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峪关魏晋墓没有碑铭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第二次高峰。西北地域周边的匈奴、羌、氐、西域诸族及秃发鲜卑等内迁诸族，因长期与汉族错居杂处，形成共同经济体制，民族间的差异逐渐减少，最后与汉族在互动中融合。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而有关墓葬的情形也有所变化。
虽然东汉盛行墓前立碑，立碑之俗，不绝如缕。但到了魏晋之时，提倡节葬，曹操诏令禁碑，晋武帝亦认为：碑表私美，助长虚伪侈糜之弊，应予禁断。然由于其勒名示后，颂扬显宗之功用，仍有采用。这些碑刻有的立于墓侧，也有的未立于墓侧，魏晋之时仍有墓碑存在可以确认。《宋书》卷十五《礼志二》：“晋武帝咸宁四年，又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至元帝太兴元年，有司奏：‘故骠骑府主簿故恩营葬旧君顾荣，求立碑。’诏特听立。自是后，禁又渐颓。大臣长吏，人皆私立。义熙中，尚书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议禁断，于是至今。”因此不能认为考古材料发现得较少，就认为：“魏晋之世，禁止厚葬及在墓前树碑立阙。至此，东汉盛极一时的墓碑顿时趋于消失。”（徐吉军、贺云翱《中国丧葬礼俗》）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嘉峪关魏晋墓没有出土相应的墓碑，是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的。 墓葬形制的演变 魏晋时期，由于多行“不封不树”的薄葬政策，墓葬形制较汉代有了一个大的演变进程。虽然魏晋然墓葬形制仍承袭了汉制，但这种演变仍然是革命性的。那就是墓葬由多室向单室过度。像河南洛阳地区发掘的魏晋墓群，大型墓仍然保持双室的布局，但明显已有单室化的趋势，这就是魏晋墓葬的演变趋势。包括初步认定的晋武帝峻阳陵及晋文帝崇阳陵经钻探都是单室墓，说明以前后双室，前、中、后三室等多室区分墓主的等级原则，已趋于衰减。 那么嘉峪关魏晋墓为什么还存在二室和三室这样的墓室形制呢？ 嘉峪关新城镇附近广阔的戈壁滩，在十公里的范围内，散布着数以千计的魏晋墓，1972年至1979年，共发掘13座，其中8座是彩绘砖壁画墓，墓室有二室和三室两种。三室墓由墓道、墓门、门楼、前室和后室组成，二室墓无中室。墓道为斜坡式，墓门上方均有高大的门楼，高达5米、9米甚至11米，宽2米，门楼上部嵌雕砖或彩画砖，多者达十余层，雕刻有斗拱、侧兽、托梁力士、托梁兽、鸡首人身、牛首人身、雷公等造型。彩画砖有虎头纹、青龙、白虎、朱雀、麒麟等图象。这样豪华的墓葬，应该说与那个时代官方主流意识所倡导和规定的有所项背。魏晋时代，不仅是墓葬的规格，既是明器，也有所限制。“古者天子诸侯葬礼粗备，汉世又多变革。魏晋以下世有改变，大体同汉之制。而魏武以礼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豫自制送终衣服四箧，题识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无所增加。及受禅，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以示陵中无金银诸物也。汉礼明器甚多，自是皆省矣”。“宣帝豫自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终制》，敛以时服，不设明器”。“景帝崩，丧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晋书·礼志中》）。晋之明器制度经历了魏晋之际的薄葬之后，不但汉代以来流行的庖厨、家畜、家禽模型明器趋于衰减，而且铜器罕见，漆器数量亦显著减少。但新兴起了以牛车为中心，包括男女侍俑、武士俑、镇墓兽在内的随葬模式，尤其是南方长江流域的瓷制明器成为器皿随葬的主流。从三国时期的瓷质壶、罐、碗、灯、钵、盂、羊、虎子，到西晋时期的壶、扁壶、唾壶、碗、洗、砚、薰、镇墓兽、谷仓罐，再到东晋时期的盘口壶、鸡首壶、方壶、香薰、水注、唾壶、虎子，无一不反映出当时士族及贵族人物的真实生活。
那么，为什么嘉峪关魏晋墓还会有如此的高规格和高档次呢？有专家认为，可能是墓主人的身份较高，关于嘉峪关魏晋墓墓主人的身份，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谜，不能作为一种合理的推断。从当时的情形来看，魏晋时期，创立“不封不树”之制，是实行薄葬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曹魏至东晋皆行之。曹丕终制“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陈思王曹植和中山恭王曹衮也依父兄终制。其后有司马懿“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景、文二帝谨奉成命。“江左初，元、明崇俭，且百度草创，山陵奉终，省约备矣”（《晋书·礼志中》）。王祥遗令“勿起坟陇”（《晋书·王祥传》），石苞终制“不得起坟种树”（《晋书·石苞传》）。皇甫谧《笃终》曰：“无种树木、削除，使生迹无处，自求不知。”基本上可以断定，魏晋时期，“不封不树”之制自上而下是实行过的。嘉峪关一带地处偏远，居住在这里的人，除了少数土著，基本上是从内陆迁徙而来的流民。“不封不树”之制的推行，“自上而下”，毕竟是要经过一段时日，不会像现在一样，发一个文件，全国上下周知。可能就是在新旧制度的交替间隙，嘉峪关魏晋墓出现了一个特例。 汉代以后，河西走廊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列四郡、据两关”战略措施的实施，河西长城的修筑，丝绸之路的畅通，使经济文化的交流空前活跃，加之大量的移民实边，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大片荒地的开垦利用，农田水利的兴修，使耕地面积扩大，使农作物的生长有了物质保证。到了魏晋时期，河西走廊出现了畜牧天下饶、农桑赛江南的局面。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嘉峪关魏晋墓的砖雕和砖壁画所呈现的丧葬风俗，有一些与农俗活动有关。 嘉峪关魏晋墓墓室前部有高大的照壁，照壁上分布着多种仙瑞灵异造型砖，中心部位筑一阁门，上画双虎。阁门两侧列双阙，其上浮雕人身牛首与人身鸡首图像。照壁的壁面分层有浮雕兽头、人身羊首等，这些都与传统的农神崇拜有关。一般来说，在远古传说的神话中，农神即炎帝，是人首牛身之神。《艺文》引《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姜姓也，人首牛身，长于姜水，有圣德，都陈，作五弦之琴，始教天下种谷，故号神农氏。”在汉画中炎帝神农氏已彻底人神化。《艺文》引《易》曰：“神农氏作，析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淮南子·时则训》云：“南方之极……赤帝，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高诱注：“赤帝，炎帝也，少典之子，号为神农，南方火德之帝也。”而凤凰即朱雀，南方之神鸟，故而可知这牵凤凰、持宋耜者乃为南方火德之帝神农。嘉峪关魏晋墓中亦有青龙、白虎、朱雀、麒麟等图像，可以想象，来自不同地方的移民，带来了根植于自己灵魂土壤中的文化。而且，有关神农的形象，也经过不断的演义，有所变异。 古时候，对于农神的祭祀，已经形成了风气，到了汉代，祭祀农神已成为一种定制。魏晋时期，嘉峪关一带开垦荒地，大批内陆而来的士、农、工、商，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农业的丰欠，主要还依赖于风调雨顺，而天有不测风云，这就为农神崇拜奠定了自然基础。民以食为天，春种秋收，人们都怀着敬畏的心情对神农充满了祈求。比如在惊蛰的那一天，嘉峪关一带的乡民都要用油煎鸡蛋或水煮荷包蛋庆贺万物复苏。到了四月初八，庄稼长势良好，庙会上人潮涌动，在乡野，儒、释、道及各种神灵崇拜是共存的。 在嘉峪关魏晋墓砖壁画中，6号墓门画有飞廉。飞廉，又名风伯，能致风气，为风神。其他墓门有雷公造型，即雷神。由以上画像可以看到为了求得风调雨顺的丰收年景，嘉峪关一带有祭祀风伯雨师之俗。史载“县邑常以乙未日祠先农于乙地，以丙戌日祠风伯于戌地，以已丑日祠雨师于丑地，用羊”。“风师者，箕星也。箕主簸扬，能致风气”。古代祈雨有专门的名称，曰“雩”。《公羊传》：“九月大雩”注“大雩，旱祭也。”从文献记载来看，夏代已经有了这种活动。殷商甲骨文中也有记录祈雨的卜辞。周代的祈雨之俗已相当盛行，“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旱暵，则舞雩”。而在《论语·先进》、《九歌·云中君》中则分别记载了鲁国、楚国的雩祭情况。降及汉代，上自天子，下至黎民百姓都要参加祈雨活动，统治者对祈雨活动是作为一种政务来对待而不敢懈怠，而广大百姓则深信这样做对消除旱象是至关重要的。 嘉峪关一带，人们在祭祀神祗、信奉巫术的同时，坚信踏实耕种才是带来好收成的根本。在嘉峪关魏晋墓一号墓、三号墓、四号墓、五号墓、六号墓、七号墓、十二、十三号墓出土的大量砖壁画中，反映人们辛勤耕种劳作的画面比比皆是。如犁地：一人一牛一犁，画面中农夫一手攥着缰绳紧握犁把、一手举鞭，耕牛前曲后躬，力度感强烈，生活气息浓厚。耙地：一褐衣、披发的少数民族农夫蹲在耙上耙地，其夸张性的发式和衣着，突出了劳动者的身份。据史书记载：羌人“披发覆面”、“衣裘褐”，由此推断该农夫为羌族。农耕文化对游牧民族的巨大影响也可略见一斑。耱地：一农夫左手执鞭，右手揽着缰绳，利用身体的自重，站在二牛抬扛牵引的耢上耱地。耢是用来碎土保墒的农具。这幅砖壁画是我国最早的二牛抬扛的形象资料之一。播种：一农妇在前播种，一农夫随后举牖碎土。播种者左手抱盆，右手高高扬起，有节奏地撒种，动作娴熟地翻土、碎土。劳动的场面有条不紊。采桑：中间一棵桑树，左边一赤足女童，双臂系彩缨，胸前挂着器物，高举双手正在采摘桑叶；右边一赤足剪发妇女，正抬手采摘桑叶。二人均为少数民族――龟兹族。扬场：一农夫手持四股叉扬场，粮堆上有一只小鸡，农夫身后也有两只鸡，小鸡前来偷食的兴奋，反映出了农夫收获时的喜悦。打梿枷：一农夫手持木梿枷打场，梿枷为脱粒的农具，由长柄的一平排的木条或竹条构成。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魏晋时期的生产力水平。 汉魏晋时期的丧葬风俗主要有以下几种：招魂葬、挽歌送葬、鼓吹助丧等，从程序上，还有吊丧、会葬、归葬、陪葬、合葬、立碑等等。从嘉峪关魏晋墓现存的砖壁画、出土文物及嘉峪关一带的现代风俗中，这些丧葬形式都有活的标本。 招魂葬。至魏晋之时，由于战乱横行，人死尸骨皆无，故招魂葬盛之。西晋东海王司马越死，尸为石勒所焚烧，“裴妃为人所略，卖于吴氏，太兴中，得渡江，欲招魂葬越”。帝未许，“裴氏不奉诏，遂葬越于广陵。太兴末，墓毁，改葬丹徒”（《晋书·东海王越传》）。故太兴元年夏四月，“戊寅，初禁招魂葬”（《晋书·元帝纪》）。从这些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想象，魏晋时期的嘉峪关一带，一个家族，一个村庄出现了死人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一方面使人悲痛欲绝，另一方面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寄托哀思。人们坚信，人死了只是肉体上的消亡，人的灵魂仍然流落于荒野，时至今日，嘉峪关一带仍然保留了招魂葬。招魂的情景颇具戏剧色彩，一家人在神婆或神汉的引导下，在乡村道上或野地里呼唤着死人的名字，家人急切地呼唤，神婆或神汉应答，就算是魂魄归安了。
鼓吹助丧。《晋书·礼志中》：“汉魏故事，将葬，设吉凶卤薄，皆以鼓吹。”《后汉书·礼仪志》刘昭注引丁孚《汉仪》，永平七年阴太后出殡，有“黄门鼓吹”。《续汉书·百官志四》注云：“案大驾卤薄，五校在前，各有鼓吹一部。”《北堂书钞》卷一三○引西晋孙赗《东宫鼓吹赋》：“鼓吹者，盖古之军声，振旅献捷之乐也。施于时事，不常用。后因以为制，用之道路焉。”肖亢达先生考：“黄门鼓吹包括了武乐。”“它所以称为‘黄门鼓吹’，只是因为由皇家乐队——黄门乐人演奏。”（萧亢达《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桓温之死“赐九旒鸾辂，黄屋左纛，辒辌车，挽歌二部，羽葆鼓吹，武贲班剑百人”（《晋书·桓温传》）。石苞死，“及葬，给节、幢、麾、曲盖、追锋车、鼓吹、介士、大车，皆如魏司空陈泰故事”（《晋书·石苞传》）。嘉峪关魏晋墓壁画砖中有许多关于古代乐器的内容，人们饮宴的时候，鼓乐吹奏，很是雅致。从历史的记载来看，鼓吹助丧是一件很排场的事，一般老百姓是不可能有此排场的。像嘉峪关魏晋墓这样有规模的墓室，鼓吹助丧是少不了的。大户人家或者官宦士族出殡之时，鼓乐齐鸣，一路浩浩荡荡，显示死者的身份和地位。河西地接中原，毗邻西域。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在这里冲突、融合，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圈。在音乐方面，堪称诸乐交汇之地和音乐之邦。据有关资料记载：西凉乐为后凉吕光伐龟兹后，将其乐带到凉州，与中原音乐融合后，形成的一种别具一格的音乐。曾为后凉、北魏、北周的国乐，并广泛流行于中原各地，绵延五百多年，在中国音乐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演奏西凉乐的乐器有19种，其中钟、磬为中原乐器，曲项琵琶、竖箜篌、筝、五弦等出自西域。史书上记载的这些宫廷乐器中的阮咸、箜篌和琵琶，别处很难见到，在魏晋彩绘砖壁画中可以看清它们细微的区别，实为中国音乐研究的宝贵资料。现在的嘉峪关一带，农村的出殡仪式也多有鼓乐班子助丧。
吊丧，自东周而盛，至晋不衰。《礼记·檀弓上》：“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两汉时期，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百姓，吊祭炽盛。亲族、好友吊丧意在示悼，天子凭吊，除示悼之外，又显德政。两晋之时像安平献王司马孚等宗室成员及羊祜等功臣贵族死后，也得到帝王素服临哭。吊丧，这是延续至今的习俗。谁家有亲人去世了，亲朋友好友、邻里街坊前去吊丧，“执孝子之手”、“吊丧必先主人先哭客乃哭”，这都是应有的礼数。向死者祭拜，送上祭品，后来献花圈等等，有了进一步的延伸和扩展。
归葬，即归先人之墓或旧茔，这是家族墓地兴起后的一种葬俗，魏晋时沿袭不改。合葬之制，肇于新石器时期，汉时夫妇合葬一墓盛行，至东汉晚期出现的家庭多人合葬，可以看作是家族聚葬形式在一个墓穴里的缩小。事实上，从嘉峪关魏晋墓发掘的十几座墓葬来看，全部是家族墓，多是夫妻合葬。从魏晋以来，嘉峪关一带归葬、合葬之风尤盛。在绿洲边缘的戈壁沙漠，到处都有用土埂圈起来的家族墓地，夫妻要合葬，家族之人要归葬，只不过这种合葬和归葬并不像魏晋时期那样必须是同穴而葬，后来的情形是只要在一块墓地里安葬就可以了，展现了死后一家人团圆的气象。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