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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论宋代:赵构时代财政混乱,招兵困难

 邓超越梦想 2016-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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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战歧途,始于宋朝的第8个皇帝赵佶。他要不是被命运安排而有九五之尊的话,大可以在书上绘插图或专心收藏艺术品而生活得比较妙曼,做皇帝实非所长。他御宇期间不仅有王安石的纠纷,而且有女真人的勃兴。女真发源于东北松花江上流,语言属通古斯(Tungusic)系,也与以后之满洲人相联。在公元1113年他们叛离宗主辽而独立,一年之后即自称“金”,当时北宋已向辽纳岁币110年。公元1118年的赵佶朝廷,炫惑于金人的成功,与之结盟攻辽,希望借军事行动的成功,而得以收复燕云十六州,完成朝代的宿愿。金之攻辽,如摧枯折朽,全不费力。1125年不待宋朝援助而灭辽。翌年这些远在北方之战士,觉得他们可以乘新胜之余威,对付北宋,于是大举南侵。赵佶在最后关头,传位于长子。金人旋即攻入开封,将宋朝当今皇帝与太上皇一并俘虏,送往东北,他们父子终身未得南还,同年(1126年)北宋灭亡。
  赵佶的第9个儿子赵构自立为帝,也成了岳飞秦桧的主子,历史上称为南宋。可是赵构刚一行礼登极,立即就要逃命。往后4年之内,他从华中被金人追逐到长江之南,又从杭州逃到宁波,有一段时间内甚至寄身于沙船之上,沿着海岸线来往,以避免成擒,直到公元1132年金人北去,他才回到杭州(当日称临安)。1138年杭州成为国都,可是仍称“行在”,因为开封为赵宋王室历代祖先陵寝所在,不能名正言顺地放弃。
  公元1141年的和议使赵构之母(以前也被金人俘获)南下母子团圆,南宋及金以淮河为界,宋承认金为宗主国,宋主所着之冠服由金供给,金即定都于今日之北京。南宋既为附庸,每年向金纳岁币50万,半为银两,半为绢疋。
  女真之金,既称业已因封贡而成为高丽人、回纥人及西夏人之宗主,于是因循中国传统,宣告其为区宇一家之大帝国。在宋使呈纳贡品之前,金朝已开始科举取士,文官之品级也已颁布,其君主着中国式之冕服,孔子之四十九世孙也被封为公爵,在祭祀孔子时,金主亲自行礼。
  当日宋廷反对和议一派最有力之辩辞为:国君须向异族行臣下之礼乃大失体统之事。然则反对和议也使国君之母无法南归,此又不免与传统之忠孝观念相违。此处不少历史家尚且忽视了一段事实:此时长江中游一带大部为盗匪占领,金朝正准备在当中设立缓冲国,并且已派遣投降之汉人渗透入宋朝之前方。更难于应付的则是与金交兵的时候,南方的财政尚在混乱状态,招兵也感到困难,即算各军仓卒组成,临安的流亡政府对本身之存在并无信心。
  公元1161年,即岳飞被平反那年,金人又准备南下攻宋,但战斗无定局,双方之和谈迁延了4年之久。几经冲折,金人容许南宋自此不称臣,每年岁币也减少10万。 12世纪最后几年,韩佗胄为南宋权臣,再企图推翻和局。他的父亲与皇帝赵构为姻兄弟,韩本人又娶皇后侄女为妻,当太皇太后秉政时,韩势倾内外,有权废立天子。他既为宰相又掌枢密院事,更领有太师头衔,自是能单独决定和战。只是他在南宋朝中极不孚人望,在私生活方面也有骄奢之名。所以他在公元1206年定计北伐却出师不利时,很少人同情他。况且这1206年又是多难之秋,更北的蒙古,铁木真在此时自称“成吉思汗”,在蒙古语内,这已相当于中国之天子,他的千秋功业正待展开,此是后话。刻下则金人在战场得势,胆敢向南宋要求韩tuo胄之头颅,却也真能如愿以偿(由一个礼部侍郎谋杀太师,事成之后才由朝廷公布其罪状,剖棺割尸将头颅送金)。不过事虽如此,也有作史者为韩抱不平,谓攻击他的罪名太多虚构,况且他的贤愚不肖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即韩tuo胄为了一项宗旨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总之,这次和议成功,宋之岁币又增至60万,宋主也在文书中自称“侄皇帝”而称金主为“叔皇帝”。
  不出数年局势又大变。公元1214年宋廷乘着女真之金被蒙古攻逼得无暇他顾之际,终止交纳岁币。1232年再有一个更好之机会使南宋朝廷得报宿怨,此乃蒙古遣使向杭州,建议夹攻金人。这时候有些朝臣尚记得114年皇帝赵佶在类似情况下约金攻辽,几陷朝廷于覆亡的惨况。可是宋人对金仇恨之深,历时之久,已容不得谨慎之告诫,于是结盟成功。不料蒙古之灭金,亦似以前金之灭辽,只费时两年,也丝毫不借宋之助力。由于他们已于1227年灭西夏,自此成吉思汗的子孙便可以专心一致地对付中土内仅存的朝代。在这一点上,南宋的作为较金人略胜一筹,兹后他们仍在风雨飘摇的局面里支撑了45年。
  从宏观的立场上讲,南宋之和战问题与北宋王安石之新法有前后连贯之关系。这朝代不能在经济上突破,影响所及,其军事才积弱不振。
  公元960年赵匡胤初登极时,地方税收的权力仍在军人手中,国家的高层机构与低层机构尚能保持适切之联系。开封行中央集权后,使此纽带逐渐消失。这帝国所能掌握之资源固然庞大,却缺乏适当的服务性质事业,使之合法合理周转。此中弱点所及,其损害超过全朝代319年和战关头之失策与犹疑。
  况且提到这段史实,尚要顾虑到一种历史名词的问题。我们无法忽略在赵宋王朝期间,中国展开了一种“商业革命”和“文艺复兴”的说法。这些名目初由少数日本学者发起,渐有西方及中国历史家效尤。革命为一种社会运动,一经发起见效,即不能逆转。西方产生商业革命时,影响到很多公众组织,法律上之系统此后即以商业习惯为依归,而中国近代史初期并未有这种体制上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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