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夏建国前与北宋的关系

RK588 2016-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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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建国前与北宋的关系，是夏宋关系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史学界对此研究或过于简略，或就个别问题进行考述，不能反映其全貌，故笔者不揣浅陋，特撰此文。

一

公元９６０年正月，夏州节度使、西平王李彝兴得知赵匡胤代周建宋，立即派遣族子银州防御史李光ｙǎｎ＠①奉表入贺，宋太祖大为高兴，给彝兴加官太尉。拓跋李氏政权对新建立的宋朝迅速作出友好反应，产生了两个效果，一是使得宋太祖赵匡胤喜出望外，立即授以高官。宋人陈师道说：“宋初职备三公者，内则赵普，外惟彝兴，彝兴以藩镇领之，尤异数也。”［（１）］一语道破了二者之间的特殊关系。二是拓跋政权很快与宋朝建交，为以后双方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从此到李继捧献出四州八县之地，双方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

（一）贡使往来不断。公元９６２年４月，李彝兴听说宋朝缺乏战马，遣使以良马３００匹入献，宋太祖为了喜奖彝兴，亲自让工匠为彝兴特制一个玉带，并召夏使问“汝帅腹围几何？”当听到使者说彝兴腰腹甚大，太祖说：“汝帅真福人也。”遂遣使以带赐之，彝兴感服。［（２）］（二）多次助宋抗击或讨伐北汉。９６０年（建隆元年）３月，北汉主刘钧联合代北诸部扰掠麟州，彝兴奉太祖诏，遣部将李彝玉合诸镇兵御之，刘钧遂引去。按此为拓跋夏州政权第一次助宋抗汉。此后北汉主刘钧“累遣使持币由间道约以兵助，彝兴不纳，太祖闻之，厚赉之。”［（３）］彝兴死后，其子克睿仍继承臣宋抗汉的策略。９７６年（开宝九年）９月，赵匡胤以侍卫都指挥使党进、宣徽北院使潘美率兵分五道伐北汉，定难节度使李克睿也率部到达天朝、定朝两关，遣使说待黄河封冻后渡河进攻。１０月，攻克北汉吴堡寨，斩首７００级，俘寨主候遇以献。９７９年（太平兴国四年）３月，宋太宗亲征北汉，定难军留后李继筠遣银川刺史李克远、绥州刺史李克宪率蕃汉兵沿黄河列塞，渡河掠太原境，以张军势。（三）世受宋朝册封。公元９６７年（乾德五年）９月，定难节度使李彝兴卒，宋太祖废朝三日，赠太师，追封夏王。１０月，授彝兴子李克睿为定难军节度使。９７６年１２月宋太宗即位，克睿因击北汉功，加官检校太尉。９７８年李克睿卒，授其子继筠为检校司徒、定难节度观察留后。除了节度首领外，有时甚至连刺史都要宋朝任命。如９７０年９月，绥州羌作乱，刺史李克ｘｉù＠②子李丕禄讨平之，节度使克睿令丕禄权知州事，表闻于朝廷，太祖诏授本州刺史。［（４）］

不过双方虽然保持着密切友好关系，但在这种友好关系的后面，已经隐藏着一种不安定的因素，这就是宋初厉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特别注意削弱地方割据势力，而夏州李氏政权具有地方和少数民族两重性，在处理上采取慎而又慎的措施，基本上维持原来的“羁縻”统治方式。然而客观现实不能不对夏州割据政权产生影响，《西夏书事》卷３载：开宝五年春二月，“光（克）睿闻太祖释诸将兵权，罢藩镇节度，内不自安，遣使贡献，表请入朝。诏不许。”这件事反映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世居银夏的拓跋李氏政权在试探宋朝的态度；二是宋太祖采取“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需要北部有个安定的环境，除不攻取北汉外，还令夏州的拓跋氏、府州大族折氏、麟州土豪杨氏、丰州大族藏才氏、灵武士豪杨氏得以世袭，“以安定其部落”。在这种统一方略和民族政策下，太祖自然不允许克睿入朝献地的。

公元９７６年（太平兴国元年）宋太宗即位后，情况有所变化，一方面宋朝基本上统一了南方，开始把经略重点北移；另一方面用阴谋手段夺取帝位的太宗赵光义，为了转移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积极对外用兵，“谋取燕蓟，又内徙李彝兴（当为李继捧）、冯晖，于是朝廷始旰食矣。”［（５）］其实，内徙夏州节度早在李继筠继位时就已出现端倪。９７８年定难节度使李克睿卒，太宗改变五代至太祖的惯例，授其子继筠为检校司徒、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而不任命为节度使。显然，这是费了一番苦心的，如前所述，夏州拓跋政权带有地方与民族两重性，赵光义还不好直接下手，只能等待时机。

公元９８０年１０月李继筠卒，１１月以其弟夏州衙内指挥使李继捧为定难军留后。次年８月，夏州地区出现了政治动荡，《西夏书事》卷３曰：“银州刺史李克远袭夏州，不克。初，继筠卒，子幼不得嗣，继捧以季弟袭职，失礼诸父，宗族多不协。克远素暴悍，与弟克顺等率兵袭夏州，继捧侦知，伏兵以待，克远兵至，入伏败死。”这时亲宋的绥州刺史、西京作坊使李克文乘机讨好宋朝，于９８２年３月上言“继捧不当承袭，恐生变乱，请遣使偕至夏州，谕令入觐。”这一请求对宋太宗来说，正是苦苦等待的，他错误地认为消灭拓跋李氏政权的时机成熟了，“克文表至，太宗遣中使持诏，命克文权知夏州，以西京作坊使尹宪同知州事，召继捧来京。继捧有难色，克文与诏使并促之，不得已率家属入朝。”［（６）］

５月李继捧等到达汴京，朝见于崇德殿。太宗轻而易举地使夏州节度使李继捧举家来朝，喜不自言，赐白金千两、帛千匹、钱百万。身不由己的继捧只好“自陈诸父、昆弟多相怨怼，愿留京师，遂献所管四州八县。”［（７）］太宗乃授继捧为彰武军节度使（虚衔），并遣使护李氏缌＠③以上亲赴阙。接着又令尹宪以重兵压夏州，迫使权知夏州李克文和绥州刺史李克宪入朝。“克文应诏，挚其家属入京，以唐僖宗所赐其祖思恭铁券及朱书御札献太宗，宴之崇德殿，嘉奖备至，授澧州刺史，赏赉无算”。李克宪接到诏书后，“偃蹇不肯行”，太宗又派袁继忠持诏谕以恩威，“克宪迟疑久之，乃随继忠入京，授单州刺史，与克文并赐第京师。”［（８）］至此，夏州拓跋李氏政权一度中断。

二

李继捧举家入朝后，定难军都知蕃落使李继迁与权知夏州李克文议不协，率部离开夏州，回到故居银州。不久，诏使来护李氏缌＠③以上亲赴阙，继迁得知“五州地尽归朝廷”，便与其亲信谋曰：“吾祖宗服滋土逾三百年，父兄子弟列居州郡，雄视一方，今诏宗族尽入京师，死生束缚之，李氏将不食血矣，奈何？”其弟继冲认为，“虎不可离于山，鱼不可脱于渊”，乘宋朝在夏州还没有站稳脚跟，杀掉诏使，占据绥州。谋士张浦则不以为然，“夏州难起家庭，蕃部观望，克文兼知州事，尹宪以重兵屯境上，卒闻事起，朝发夕至。银州羌素不习战，何以御之。吾闻小屈则大伸，不若走避漠北，安立室家，联络豪右，卷甲重来，未为晚也。”继迁以为善。当时宋兵压境，为了摆脱围追堵截，继迁诈称乳母死，要出葬郊外，将兵器藏在棺中，与数十人出城后往东北奔去，到达距夏州３００里地的地斤泽，向戎人出示彝兴画像，“戎人拜泣，从者日众。”［（９）］

李继迁在地斤泽安顿好家室后，于公元９８３年遣使到麟州贡马、驼等物，并上表太宗“世泽长存，祖功未泯，人心思旧，蕃部乐推，不望通显皇朝，但假余生戎落。”希望宋朝允许他留在银夏，成为一个“不侵不叛之臣”。一心想彻底消灭夏州拓跋政权的宋太宗，遣秦翰赉敕招谕，“山陬海ｓｈì＠④，尽一车书；日照月临，罔非臣庶。”何况现在“同族共列王朝，何忍一夫远居荒俗”，如果归顺朝廷，“宠秩有加，不失当躬富贵，恩荣勿替，永贻奕世箕裘，祸福分途，从违早计。”［（１０）］

李继迁此举不仅是想通过和平方式取得世居的银夏之地，而且也为对宋朝军事斗争找借口，因而决不可能答应宋太宗诱逼的。他把秦翰留在帐中，出入无间疑，秦翰想乘机杀掉继迁，“不得乃还”。这是李继迁第一次正式对宋交涉。

继迁得不到宋朝承认，“数寇河西，银夏诸州无宁日”。９８３年５月与宋银夏绥宥巡检使田钦祚战于葭芦川，继迁败走。９月，又败于三岔口。９８４年５月继迁奔回地斤泽，不久被知夏州尹宪侦知，夜发兵偷袭地斤泽，斩首５００级，焚烧４００余帐，继迁的母亲妻子成了俘虏，“继迁仅以身免”。由于李氏长期统治银夏地区，在党项羌中具有一定的威信和号召力，所以失败不久，又在夏州以北的黄羊坪招聚羌众，并利用同豪族大姓通婚的方式，和野利氏等建立起反宋联盟，声势复振。公元９８５年２月，诱杀曹光实。“继迁既杀光实，假其旗帜，袭破银州，获军资器械无算，于是番部附者日众。”［（１１）］李继迁自称定难军留后，以张浦、刘仁谦为都押牙，李大信、破丑重遇贵为蕃部指挥使，“其余除授有差”。

这时宋朝和契丹正处于战争激烈阶级，李继迁利用这个矛盾，采取了“联辽抗宋”的策略。９８６年（宋雍熙三年、辽统和九年），他向契丹称臣纳贡，契丹授其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诸州观察处置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１２）］并以宗女封义成公主许嫁（３年后成婚）。继迁结契丹为援，如虎添翼，次年设伏王庭镇，打败安守忠的三万宋军，然后乘胜追到夏州城下，围夏州长达两个月之久，直到知麟州韩崇训领大军赴援时才撤围。

宋朝在屡次用兵失利的情况下，采取宰相赵普的“以夷制夷”方略，起用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赐姓名赵保忠，让其对抗李继迁。这样夏州出现了两个定难节度使，一个是宋朝封的李继捧，一个是契丹封的李继迁。

李继捧到边镇数月后，“上言继迁悔过归款，乃授继迁官，然实无降心也。”［（１３）］李继捧归降宋朝是迫不得已的事，现在宋朝让他重返夏州，想乘机重新取得割据地位，“妄奏以示己功，讹君固位”。［（１４）］因此他和继迁既有相互斗争，争夺割据地位的一面，又有相互联合，蒙骗宋朝的一面。李继迁正好利用他这种心态，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公元９９１年李继迁通过继捧“奉表谢罪”，蒙在鼓里的宋太宗立即授其为银州观察使，赐姓名赵保吉。李继迁之所以投降宋朝，除了上述和继捧相互利用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婚契丹，岁时贡献悉取资于蕃族，财用渐乏”，而当时“陕西尚严边禁，碛外商旅不通”。投附宋朝则可以通互市，获得经济上的利益。

“继迁虽降宋，劫掠如故”。公元９９４年正月迫胁绥州居民迁往银夏，又在沿边围攻堡寨。宋太宗决意攻讨，命马军都指挥使李继隆为河西都部署，率大军出击，“保忠（继捧）闻继隆兵至，挚其家人吏卒壁于野外，遣牙将李光祚告保吉（继迁）”。同时“上言已与继迁解仇，贡马五十匹，乞罢兵。”［（１５）］然而，李继迁为了自身利益，将继捧使者李光祚缚绑起来，夜袭继捧营帐，继捧仅以单骑脱身，资财器物全部被继迁夺取。在如此关键时刻，继迁之所以出卖继捧，一是他认为继捧可以利用，但不必为其作出牺牲；二是本着“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的原则，“欲并其众”，和继捧争夺夏州割据权。不久，李继隆兵至夏州，捕获李继捧。随后宋太宗下诏削夺李继迁所赐姓名，废毁夏州城，把居民迁往绥、银诸州。

李继捧被捕后，李继迁为取代其定难节度使的地位，频频向宋遣使和好。９９４年８月遣赵光诈、张浦到绥州见黄门押班张崇贵，求纳款，“崇贵会浦等于石堡寨，椎牛酾酒犒谕，仍给锦袍、银带。”［（１６）］不几天又遣其弟廷信奉表待罪，且言违叛事出保忠，愿敕勿诛。”把“违叛”事推到继捧身上，其目的不言自明。宋太宗召见廷信，“面加抚慰，锡赉甚厚。”［（１７）］１１月，宋朝遣张崇贵招谕继迁，赐以器币、茶药、衣物。复命继迁为银州观察使，这与李继迁所期望的相差甚远。公元９９５年３月，又遣左押衙张浦贡马驼，６月再遣使表宋，乞夏州。［（１８）］好大喜功的宋太宗决不会把已“收复”的夏州轻易地让给李继迁，而是采取五代时后唐的做法，移镇ｆū＠⑤延，遣阁门制使冯讷、中使贾继隆持诏，授继迁为ｆū＠⑤州节度使。“ｆū＠⑤州（今陕西富县）去延安止一小程，其城周围二十里，二土山在其中，正当狗道岭，灵夏并隔沙碛，川原平坦，继迁以易受中国控制，不奉诏”。

李继迁用和平的方式得不到夏州，复进扰边郡，攻西蕃睡泥族，俘７００余帐，接着用兵清远军，以图打通进攻灵州的道路。公元９９６年正月，宋政府派白守荣率部护送４０万粮草接济灵州，继迁于浦洛河击败宋军，俘获全部粮草，５月又进围灵州，屯兵不去。宋太宗遂决定大规模攻讨，亲自部分诸将，李继隆出环州，丁罕出庆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张守恩出麟州，五路进攻，直抵平夏。李继迁利用宋军粮运艰难，队伍步调不一，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使宋军找不到主力作战，结果被拖得疲惫不堪，无功而还。

公元９９７年宋太宗死，真宗赵恒即位。史载真宗“方在谅暗，姑务宁静”，一些大臣也要求采取“屈己含垢，以安万人”的策略。［（１９）］李继迁以此为契机，再次“遣牙校李光祚至京修贡，表求蕃任，意不得夏州不已也。”［（２０）］于是真宗答应李继迁的要求，命内侍右班都知张崇贵为册封使，授继迁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复赐姓名，加食邑千户，实封３００户。在继迁的不懈努力下，归属宋朝达十五年之久的银夏疆土又重新回到拓跋李氏的手中。但李继迁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逐渐认识到宋王朝外强中干，已不满足对“故土”的恢复，而是在恢复“故土”后，进一步向外扩张割据势力，把军事斗争矛头直指宋朝西北军事重镇灵州，腐朽的赵宋君臣则对灵州弃守举棋不定，议论纷纷。公元１００２年３月，宋朝援军还在行进途中，李继迁大集蕃部，一举攻克灵州，易名西平府。他认为“西平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若缮城浚濠，练兵积粟，一旦纵横四出，关中莫知所备。”［（２１）］故都而居之。

攻占灵州的第二年十月，李继迁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扬言分屯骆驼、东箱两路，入攻环庆，而暗中移兵攻取西凉府。继迁攻下西凉府，不免志骄意满，归附宋朝的吐蕃大首领潘罗支乘其不备，向他发动突袭，继迁中流矢，逃回西平，第二年因伤重死去。

三

李继迁中流矢后，伤势日重，他自度生命垂危，便召来儿子德明等叮嘱后事，“尔当倾心内属，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勿止也。”［（２２）］李继迁临终前之所以一反常态，要德明依附宋朝，确立对宋和好的基本国策，其一、他在几年前就定下了向西发展，“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的方略，对宋和好后，方能腾出手来向西用兵。其二、他看到党项政权羽翼还未丰满，其实力还不足以与宋、辽争雄，暂时称臣讲和，以屈求伸。其三、当时夏境灾荒，拓跋政权一度出现不安定的因素，如１００３年９月，“夏州教练使安晏与其子守正来归，且言贼境艰窘，惟劫掠以济，又籍夏、银、宥州民丁壮者于河外，众益咨怨，常不聊生。”［（２３）］对宋和好，既能取得经济上的利益，度过灾荒，又能阻止蕃部族帐的叛逃。其四、当时宋朝确立“以夷制夷”的方略，除了授吐蕃大首领潘罗支为盐州防御使兼灵州西面都巡检使，与其结成攻夏联盟，还“遣使谕秦陇以西诸戎，使攻李继迁”。这种“以夷制夷”的方略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李继迁就是被潘罗支射成重伤的，为了使德明能够“负荷旧业”，必须与宋和好，破坏二者之间的联盟，这样不仅可以减轻河西吐蕃与沿边蕃部的压力，而且也有利于对其用兵，可谓一箭双雕。

就北宋而言，也同样需要与西夏德明集团和睦相处。宋真宗即位不久，即从宋朝本身利益出发，大力贯彻太宗时已开始的“守内虚外”政策，以安定国内统治秩序为主要任务。公元１００４年“澶渊之盟”成立，宋辽关系出现重大转折，在赵宋统治者看来，岁用银１０万两、绢２０万匹交换来的和平是廉价的，这不能不对宋夏关系发生影响。为了进一步贯彻“姑务羁縻，以缓争战”的策略，便迫不及待地向德明进行招抚。以上种种因素，构成了宋夏“景德约和”的条件。

“景德约和”订立之前，双方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１００４年（景德元年）初德明嗣位，３月宋ｆū＠⑤延钤辖张崇贵移书德明，“谕以朝廷恩信”。德明虽急切需要同宋朝约和，但为了讨价方便，“遣使报称未葬，难发表章，请俟释服禀命”。［（２４）］既答应约和，又表现出不急于约和的样子。随后张崇贵又向真宗建议，派遣大臣到边界召德明亲信张浦等具体商讨有关议和问题，真宗“旋赐诏德明，令张崇贵与汝期约商议”。［（２５）］在这期间，德明为了进一步加重谈判的法码，遣使契丹，请求册封；再次用兵西凉府，诱杀潘罗支，攻扰边州，下宋朝青城。直到１００５年（景德二年）６月，他才认为议和时机成熟，“谋之张浦曰：先王遗命，即应表闻，缘降之太易，彼将轻我，公兵复西凉，国威已振，请之，此其时也。”［（２６）］乃遣王ｍíｎ＠⑥以继迁遗言奉表入献。

宋真宗见表后，赐王ｍíｎ＠⑥锦袍、银带，并遣侍禁夏居厚赉诏答谢，同时命阁门通事舍人焦守节告谕张崇贵，让他向德明正式提出议和条件。据《长编》卷６０景德二年六月辛卯条载，宋政府首先要求德明履行七事：（１）归还李继迁时占据的灵州疆土；（２）德明居地必须限于平夏范围，换言之，西夏政权不准向外扩张领土；（３）西夏遣子弟宿卫京师，即送亲属作为人质；（４）送还被俘的宋朝官吏；（５）解散西夏的蕃汉军队；（６）释放被俘获的宋朝兵民；（７）如果边境上发生纠纷事件，要服从宋政府的处理。其次，在德明答应履行上述七项条件后，宋政府才能满足德明五件事：（１）授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封西平王；（２）赐金帛缗钱４万贯两匹、茶２万斤；（３）给德明发给内陆节度使薪俸；（４）允许西夏进入内陆贸易往来；（５）宋朝撤销青白盐内输禁令。

张崇贵将议和条款提交给德明使者王ｍíｎ＠⑥后说，“如能顺命，即降恩旨”。［（２７）］德明心中很清楚，如果全部答应宋朝的议和条件，等于将西夏政权限制在平夏范围，完不成继迁留下的向西发展的遗嘱。因此“使张浦诣崇贵面议，但多邀求，不肯自为誓约也。”［（２８）］其邀求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坚持“先赐恩命，徐议之”；其二、明确表示不同意归还灵州和送子弟入质，但宋朝则坚持要求归还灵州及遣子弟入质。这样使和谈一度出现僵局，宋朝“以赵德明誓约未定，即命向敏中自知永兴军改为ｆū＠⑤延都部署兼和延州，使经略之”。边界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尽管和谈出现僵持局面，但双方的努力并没有中断，德明频频向宋朝遣使，以表示对和谈的诚意以及取得经济上的利益。［（２９）］在德明的软磨硬拖下，赵宋君臣有些等待不住，宋真宗再次令向敏中招谕德明，既而向敏中等建议，“候其亲弟到阙，并得誓章，则先许五事悉愿与之，姑务羁縻，以缓争战可也。”［（３０）］即放弃归还灵州疆土的条件，真宗准备答应，“又虑德明空接续进奉，肆其徼求，在彼固无亏损，而我渐失机会，复赐敏中等诏，令亟图之”。［（３１）］

宋朝急于约和，已作了较大的让步，在放弃灵州疆土条件的情况下，德明仍不满足，多次遣人转告向敏中，说“遣亲弟宿卫，上世未有此例，其他则愿遵承。”［（３２）］并提出以良马、骆驼千计入贡，言词恳切。由于德明坚持不同意遣子弟入质，向敏中只将这一情况报告给真宗，没有敢“请行封爵”，但真宗求和心切，下诏向敏中等，“如德明再遣人至，果不欲令亲弟宿卫，则所乞回图往来及放行青盐之禁，朝廷并不许，然不阻其归顺之志也”。［（３３）］１００６年（景德三年）９月，德明就宋真宗允许的条款结成誓表，遣牙校刘仁勖来献。１０月宋朝批准德明誓表（议和保证书），授其为定难军节度使、夏绥银宥静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使，封西平王，食邑６０００户，实封２０００户，给俸如内陆节度使，并以ｆū＠⑤延钤辖张崇贵为旌节官告使、太常博士赵湘为副使，赐德明袭衣、金带、金勒鞍马及银万两、绢万匹、钱２万贯、茶２万斤。经过多次讨价还价，终于就“景德约和”的部分条款达成协议。

四

“景德约和”后，德明对宋朝基本上一直保持友好关系，“贡奉之使，道路相属。”［（３４）］公元１００６年１１月，遣使至宋，贡御马２５匹、散马７００匹、驼３００头，以谢朝命。次年（１００７年）３月，献马５００匹、驼２００头，谢给俸廪。宋制，贡物谢恩，只给来使缗钱，宋真宗因德明进奉频仍，特加赐德明袭衣、金带、器币。４月，德明为了迎接宋使，于绥州建馆舍曰“承恩”，夏州建馆舍曰“迎晖”，５００里以内，道路桥梁，整修一新。“闻朝使至，必遣亲信重臣郊迎道左，礼仪中节，渐有华风。”［（３５）］５月，德明嫡母＠⑦氏卒，遣都押牙贺承珍到汴京告哀，宋真宗命殿中丞赵稹为吊赠兼起复官告使。６月，贡马５００匹，助修章穆皇后陵。１００８年真宗东封泰山，德明遣使来献。１０１１年２月遣使入贡，４月，贡马贺祀汾阴。诸如此类，不胜例举。

德明之所以频频遣使，与宋朝保持亲密友好关系，除了腾出手用兵西蕃外，还有如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为了取得经济上的利益。德明每次派往宋朝的使者，既可以得到大量的赏赐，又可以大做生意。“景德约和”刚一成立，他就请“因进奉使赴京，市所须物”，［（３６）］真宗答应其要求。这些贡奉使者到汴京后，出入民间如家，任其交易所需之物。为了进一步羁縻德明，使其在经济上不受损失，宋政府还规定，“夏州进奉外，有以私物贸易，久而不售者，自今官为收市”。［（３７）］这一切都促使德明接连不断地遣使贡奉。

二是为了不断得到加官晋爵。史载“德明闻中国有大典，必遣使入贺，［（３８）］而宋朝每次都必定要加官晋爵益食邑。如１００８年（大中祥符元年）１０月，宋真宗东封，德明遣使来献，礼成，加兼中书令，益食邑１０００户，实封４００户。１０１１年４月遣使贡马贺祀汾阴，礼毕后，宋朝遣皇城使韩守殷、作坊使张佶为官告使，进德明中书令。１０１４年宋真宗到亳州谒太清宫，德明闻讯后遣使到行阙朝觐，宋加赐“宣德”功臣号。宣德，乃是赐皇子、皇亲号也。１０１７年正月宋真宗改元，大赦中外，“会夏州使至，诏加德明守太傅，食邑千户，实封四百户。”１０１９年３月加赐“崇仁”功臣号，崇仁，乃赐亲王重臣号也。１０２２年又加“纯诚”功臣号。１０２３年宋仁宗即位，加德明尚书令。至此，德明共获得推忠宣德崇仁保顺纯诚亮节守正翊戴功臣号、定难军节度使、夏绥银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守太傅、中书令、尚书令、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国、西平王等一系列官勋爵号。食邑１万６千户，实封５千户，到其临终前夕，食邑又增加为２万１千户，实封７千户。［（３９）］

德明之世，夏宋之间保持了２０余年的友好和平，两国边界地区“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尘委，养生送死，各终天年。”德明“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马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交受其利，不可纪胜。”是夏宋关系最友好的时期。

参考文献：

（１）（３）（４）（６）（８）（１０）《西夏书事》卷３。

（２）《太平治迹统类》卷２。

（５）《宋史》卷３１８《张方平传》。

（７）《长编》卷２３太平兴国七年五月已酉条。

（９）《长编》卷２５雍熙元年九月条及《西夏书事》卷３。

（１１）（１４）《西夏书事》卷４。

（１２）《辽史·圣宗纪》。

（１３）《宋史》卷４８５《夏国传上》。

（１５）（１８）《西夏纪》卷２。

（１６）（１７）《长编》卷３６淳化五年八月丁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