前，我们首先得溯源到新石器时代。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发现：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河北武安磁山出土的陶器，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华北新石器时代遗存（据碳十四断代，其年代约为公元前五、六千年以前）。再由这基础发展成为广泛分布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直到商周文化。它们在制陶工艺和器形、纹饰的发展，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而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据碳十四测定，约为公元前4515-2460年），以西安半坡文化、临潼姜寨及河南陕县的庙底沟文化为代表。在这一时期所出土的高古陶器上，已可发现极为丰富的纹样，如人面纹、鱼纹、鹿纹等，以及更多由三角形、直线、斜纹所构成的几何图案。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陶器的缘口常可发现各式各样刻画整齐又有规律的符号，这些纹样极有可能便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雏形，亦是紫砂陶器款识的滥觞。
1985年于宜兴西渚出土的春秋时期麻布纹陶盆。现藏于宜兴陶瓷博物馆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陶业的慢慢兴盛，开始出现了作坊集中的陶瓷手工业。在临淄出土的陶器铭文中，常印着“陶黑”、“豆黑”等地名。河北武安出土的陶器上更有“韩口”、“史口”、“孙口”等姓名印的出现。到了秦汉时期，进入了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此时民间的陶坊大量生产日用陶器，官营的陶坊则专事生产砖瓦等建筑用陶与官方陶器，秦始皇陵的武士俑、陶马俑即为世人所周知的代表作。此一时期陶器、砖瓦上的文字刻画非常丰富多样，记载内容也较以前广泛，大部分是记录着器物的编号、监制的陶官署名、作坊名及陶工名等，而刻着吉祥祝语的铭文亦开始出现。至此，后世陶器款识的类别便已大致形成了。
宜兴紫砂陶创始于何时？自明、清以降，一般的紫砂文献皆以为紫砂陶乃创始于明代，此一说法直到1976年在宜兴丁蜀羊角山的紫砂古容遗址出土后才被推翻。这个紫砂龙窑的残片以各式壶类为主，包含了大量的壶身、壶嘴、提梁、把手和壶盖等。考古学者经由同时出土的宋代小砖、装饰龙首的捏塑手法及壶嘴与壶身的镶接手法等特微，判断紫砂陶当起源于北宋中期，至迟不应晚于南宋。然而紫砂陶壶初创始时，并非一开始就以艺术品的面貌出现，而是像其它的陶缸、陶瓮般，是件地道的日用品。在明朝以前，它只是被用来煮水、煮茶，一直到了明洪武初年，龙团茶改为散茶后，它才逐步由日常陶器演变为可供玩赏的艺术品。更由于明清两代文人雅士的参与，注入了紫砂陶壶新的生命，终于蔚然可观。正因早期的紫砂壶充其量不过是民间工艺品，所以作品上很少留有作者的名款，例如1966年，在南京出土的明嘉靖年间司礼太监吴经墓中的紫砂提梁壶就没有名款。查诸紫砂相关史册，最早载之文字的是明朝正德年间的供春，他所做的“树樱壶”是目前所见最早具有作者款识的紫砂器皿。由于供春是生活在文人圈中的书僮，受到文人书画作品上落款的习惯影响，所以他完成树樱壶后，便在壶把侧边的壶身上，用尖头工具刻划下“供春”两个铁线篆字，这应是紫砂壶上署款的鼻祖。另香港茶具文物馆所藏的供春款“六瓣圆囊壶”，则是以极细的黑紫砂混以金沙点制作而成。壶底刻款“大明正德八年供春”，笔法颇富晋唐帖意，正是文人所喜爱的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的笔法，所以这一特征大致上符合了此一时期书法的时代风尚。若再进一步细观，则可发现其书法间架结构工整严谨，书者必然是长期浸淫于书法临写的文人，而供春仅是一介平凡书僮，他是否具有如此功力，颇值怀疑，较为合理的推论或可说是，供春先请主人吴颐山落墨壶上，再自行以工具刻画而成。
细说从头话紫印（二）名家辈出文风鼎盛
名家辈出文风鼎盛
到了明万历时大彬的时代，由于他常与陈继儒、王世贞等文人雅士交游，于是也开始在壶底刻上“庚戌冬日时大彬制”这种带甲子纪年的款识，其所用的笔法仍是端正闲雅的楷书。值得一提的是据周伯高《阳羡茗壶系》所载“镌壶款识，时大彬初倩能书者落墨，用竹刀划之，或以印记，后竟运刀成字。书法闲雅，在黄庭、乐毅帖间，人不能仿，赏鉴家用以为别。”由此可想见大彬由早先的请人捉刀到后来的“运刀成字，得其法度”，他于刻款一事的确曾下了一番苦工。而工整秀丽的楷书底款，也就成为明季紫砂款识的一大特色。另据《阳羡砂壶考》所载“．．．．．．上述三条俱纪大彬题铭署款而不涉印章．．．．．．大抵大彬作壶必用章者少，署款者多，而考其传器，署款者必精工，盖章者必粗朴，从未见署款而兼盖章者，盖明季风尚使然，大抵款章并用者，自鸣远辈始耳。”
大彬篆款，初请书家落墨，后来终能自行刻画，且运刀成风，书法娴雅。
陈鸣远是大彬之后的一代大师，以技艺精湛及富创新精神而著名于世。他的作品极受当代推崇，各地文人雅士莫不竞与交往，其中尤与浙江的杨忠讷交谊最笃。这些文人亦常为鸣远作品亲自题名署款，在名工名士的相互衬托下，使得这些紫砂器身价倍增了不少。而鸣远自己的署款亦不遑多让。据《阳羡砂壶考》所载：“…所制款识，书法雅健胜于徐（友泉）、沈（子彻）”“其款字，有晋唐风格”。南京博物院所藏的鸣远“南瓜形壶”，叶脉筋络自然逼真，妙趣盎然。壶身所刻“仿得东陵式，盛来雪乳香，鸣远”十二字，并有小印“陈鸣远”，见其款字果真是“书法雅健，颇有晋唐遗风”。
鸣远署款，书法雅健，有晋唐风格。
到了嘉庆年间，金石书画家陈鸿寿（号曼生）出任溧阳县宰，为紫砂发展史开启了另一辉煌灿烂的新页。他至少设计了十八种以上的新壶样，交由杨彭年兄妹、邵二泉等著名的陶工制造，然后再由曼生本人及其幕客江听香、高爽泉、郭频迦、查梅史等文人铭刻书画于壶身。此举融造型、文学、绘画、书法、篆刻于一炉，开创了另一种独特的紫砂风貌。以往紫砂壶上的铭文，大多是择刻前人诗句，常是切茶而不切壶，甚或与茶和壶都不相关。而曼生设计的茶壶上的铭文却有着切茶、切水、切壶、切形等四大特点。此外，由于曼生在篆刻、书法、绘画、诗文上的成就，使得“壶随字贵，字依壶传”。他酷嗜摩崖碑版，所刻铭文篆、隶、楷、行皆具，行楷古雅，八分简古超逸。篆刻成就更是名列「西泠八家」之一，以这些艺术涵养为基础，无怪乎曼生能在紫砂天地中以刀代笔，以壶作纸，尽情发挥，游刃有余，终能名垂紫砂史册。
曼生壶容造型、文学、绘画、书法、金石于一壶，开创了另一种独特的风格
印款与封泥的脐带血缘
由前面所述，我们知道，自明末以降，印款逐渐取代了刻款，而成为紫砂鉴赏的重要参考依据。基本上，印款乃是依附于印章而存在的一种奇正关系。至于印章的起源，当是由陶器时代，印压在陶器上的花纹发展而成。史学家黄宾虹于民国十九年发表的“陶玺文字合证”中，列举了许多陶文和古玺完全相合的例证，证实当时印章已使用在陶坯未干前的印样，藉以表明器主或作者的姓氏，亦有用以表达地名、官衔或纪年的。在纸帛尚未大量使用以前，玺印是钤盖在黏土上的，这种盖有玺印的黏土便是《后汉书百官志》所称的“封泥”。而玺印与封泥的关系，正犹如印章与紫砂泥的关系，其文字完全相同，只是字的凹凸正反有别而已。而封泥本身所具备的征信作用亦与紫砂器上的款识一般。由此微妙的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紫砂款识与古陶印及封泥一脉相承的脐带血缘。
印款与古泥封印有着源远流长的脐带关系。图为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封泥与木匣。
文人参与的影响
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历代士人都是重“书画”，而轻“工艺”，理由不外乎“匠气”、“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等。尤其明太祖开国以后，厉行“仕”、“庶”之别，这种现象益见明显。尽管如此，同样做为“工艺陶”的紫砂器皿却独独例外。究其原因，“文人的参与”占了绝大的因素，由于明季以后，茶事兴盛，连带地使得茶具亦水涨船高，声名鹊起，脱离“玩物”，而成为文人的“雅趣”。再加上紫砂陶器绝少上釉，外表朴拙自然，文人能以坯当纸，抒发怀抱，遣兴寄情。《阳羡砂壶图考序》所载：“或撰壶铭，或书款识，或刻以花卉，或刻以印章，托物寓意，每见巧思”，有了这些文人墨客及达官显贵的热衷参与，无怪乎这种风尚在几度兴衰变异后，仍能绵延至今，历久不衰。
文人画家与紫砂器的结合，自清中期盛行至今，其风不坠。
至于这些文人的创作形式——书法与篆刻的地位，也着实有着一番推演。在清嘉庆、道光以前，紫砂艺人多是自己制壶、自己刻署的，一般是在壶底用姓名全称章，盖内则用略小的不带姓的名章。嘉道开始，由于文人的推崇与参与，书法、篆刻才由壶底移到壶的肩腹部及盖面等明显部位，并逐渐形成一种时尚。在明代，制壶人均采刻款，如有文人定制，即署文人名号或堂号、斋室名。到了清代，制壶者多用印款，文人撰铭则采刻款；亦有壶底用文人斋室名作为印款，壶身铭文用刻款，而制壶者在壶盖内，所以一把壶上亦有可能包含了四个人的印章，即陶手、画家、雕刻者及定制者四人，这点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亦殊为少见。
细说从头话紫印（四）紫砂印款的分类
紫砂印款的分类
紫砂陶器的印款，依内容的不同，可约略分为以下诸类：
（－）姓名款：此为紫砂器上最常见的款识，不论是制壶者、刻铭者、书画者或是出样定制者，只要与此壶有关的人均可落款于壶上。如“供春”、“陈鸣远”、“曼生”、“杨彭年制” “冰心道人”、“源远堂藏大彬制”等。举例：杨季初
（二）斋馆款：斋馆印始用于唐朝李宓的“端居室”，所以早在明代的紫砂器上便出现堂号印，包括斋名、馆名、堂名、轩名、室名等，不一而足。如“桑连理馆”、“清德堂”、“阳羡惜阴室王”、“墨绿斋意堂制”等俱是。举例：愙斋
（三）商标款：指经由商号经营生产的陶器上所钤盖的商记。如“利永公司”、“金鼎商标”、“铁画轩制”、“陈鼎和”等。举例：铁画轩制
（四）纪年款：纪年的款职在中国其他的工艺品如铜器、瓷器上亦颇为常见，一般纪年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采当时的帝皇年号，如“大明正德八年供春”、“大清乾隆年制”、“乾隆十三年制”、“民国念六年时年六十四”。另一则为天干地支组合的纪年款，如“万历丁酉年”、“庚子年制”、“甲戍年制”等。举例：雍正二年甲辰惠孟臣
（五）吉语款：吉语印起源于商周，古妳中的“大利”、“长年”俱是。紫砂款识中的古语款则行于清中以迄民国。如“益寿延年”、“福寿”、“宝”等。举例：宝
六）肖形欢：多刻着自己的生肖或喜爱的动物，亦有融入姓名者，常见于当代陶手用印。如兔形、羊形、鸡形等。举例：碧芳
七）图案款：在紫砂器上较为少见，所刻图形多有寓意。如八卦图、龙凤图、龙纹图等。
（八）诗词歌：多为作者遣兴抒怀之作，如“茶熟香温”、“平生知己”。举例：茶熟香温
（九）其它：诸如地名款“荆溪”、“中国宜兴”，或纪事款“江苏全省物品展览会特等奖状俞国良”、“八十二老人作此茗壶巴拿马和国货物品展览会曾得优奖”。
印款的艺术性
谈到印章材质，隋唐时期以金、铜印为主，宋代则以铜、玉居多。制作的方式则由文人书写印稿，再交由印工凿刻。直到元朝末年，画家王冕用青田石系的花乳石刻自用印，开启了软石治印的风气，集写、刻为一体，表现出个人的风貌。从此以后虽然陆续有玉、玛瑙、木、竹、象牙、牛角、陶印等素材可以入印，但石章仍是治印的主要素材。当代宜兴紫砂艺人的印章，仍以石质居多，间或有陶印、牛角印及钢印者。
中国的篆刻艺术渊远流长，奠基于元末画家王冕，再由文彭、何震及包括陈曼生在内的西泠八家，一脉相传，发展至今已成为一项独特的艺术。而在紫砂陶壶上，印款亦具有相当重要的装饰与征信作用。一把做工精美、气势雄健的好壶，若能钤上一枚章法有笔有墨、刀法酣畅淋漓的好印，便如红花绿叶般，相得益彰，令人倍加宝爱。反之，若成鲜花、牛粪之势，不但令人扼腕，亦不免要对作者之审美观产生怀疑。正因为壶的韵致格调与金石篆刻如此息息相关，所以历代紫砂名手所用印鉴，往往出自当代金石篆刻家之手。清光绪年闲的黄玉麟所用的印章，就出自名士吴大征亲手所镌。观诸当代紫砂艺师所用印章，固然不乏法度严谨、气势雄浑的好印，然亦有不少章法杂乱、结构松散的劣印，赫然壶上，令人颇有佛头着粪之慨。近年甚或出现以机器描刻之印，笔画生硬、布局死板，完全失却了印章应有之生气。
但愿宜兴诸陶手们都能重视自己所用之印款，毕竟印章与紫砂同样是一种艺术形式，更何况这两者在千百年后，便是代表著作者艺术水平与美学涵养的无言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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