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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报纸上看到美国妇女因为伤害胎儿遭起诉的新闻，我就开始思考这种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身体怎么变成了一个公共空间，像电话亭一样被破坏。” ──Rachel Cusk，《一生的工作：成为母亲》
即便限缩于250年内的英国历史，记录“怀孕这件事”的文化建构过程仍是困难的。基于各种理由，生育无论对于妇女、女性主义者、担心国族发展的人、医疗从业人员，都是太过复杂的问题，更何况以上四种身分有可能重叠在一起。 若我们试着把这本旨意遥深的书用简单的方式讲，怀孕这件事或许可以透过“不怀孕”、“怀孕中止”的面向得到更全面的瞭解。 根据作者克莱儿?汉森（Clare Hanson）的看法，人类对于怀孕这件事在十八世纪以前其实是莫可奈何的。当时女性平均一生会生八个孩子，但能平安长大的不多。“对于没有避孕跟堕胎方法的人们来说，期待婴儿死产或夭折也许是唯一的解决途径。”汉森因此评论：不能说孩子因此不重要，但孩子对父母的意义显然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三次典范转移 怀孕的过程涉及两个主体（其中一个在漫长的历史中大部分时间不被认为是主体），母亲与胎儿。两者的关係，因十九世纪以来医学与解剖的急速进展而快速转变。在十八到十九世纪，对于母婴关係的主流看法是“和谐共生”（harmonious symbiosis），在这种想像里，母亲与婴儿彼此相安无事，互蒙其利，当时的时髦行业“男助产士”对怀孕女性的建议是：“忠实依循自然，身体就会因为怀孕而充满活力”。这样的建议听起来很吸引人，但是除了过来人的经验之外，毫无根据。 到了二十世纪，另一种概念开始盛行，那就是“寄生模型”（parasitism）。认为怀孕等同于罹患了九个月的疾病，若母亲不好好摄取营养，胎儿会夺取她的养分。这样的观点经过折衷修正后，就是目前较为盛行的观点，母亲与胎儿之间的“竞争性关係”，没有想像中简单。某些医学研究指出，若胎儿未能从母体得到充足的养分，会策略性的选择牺牲某些组织的发育。 对于怀孕的概念因此可以想成具有至少三次的“典范转移”。而在转移的同时，怀孕也从私人的领域渐渐过渡至公开的领域。接生婆先是被男助产士取代，男助产士又被（一开始大多是男性的）妇产科医师取代。产褥热（一种流行于医疗院所内的致命产道伤口感染）的问题获得解决后，女性不再流行在家中自己生产，而是到医院接受医疗照护。
超音波检测的发明减少了产前检查的侵入性。 回归“自然” 但在这同时，对于身体医疗化的厌弃也油然而生，二十世纪中期以前的妇女在医院的生产经验据信并不舒服，最主要是因为医生与产婆不同，并不提供情感的照护。而在医疗保险较不慷慨于穷人的国家，如美国，一方面对少数民族（如拉丁美洲裔）的传统产婆多所限制（文献记载，她们被认为野蛮又骯脏），一方面又不提供穷人充足的医疗照护，导致了非裔妇女生产死亡的比率反而上升。 此外，医疗探索怀孕知识的过程也不是一路顺畅，错误的事情有时会一再重复。二十世纪二〇到三〇年代，甚至一直到五〇年代，英国某些都市的妇女，都广泛地被说服接受了放射线产检，比例一度高达66.7％。但后来她们才知道，放射线对胎儿可能造成不利的影响。1956年，爱丽斯?史都华（Alice Stewart）发表研究指出，X光可能与儿童癌症有关。加上超音波产检终于被发明出来，才终止了这项可能没什么必要，但影响难料的医疗手段。当年一位为了诊断双胞胎在腹中情况而接受放射线检测的女性表示：“我有点担心X光会不会有什么危害，但那时你不觉得自己有权利质疑什么。” 也有许多人试图把怀孕夺回“自然”的领域中，但他们跟十九世纪时的助产士一样，没有任何证据，单纯显露了一种浪漫主义的精神。李德（Grantly Dick Read）在1933年开始提倡自然分娩运动，他主张原始人跟穷人更容易生孩子，而且认为妇女在生产过程中可以体验一种“兴奋”的感觉。儘管此一主张被汉森认为“与其说是自然，不如说是保守”，但“自然分娩”的概念与相关的组织还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按照李德的信念而成立的英国“自然分娩协会”（现在改名为国家生育信託基金会）曾得到英女王的电话支持，透过一系列的产前课程，提供了产妇之间的精神支持。 自然与文化二元论
儘管汉森此书副标题写的是“Pregnancy, Medicine and Culture, 1750-2000”，但她并不认为医疗与文化是对立的，事实上相对于所谓的“自然”而言，医学是文化的一部份。这来自古典的二元对立观点，“自然—文化”、“感性—理性”、“女人—男人”，三个词组之间有着想像的联繫。自然生产的反扑，以及号称无法以理性言说的生产体验、所谓女人的“天职”就此脉络来说有迹可寻。 真空吸引法。在此法问世之前，子宫刮搔术是堕胎的主要方法。 但汉森反对自然与文化的对立二分，至少不应该这么粗糙。她认为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对立，必须具备特定情境（context-specific），界线可能是动态的。她以淡然的口吻说：“当代最重要的科学期刊，就叫做《自然》，可见自然的概念有多么不确定。”就长远看来，她也反对女性跟自然之间有特殊联繫、或者必然拥有特殊的身体经验等主张，因为这样的宣称可能导致女性再度回到非理性、不是行动主体的论述泥泞之中。因此，汉森谨慎地赞同后现代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关于“变形（alien）”的主张，但否定了克里斯蒂娃区隔心智与身体的《圣母悼歌》。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也就是怀孕的议题必须透过“不怀孕”、“怀孕失败”才得以瞭解。在过去的250年间，“胎儿逐渐地被想像成人，而且是病人”。影响所及，堕胎的限制于二十世纪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点。在十九世纪之前，在欧洲跟美国中止怀孕并不违法，因为教会相信观察到胎动之后，未来的婴儿才具备灵魂。而胎动与否只有母亲知道，因此几乎不可能因为堕胎而受罚。但1860年以后，美国开始对堕胎进行了国家介入。但在这同时，避孕知识和工具也一样因为宗教理由被法律禁止传播。因此，二十世纪初期的妇女在意外怀孕时，便以衣架、毛线针等物自行堕胎，死于子宫被戳破的失血或后续感染者大有人在。 胚胎摄影术：建构为“人”、“病人” 在这里必须提到“胚胎照片的骗局”，许多女性主义者指出，“胚胎摄影术”强化了胚胎作为“人”的建构。1965年《Life》杂志上首度刊登了胚胎在羊水中吸吮手指的照片，但那一系列照片除了第一张之外，都是用死胎拍成的。而唯一一张不是死胎的照片，也是利用合成技术，模拟出胎儿在那个时间点还未发展出的皮肤。这张照片揭开了胚胎肖像的时代，也产生了一些效应。
胚胎摄影术的始祖：拉斯倪尔森的照片。（皮肤是假的，用光影合成） 汉森认为，胚胎的地位压倒母亲这件事，在英国远不及在美国那样严重。在美国产生了一些判例，让国家得以介入控制怀孕妇女的身体。孕妇因为她不按照某些方式管理自己的身体，而遭到国家的起诉。美国的状况让英国女性不寒而慄。因为胚胎的“在场”，而抹杀了母亲的“在场”。看得见（儘管照片不是真的）的胚胎，让母亲变成了看不见的透明器皿。直到现在，美国的堕胎禁令仍未完全得到解决，境内反堕胎恐怖行动仍在持续，执行堕胎的诊所被放火焚烧，医生被谋杀，但支持者并没有一套令人信服的论述，支持他们何以坚持比十九世纪以前更严格的堕胎禁令。 十九世纪时，英国人担心人口爆炸，马尔萨斯论应运而生。而到了二次大战后，出生率终于低于死亡率，英国又有很多人担心种族“劣化”、“灭种”。汉森认为，供需法则在生育这件事情上扮演了主要的决定性作用，“怀孕越来越不常发生时，怀孕的结果才因此变得重要”。二十世纪社会学家的类比可能仍然有效，在商业化的社会中，女性是工人，孩子是产品，医生是工头。孩子本身可能不只是贡献国家社会的“产品”，也是“消费选择”，一种现代人不愿意选购的昂贵消费。 这个问题可以扣连到近来台湾低出生率的问题。过去的经验显示，母职被极度强调的结果，其他的性倾向与选择也被极度压抑跟否定，这并不令人意外。汉森评论二十世纪初期科幻文学女作家霍丹（Charlotte Haldane）在支持人工生殖的同时，却极度强调母职、并诋毁不这么做的人是“第三性”（the third）时提到：“在一个只能依靠女人的身体才能繁衍后代的社会里，这（母职）是女性所能打出的最好一张牌。”这句话或许也能这么说，在有替代选择的社会里，生育就不再是必然需要打出的王牌。
《怀孕文化史》简中译本书封。 书籍资讯 书名：《怀孕文化史：怀孕、医学和文化（1705-2000）*此为简中译本》 A Cultural History of Pregnancy: Pregnancy, Medicine and Culture in Britain, 1750-2000 作者：克莱尔．汉森（Clare Hanson） 译者：章梅芳 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本文原刊载于国立台湾大学科学教育发展中心网站 责编：黄亚玲 （2016-01-16 来源：破土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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