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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为何丧失全球化机遇 2015-09-04 北京晨报468评 摘要从明代晚期开始，中国进入了全球性的经济圈，而自满清中叶开始，第一阶段的全球化却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灾害。 《说中国》，许倬云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然，人丁不再列入国家统计项目时，人口大幅增加，已有的生产资本——土地，就会不足以维持大众的生计。增添的人口，必须要有新的土地资源来养活。于是，满清增长的人口不断开发新的耕地。前面曾经说过，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与内陆人口大量移入西南有直接的关系。在内陆，人口从窄乡移到宽乡，其实已是常见的现象，例如赣南、皖南、湘南，这三片在南岭北麓的丘陵地带，不断吸纳黄、淮流域受困于自然灾害的人口。明末，四川的人口大量减少，所谓“湖广填四川”，就指大量移民从湖北东部、南部入川。满清将今天的东北各省视为老家，不许一般人移入，然而，山东的人口其实经常渡过渤海，进入辽河流域，再由此扩张到今天东北的全部。 这些内部的人口迁移，在明代已经开始。不过明代的移民是官家主导的，而清代这种内部的迁徙，却是百姓自发的。从清代的官书资料中，常见地方官忽然发现有成万的外来人口移入该地，于是慌忙上奏，甚至建议清剿。从人口与生产力的比例而论，生产力增加了，但是生活的方式和质量其实没有改善。 在十七、十八世纪，中国的对外贸易还是出超。中国出口的项目，仍旧是以传统的丝织品和瓷器为主体，再加上向东南亚一带输出的工艺品。欧洲国家经过长程贸易，将新大陆的白银换取中国的产品。中国吸纳了大量的白银，应当是非常富足，然而，这些经过贸易顺差而获得的财富，并没有转换成再投资的资本，反而造成了物价上涨的通货膨胀。从明代晚期开始，中国进入了全球性的经济圈，而自满清中叶开始，第一阶段的全球化却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灾害。 满清的统治机构，如前面所说，是满汉两套重叠的官僚系统，这种体制本来就不可能有很高的效率。也如前所说，那些经过科举进入文官体系的儒生，学习的是僵化的经典，畏惧的是不测的君威。他们习惯于唯唯诺诺，不做积极的抗议，只是顺从意旨，以保富贵。当然也有些能干的官吏，可是在大潮流之下，少数优秀的官员难以发生作用。 从乾隆时代开始，当国用不足时，政府往往以捐纳作为筹款的手段，捐纳的报酬可能是虚衔，也可能是实质的官职。尤其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政府的正常税收完全不足以应付国用，捐官的收入成了政府筹款的常态。 综合而言，满清二百多年来的统治，从表面上看来虽然一样是征服王朝，满清疆域扩张到极限，几乎超过了汉、唐最盛的时代，两百年人口增加的幅度也是史无前例。凡此所作所为，似乎满清比蒙元高明。实际言之，蒙元的高压统治只是一味地使用武力，并没有机会严重地伤中国的文化基础，中国的基层社会在蒙元时代还保留一些独自运作的能力。满清统治，看来是一个天下帝国的格局，其实是将草原上的力量结合为一片，通过威胁和利诱恩威并施，将中国的文化精英压倒、扭曲，也使汉代的“天下帝国”所植根的基层涣散，不再凝聚。那二百多年，正是现代世界文明开展的阶段，而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治、文化、经济“三位一体”，经过两百年来的伤，再也不能有参与全球性大转变的机会和能力。（文/许倬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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