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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黃永年的書趣
黃壽成
父親黃永年教授去世將近一年了，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靜，父親的音容舉止常常浮現在我眼前，特別是當我走到書房門口時總覺著他老人家仍然坐在那寬大的書桌前孜孜不倦地讀書，可是定神一看已是人去屋空，只有書房內的書櫃、書箱、書架裡的書仍在，這些書似乎在沉吟敘述著什麼，這大概就是父親留下的遺產。 父親是一介書生，曾就讀於“中央大學1940年至1945年南京部分”、復旦大學，從中學起先後師從呂思勉、顧頡剛、童書業、龍榆生等大師、名師。他一生好書，在上初中時就開始買書藏書，到上大學時他的藏書已具規模，記得父親的老同學、濟南大學的徐志剛教授就曾對我說：“你父親的藏書是我們同學中最多的，我曾經到過你們常州的老家，在那裡看到你父親的藏書，真多啊！我回到學校就和同學說：‘永年的藏書真多，他將來一定能做大學問！’” 說起藏書，父親曾說：“藏書不僅是一件高雅的興趣愛好，而且其中妙趣叢生。”的確有些事情的發生真是奇妙。父親在《藏書家》第6輯《我怎樣學會了鑒別古籍版本》中提到了當時還買了會文堂影印的清人胡克家仿宋刻本《文選》，而這部《文選》以後發生的故事確實令人驚奇。父親說，買到這部書後的一天，他一邊讀書，一邊用毛筆寫著什麼，突然祖母在家中所養的那隻大黃貓用爪子一打父親手中的毛筆，不料在這部《文選》的書根上留下了一個毛筆的墨印。1957年反右運動中父親蒙冤被打成右派後，這部《文選》被賣出，過了二十多年，這部《文選》卻奇跡般的出現在北京琉璃廠的書店裡。因為這部書也不是什麼善本，父親看到後只是隨口說了句，這部《文選》原來是我少年所藏，有毛筆的墨印為證。孰料說者無意聽者有心，這件後來被教育部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主任安平秋教授得知購得，并送給了父親，此書失而復得。父親回到西安家中，即拿出這部書津津樂道的說起這部書的故事，指著那個大黃貓所打出得毛筆印子給我看，并告訴我那隻大黃貓名叫永虎，是祖母所起，與他排名。 父親認為買書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事，父親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中葉在南京“中央大學1940年至1945年南京部分”讀書，即與徐志剛教授同學時，他曾在南京名叫保文堂的舊書店買到藏書樓名為愛日館的藏書家徐鈞的舊藏《金石苑》原刻本。此書是清季金石學家劉喜海所著，道光原刻本一向很少見，故此民國時著名藏書家陶蘭泉借得徐鈞舊藏按原大影印。可是店裡糊裡糊塗竟然將這部道光原刻本和幾部影印本混在一起出售，父親打開一看這部書的圖記皆為朱砂印色，而影印本的圖記只能是黑色刻印上的。父親於是就將錯就錯以影印本的價格買下，並讓營業員包好急忙拿走，生怕人家發現了反悔。其實這在舊書行業中是很正常的事，俗稱為“賣漏了”。由於書是用紙包著的，這六冊書又是厚厚的，因此父親返回學校時有的同學還誤以為他買了件高級衣服。說到這些父親臉上露出得意的表情。 父親還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在上海古籍書店購得《三家詩》，這是清人卓爾堪編的曹魏曹子建、晉陶淵明、劉宋謝靈運三人合集，康熙年間刻本，此書一向稀見，據《中國古籍善本總目》著錄共有十部，分藏於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十家圖書館。當時父親買這部書時店裡的工作人員說，滬上的一位著名的老藏書家曾來看過這部書。父親買走後一周餘又因故去了上海古籍書店，店裡的工作人員說，那位老藏書家在父親買走《三家詩》後不久要來買這部書，工作人員說賣掉了，他忙問：“誰買走的？”工作人員說：“黃永年先生買走的。”那位老藏書家一聲不響地走了。父親說到這裡頗為得意地哈哈笑了，對我說：“他知道這部《三家詩》到了我手裡他是搞不到手的了。” 記得那次父親去江浙一帶，還無意中以廉價買到清人錢謙益箋注的《杜工部集》共六冊，其中有兩冊還有前人批校。此書雖然被乾隆皇帝所禁，但是因為注得實在好，傳世的仍然很多，據《中國古籍善本總目》著錄共有三十二部。至於為什麼要禁錢謙益的著述，據說主要是乾隆皇帝反感錢的為人，他認為你錢謙益既然降清，就應該老老實實地當滿清的臣子，為什麼還要和那身為南明重臣的兩個得意門生瞿式耜、朱成功（即鄭成功，因為當時南明隆武帝是連名帶姓一起賜予他的）保持書信聯繫，勾勾搭搭；這是他不能容忍的，因此對錢謙益的著述都禁，不獨此《杜工部集》。 另外父親還曾從他所藏的一部明刻本中，發現襯頁乃是一部明刻本《六臣注文選》的殘頁。此書半頁十行，行十八字，小字注雙行二十三字，白口四周單框。計有二十九卷、三十卷，近兩卷九十多頁，嘉靖刻本，黃棉紙所印。查對《中國古籍善本總目》，此書與明嘉靖二十八年洪梗刻萬卷堂重修本的著錄情況基本相同，而此刻本全國圖書館僅藏有兩部，不過這兩部皆不殘，可是這也說明此書傳世甚少。這兩卷殘頁純粹是偶然所得。 父親對於古籍善本的收藏還獨具慧眼，他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曾在上海用一元錢購得商務印書館用明正德十四年陸元大刻晉二俊文集本影印的四部叢刊《陸士衡文集》和《陸士龍文集》，即晉陸機、陸雲兄弟的文集，而當時一元錢是可以買到不錯的明刻本的。我在聽父親說了這件事後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心想父親花此大價錢買這兩部文集總有他的道理，於是問他老人家，他說：“這是批校本，雖然只校了一部半，卻是用宋刻本校的。”我找到《中國古籍善本總目》一查，發現只有陸雲《陸士龍文集》在上海圖書館藏有南宋慶元六年華亭縣學刻晉二俊文集本，而陸機《陸士衡文集》則無宋本流傳，傳世的明正德十四年陸元大刻晉二俊文集本也僅有三部，其中黃丕烈和傅增湘分別過錄陸貽典的校本各一部，但是父親所買的《陸士衡文集》卻是用宋刻本校完的，相反《陸士龍文集》只校了半部。可見父親的眼力超人。 父親那時還在上海福州路傳薪書店徐紹樵處購得明嘉靖年聞人詮刊刻的《舊唐書》一部，此書是白棉紙所印，又是清代著名藏書家盧文劭抱經樓舊藏，印得較晚，家中還有幾本同為聞人詮刊刻的《舊唐書》印得較早，字跡清晰。近年我曾問過父親，這兩部聞人詮刊刻的《舊唐書》如果都不是殘本，又都不經過名家所藏，哪部好？我心想一定是那部印得早的，因為按常規初印優於後印，而且那部比這部字跡清晰。孰料父親卻說後印的好，原因在於聞人詮在刻印《舊唐書》時不斷校勘挖改，因此後印的反比初印的好。這也表現出父親作為著名版本學家的過人之處。 父親還于1994年在北京琉璃廠中國書店書市購得道光七年龔氏家刻《破戒草》，這部書是龔自珍詩集的最早單刻本，此書為寫刻本，共兩卷，卷數未刻為墨釘。關於那次書市的情況，當時陸昕先生曾在《北京日報》上撰文記述，對於父親買是書的經過，則說到：“學者黃永年老當益壯，擠入人叢，以慧眼而得一本道光年刊傳本極罕的詩集，大喜。”（見陸昕《古舊書市記趣》，今收入《閒話藏書》，學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290頁）陸昕先生所說的道光年刊本就是這部《破戒草》。父親回來後曾對我說，此書極為罕見，未見著錄。後來我查了有關的工具書，不僅孫殿起的《販書偶記》、《販書偶記續編》沒有著錄，就連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也未著錄。可見父親所說不虛。 父親在這七十多年的買書、藏書生涯中有得也有失，記得他說得最多的是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他手上有了一點閒錢，就去了北京，在琉璃廠中國書店看到了粗粗的一卷《趙城藏》。即金人在平陽（今山西臨汾）所刻印的佛經，又稱為金藏，開價大概是二百元。父親帶的錢雖然也相差不多，可是還想買點別的，所以當時沒買，過了一周又湊了些錢去買時，卻被告知這卷《趙城藏》不賣了。父親後來對我說，這可能是上面有人出面干預，就這樣父親與這卷《趙城藏》失之交臂。父親每次談起這件事時總是痛心疾首。 另外，父親在上海交大西遷前曾在福州路傳薪書店見到一部南宋時期湖州所刻的大字本《通鑑紀事本末》，那部書雖然是入明後在南監所刷印，但是印得比較好，字跡清楚，磁青灑金紙書面，厚厚的四十二冊，配有一個樟木箱子。此外，他還在廣東路古玩商場上見到一部同樣版本的《通鑒紀事本末》，開價僅要五十元。他當時都沒有買。我曾問過他：“你為什麼不買？”他說：“當時好書太多，要是小字本，再貴我也要買。”是啊！那小字本《通鑑紀事本末》即是南宋淳熙二年嚴陵郡庠刻本，傳世很少，據《中國古籍善本總目》著錄，該刻本完整的僅有兩部，分藏於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此外還有幾家圖書館藏有殘本，最多的也只有七卷，最少的僅有一頁。反觀大字本《通鑒紀事本末》，完整的刻本卻有近二十部之多。 此外，父親還以書會友，早在1960年，就與明清史專家謝國楨先生通過書信交往，并互贈珍藏。父親送謝老先生據八千卷樓鈔本得舊影鈔本金埴《巾箱說》和桐西漫士《聽雨集》，謝老先生回贈父親了林佶寫刻本《漁陽山人精華錄》和羅振玉跋藏的舊鈔本《司空表聖集》。有關父親和周紹良先生以書會友之事，父親在《回憶我和周紹良先生的交往》多有表述（刊於《周紹良先生紀念文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版，第34-35頁），文中說紹良先生曾先後贈送父親明萬曆三十七年刊刻的《玉匣記》、嘉慶刻本的《四松堂集》、民國年間周叔陶老先生影宋精刻的《寒山子集》、清吳郡修綆山房刻印的《宣和遺事》、清康熙年間舒木魯明的《唐摭言》鈔本。其中《四松堂集》是研究紅學的要集，紹良先生所藏即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的底本，雖說父親是以一棵松樹一百元共計四百元請紹良先生轉讓的，可是事後紹良先生卻請他去前門全聚德吃了頓烤鴨，用去二百多元，因此這部書應該說是紹良先生半送的。而《唐摭言》則是紹良先生以我用中華書局本《資治通鑑》為老先生校對《資治通鑑唐紀勘誤》書稿的酬勞的名義，送與我們父子的，其實那也是我的一次向老一輩學者學習的好機會，那對於我來說實在受之有愧。 說起這些不由得又想起了父親，他老人家已經故去，可是卻留下了這些書。雖說這些書看似沒有生命，但是這每一部書都有著她們的故事，記敘著她們從一個藏書家流傳到一個又一個藏書家手中的不平凡的經歷。刊刻時間越久遠的書，故事就越多，這大概也是在敘述著一種文化的傳承。
（原刊《藏書家》第12輯。黃永年先生逝世九週年忌日特別推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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