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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金银币发展概况 明朝中后期，随着东方新航线的开辟，中西海上交通日趋繁荣。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商人相继来到中国，他们带着满船的银元来购买中国的茶叶、生丝和瓷器等，同时也换回中国的银锭或生银。整齐划一、以枚计算、方便交易的外国银元逐渐充斥中国的商品交易市场。《清朝文献通考》(钱币考四·乾隆十年考)中说：“至于福建、广东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钱。其银皆范为钱式，来自西南二洋，约有数等；大者曰马钱，为海马形。次曰花边钱。又次曰十字钱。……闽、粤之人称为番钱或称为花边钱，凡荷兰、佛朗机诸国商船所载每以数千万元计。”嘉庆以后，随着中西贸易的逐年增加，外国银元数量也随之增多，嘉庆十九年，蒋攸 奏云：“洋钱进口，民间以其使用简便，颇觉流通，每年夷船带来的洋钱，或二三百万元，或四五百万元，亦有数十万元者不等。”中国传统的银两在与外国银元的交易中显露出的众多弊端，给外国银元在中国的畅行，在客观上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贵金属货币 ——银两形制简单，名称单纯，成色、重量没有统一标准，属称量货币。其在商品交易中存在着计算、评色、称重等颇为烦难的缺点。而外国银元以枚计算，有统一的成色及重量标准，交易方便，因而深受中国商民的喜爱。导致西班牙、墨西哥、美国、英国、荷兰、法国、日本等国大量不同种类的银元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道光初年，外国银元不仅在东南沿海诸省畅通无阻，并且已向内陆渗透，行用日广。道光九年，上谕：“朕闻外夷洋钱有大髻、小髻、蓬头、蝙蝠、双柱、马剑诸名，在内陆行使，不以买货，专以买银，暗中消耗，每一元抵换内陆纹银，计耗二三分，自闽广、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盛行，凡完纳钱粮，及商贾交易，五一不用洋钱”。据不完全统计，到1919年，在华行用的外国银元已逾15种，数量达11亿元之巨。外商大量输入重七钱二分、成色为80%～90%的银元，与重量一两、成色为93.5%的中国纹银等量交换，套取大量银锭出口，嘉庆十九年，苏楞额奏云：“近年以来，夷商贿通洋行商人，籍护回夷兵盘费为名，每年将内陆银两偷运出洋至百数十万之多。该银商将内陆足色银两私运出洋，复将低潮银两运进，欺蒙商家，致内陆银两渐形短绌。”致使中国对外贸易受到严重损失，巨额白银外流，银价暴涨，危及国计民生。银元成为西方列强控制当时中国政治经济与财政金融的重要工具。这种危急的情况使得中国朝野有识之士莫不忧心如焚，纷纷提议改革币制，主张自铸银元。第一个提出自铸银元的是林则徐，道光十三年(1833年)，林则徐在任江苏巡抚时，目睹了外国银元给中国经济带来种种危害后，上奏朝廷，委婉地提出：“推广制钱之式以为银钱，期于便民利用，并非仿洋钱而为之。”咸丰五年(1855年)江苏阳湖的周腾虎在其著作《铸银钱说》中提出：“宜准洋银分两铸造银钱，……一仿洋银之式变其文字，以为中国宝货。……银钱铸成之后，准今之洋钱之价出入，取其盈余给工值火耗外，尚可以通有无，足国用，赡军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惠而不费，此之谓矣。”光绪十年（1884年），江苏松江的钟天纬作《扩充商务十条》，其第四条即为铸银币，他说：“论其行使之便，一曰成色定，二曰分两准，三曰交易便，四曰取携轻，五曰价值不易低昂，六曰花纹不易假造。轻之元宝纹银，倾销之耗蚀，兑换之侵欺，扣短平而掺伪银者，不可同年而语矣。欲收其利权，莫如中国奏明设局，购用机器，自行鼓铸三品之钱。”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之洞根据国家财政与国际贸易的需要，主张自铸银元：“广东通省皆用外洋银钱，波及广西至于闽、浙、皖、鄂，所有通商口岸，以及湖南、四川、前后藏，无不通行，以致漏卮无底。粤省拟试造外洋银元，每元重漕平七钱三分，今拟每元加重一分五厘，银元上面铸‘光绪元宝’四字，周围铸‘广东省造库平七钱三分’十字 ，并用汉文洋文，以便与外洋交易。支放各种饷需官项，与征收厘捐盐课杂税，及粤省洋关税项向收洋银者，均与洋银一同行用。”借以“维主权，存正朔，取利权，塞漏卮”，限制外洋流通，阻截白银外流，挽救国家经济。 中国银元制度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实践才逐渐走向成熟，银元的铸造也是如此。中国正式设局自铸银元，虽然始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之洞的奏准，但地方性银元的铸造，在这以前已有较长的历史。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西藏地方政府奏准在西藏设炉铸造地区性流通银币——乾隆宝藏：“西藏鼓铸银钱，正面铸汉字乾隆宝藏，背面铸唐古忒乾隆宝藏字样，边廓添铸年份，纯用纹银造成，重五分者，纹银一两易钱十八元，重一钱者易钱九元，余一钱作为火工，其铸钱工料，俱由商款备办，毋庸动用官项。交驻藏大臣派员督同噶布伦等监造，验明成色，不许稍有掺杂。”因此，可以说它是中国近代自铸银元的开始，是中国货币史上首枚形制、重量、成色皆由中央政府明文统一规定，严格督造并广泛行用的银质铸币。 中国内陆的银元铸造，源于民间仿铸。清朝嘉道年间，民间就开始出现仿造外国银元的私铸银元。黄爵滋于《纹银洋银应并禁出洋疏》中讲到：“盖自洋银流入中国，市民喜其计枚核值，便于应用，又价与纹银争昂，而成色可以稍低，遂有奸民射利，摹造洋枚，销化洋银，仿铸洋钱，其铸于广东者曰广板；铸于福建者曰福板；铸于杭州者曰杭板；铸于江苏者曰苏板，曰吴板，曰锡板。铸于江西者曰土版，行庄。种种名目，均系内陆仿铸。”林则徐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的《苏省并无洋银出洋》一摺中指出：“内陆镕化纹银，仿铸洋银，如原奏苏板、吴庄、锡板等名目。向来诚有此种作伪之弊。” 道光年间，福建、台湾地方政府也曾几次铸造银元。寿星银饼系模仿西班牙之本洋，正面铸寿星之像，像的左边钤篆书“道光年铸”，左右分钤“足纹银饼”，像身钤楷书“库平七二”四字。背面钤一宝鼎。同类银饼还有如意银饼、笔宝银饼、漳州军饷银饼等。这些银饼的铸造，虽然是用于军饷，但与台湾、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商业贸易发达，外国银元的普遍行用是分不开的。清咸丰六年(1856年)上海外商擅自以墨西哥鹰洋代替本洋为记账货币，并厘定两者比价。上海道慑于外商压力，被迫同意鹰洋在当地流通，并指定王永盛、郁森盛、经正记三家商号兑换鹰洋。同时，效仿鹰洋形制铸造“上海银饼”，面值有重一两、五钱两种，由于遭遇仿冒，很快就被迫停止铸造。同治初年，上海工部局向香港造币厂定制上海一两、二钱银币，由于设计上流露出很强的殖民地色彩，被清政府否定，仅有少量样币存世。清光绪十年(1884年)吉林省机器局在吉林将军希元的主持下，制造中国第一套的机制银元——吉林厂平银元。满文“吉林”意即“船厂”，当时银衡习用厂平，故称。该套币原本用作军饷，所定币值以银两为单位，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准许，也只能作罢。上述几种地方性自铸银元，虽也属官铸，但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明令许可，所以不能算真正的官铸银元。 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期间，根据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二月奏准在广州筹办“广东钱局”。他向英国伯明罕喜敦造币厂订购全套造币机器，聘请外籍技师，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开始制造广东光绪银币，光绪十六年(1890年)流通市场。新银元计有五种，币面钤“光绪元宝”四字，外围上钤“广东省造”，下钤面值；背面钤龙纹及英文地名面值。这是官铸银元的开始，也是“龙洋”的起源。遂由清政府下令，作为中国的法定货币，所有完纳钱粮、关税、厘捐等，均得使用此项银币。 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湖北亦继广东之后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设立造币厂，铸造银元。同时天津北洋机器局也附铸银元。期间有御史易俊、陈其璋、王鹏运先后奏请仿照广东湖北成法推行各省，“用粤鄂铸成之式，铸成以后，颁发各省，特渝天下，一体通行，各省亦一律鼓铸，以资利用。”此后，各省纷纷效仿，竞相设厂开铸，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已有广东、湖北、北洋、江南、新疆、安徽、湖南、奉天、吉林、福建、云南等十余个省设立造币厂，并有不断增设之势。由于各省各自为政，不受中央直接管辖，币制混乱，导致龙洋的品质参差不齐。当时各厂所铸银元，存在三种不良现象：①成色分量不一，市价不免有高低；②各省所铸银元皆标有本省省名，各省相互抵制，难畅行全国；③造币机构多，难免出现过剩现象。这些都是清政府始料不及的，使其感觉到有统一铸造的必要。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清政府即以各省设局太多，成色、分量难免参差，不便民用为由，裁并各省造币厂。各省需用银元，归并广东、湖北两省铸造。并令“所有铸造余利，尽数核实归公”。但遭到各省的反对。同时，在北京筹办“京局”，铸造“庚子京局制造光绪元宝银币”。该厂次年毁于八国联军入侵。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户部在天津设立户部造币总厂，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颁布“整顿国法酌定章程”，铸造金银铜之品货币：“所造三品之币，即文曰大清金币、大清银币、大清铜币，通行天下，以归一律”。并认为各省“所铸银元，规模绝异，成色分量又不免各有参差，以致民间显分畛域，此省所铸往往不能行于彼省，仍不如墨西哥银元之通行无碍”。因而主张“银币一项，诶定准分量成色，专由总厂铸造，仍留南洋(江南)、北洋、广东、湖北四局，作为分厂”。 与此同时，清政府内部围绕银元的单位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广东，湖北等省制造“七钱二分”之后，就有人指出银元应以一两为单位，以便与银两兑换使用。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军机处电询各省督抚，银元应否改铸一两、五钱、二钱、一钱四种？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福建巡抚许应 等复电不必改铸，请仍其旧。这是“两”“元”之争的开始。因为当时人们对于现代货币的知识极为缺乏，不懂国家应确立货币本位制度，也不知道货币单位的重要性，各省铸造银元也是应一时之急。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开始意识到货币本位制的重要，全国上下一致主张采用银本位制，于是银元单位“两”“元”之争又旧话重提。光绪三十年(1904年)八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上疏力陈“两”单位的便益：“以前各省所铸银元，匀依照墨西哥银元之重，合中国库平七钱二分。中国从前尚未有定划一币制之议，所铸龙元，专为行用各口岸，抵制外国银货进口起见，并未为厘定通国国币起见，本属一时权宜之计，臣前年与坤一（刘坤一）会奏，曾经陈明七钱二分重者，系依仿洋银办法……中国一切赋税，皆以两钱分厘计算，而地丁漕项，为数尤为至纤至繁，每县串票不下数十万张，每人丁漕，多者几两几钱，少者几钱几分，几厘几毫，几丝几忽，畸零繁重，若改两为元，实难折算。……若现定者既名为国币，然仍仿墨西哥银元成式，以库平七钱二分为率，则历年墨元已操积重之势，中国权力事势断难阻使不行。……兹拟即就鄂铸造库平一两重银币，先行试用，以觇商情民情，兼体察各国商人情况，出纳利弊。”他的主张得到不少人士的拥护。光绪三十一年（1905）那桐等与袁世凯商量币制，都主张铸造一两银元。为此财政处于同年十月二十三日奏准币制单位，定为库平一两。湖北、广东率先试铸库平一两重银币，天津户部造币总厂也相继试铸了“户部光绪库平一两”银币、“丙午大清银币一两”等。然而客观实际已经不适应这种新币制的推行，清政府又不得不取消原议，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度支部以“原拟一两银币，与各省旧铸龙元，重量不同，奏定以来，外间多以为不便，鄂厂试铸一两银币，未甚行用，旋即收回熔毁，各省所铸龙元，沿江沿海习用已久，若新币照此鼓铸，自可无滞碍之虞，即用以折合铜币制钱，如大银币一元折合七分二厘小银币十角，小银币一角，折合十文铜币十枚，铜币一枚折合制钱十文，均以十进位，亦易于操纵，似不如改从七钱二分之制，以便推行。”并在同年七月初九颁布《新币分量成色章程》，从而正式确立了以“元”为单位的银币制度。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户部造币厂铸造重七钱二分“丁未大清银币”和为大清银行发行纸币筹备兑换基金的“造币总厂光绪元宝”银币。但是银元单位之争并未就此告终。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清政府就银元单位和成色问题又征询各省督抚意见。结果是主张一两制有十一省、七钱二分有八省，主张足色十成的有四省，主张九成的有四省。可是度支部也不示弱，当即驳斥：“欲顺商民之习惯，求货币之流通，似不如七钱二分之为便。又中国宝银，向无十足成色，以近日化验，责成银行相机操纵，以为补助金币之预备；一面设币制调查局，宽其期限，广征专家，以求至当。”双方意见相持对立不下，清政府也难以下决断，不得已下令会议政务处及资政院总裁等会同妥议。但终因议论纷纷，毫无结果。光绪三十四年八月爱国大臣唐绍仪回国，奏请实行商约，速定币制。于是清廷再令会议政务处速议，九月十一日政务处始会同咨政院复奏，主张先采用银本位，以一两为单位，成色用十成或九成。同时上谕：“中国两钱分厘年用已久，实难废改，着即定为大清币一权，计重库平一两，又多铸库平五钱之银币，以便行用。并附铸减成之库平一钱暨五分小银元，以资补助。其两银币，按九八足银铸造，两种小银元，按八成八铸造。”至此，争论数年的“两”“元”之争似乎告一段落。但在这以后的二月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逝，政局变动，过去的成案，都成了空文。上海总商会首先上书度支部主张银元单位采用七钱二分。宣统元年（1909）度支部尚书载泽再议币制，积极主张实行“元”单位，认为过去采用两单位，是由于张之洞、袁世凯两人的独断。并非出自慎重决议。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清政府颁布《币制则例》，规定“中国国币单位，着即定名曰圆，暂就银为本位，以一元为主币，重库平七钱二分；另以五角、二角五分、一角三种银币，及五分镍币，二分、一分、五厘、一厘四种铜币为辅币。元角分厘各以十进，永为定价，不得任意低昂”。这个条例规定了以元(七钱二分)为单位，定银元为国币，积极废除银两制度，并确定成色，停止各省自由铸造，将铸币权统一归于中央。户部造币总厂根据此条例规定先后铸造了“宣统年造大清银币”和“宣统三年大清银币”等。辛亥革命的爆发，使所有铸成的银币，提充军饷，陆续随市价流通市面，成为通用银元。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朝灭亡。民国成立初期，普通流行的银元，有外国银元和中国各省龙洋两类，达一二十种。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将原江南造币厂接收为财政部管理，铸造了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币。武昌造币厂铸造黎元洪像开国纪念币。1914年2月，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公布“国币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确立银本位制，以求整顿并统一银元的铸行。规定以一元银元为国币，分为一元、半元、二角、一角四种币值。一元重七钱二分，银九铜一；半元重三钱六分；二角重一钱四分四厘；一角重七分二厘，均为银七铜三；重量公差不逾千分之三等，并进一步规定凡在中国境内以国币授受者，无论何种款项，概不得拒绝。之后，为了利于归兑各种龙洋改铸新币，又将一元币成色改为89%。1914年12月，财政部天津造币总厂首先铸造新版银币，其正面钤袁世凯侧面像及发行年号，背面钤嘉禾纹饰与币值，俗称“袁头币”，计有一元、半元、二角、一角、五分共五种币值。新币币型划一，重量成色准确，易于识别，很快通行全国。 1927年，北伐战争使北洋军阀统治集团遭受沉重打击，国民党政府复都南京。因国民厌恶袁世凯，遂停铸“袁头币”。利用民国元年版孙中山开国纪念币旧模，稍加改动，由南京、天津、浙江、四川等厂造币铸造，以替代“袁头币”通行。同年，国民党财政部在上海筹建中央造币厂，制定新版银本位币设计方案，委托奥地利、英国、美国、意大利、日本五国代刻民国十八年帆船银币币模，由杭州造币厂试铸。1932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组织银行界、商业界等各方面的代表及专门学者成立一个废两改元研究会，提出具体实施意见，经过反复商讨、论证后，于次年三月正式下令实施“废两改元”。规定“所有征收税款，自用银两交纳者，一律改用银本位币，或旧有一元银币之合原定重量成色交纳；自用关金交纳者，照旧交纳关金，但须以银本位币，或旧有一元银币之合原定重量成色者折合。各关一切开支，亦均改用银币”。至此，银两制度终于结束，银本位制得以确立。同时，上海中央造币厂根据“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草案”规定，制造币值为一元的新版银本位币。新币正面钤孙中山侧面像和纪年，背面钤中国双桅帆船图案、币值。 1933—1934年间，美国为操纵国际白银市场，实行白银政策，转嫁国内经济危机，争夺对使用银本位币制国家，尤其是中国之货币控制权，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国内通货紧缩。金融梗塞，工商各业资金周转困难。为此，国民党政府先后于1934年10月颁布“白银出口增税实施令”，拟用征收白银出口税的办法来抑制白银的大量外流，然而，事与愿违，中国白银的输出并没有明显的减少，据美国商部报告，1934年11月共输入白银一千五百多万美元，其中七百五十多万美元的白银是从中国输入的。与此同时，日本浪人在上海、天津大肆收购银两和银元，运至日本后又转运到美国、英国销售，在1934——1935年间每月流出的白银达六百万元以上。1935年9月英国派遣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来华，筹划货币改革。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11月在英国的策划下，决定实施法币政策：“自本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所发之钞券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废止银本位制，将白银收归国有，作为法币的保证金，并将法币的汇率依附于英镑。至此，旧有银本条、生银、银锭、银块、银元及其他银类开始退出中国货币流通领域。 但是，在法币政策施行不到二个月，美国政府断然采取了在伦敦市场上停止收购白银计划，使得银价急转直下，其结果不仅使国民党政府在售银中损失惨重，而且使维持法币制度的外汇基金来源也成了问题。而英国却没有余力来安定中国的币值。在美国政府的多次干预下，1936年，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派陈光甫、郭秉文等赴美，与美国财政部长摩索根商谈币值事宜。美国要求中国保证其通货不与英镑发生联系；保证在国内扩大白银用途，重新制造银元，并由美国的造币厂来完成；增加中国货币准备金中之白银比重和放宽工艺用银限制。双方于五月五日正式签署《中美货币协定》。同时，中国向美国造币厂象征性定制了新银元1000万元，其中一元币500万枚，中元币500万枚。即民国25年(1936年)孙像帆船和古布银币，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孙像古布银币。这两种减重减色的银币根本没有进入流通领域，只有少量样币存世。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不顾民众的反对又发动内战，致使国统区通货膨胀严重，经济陷于崩溃，金元券成为废纸。1949年6月25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恢复银本位制，规定银元一元等于金元券5亿元，黑市比价高达25亿元。7月1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通过《银元及银元兑换券发行办法》。尽管采取种种补救措施，挽救及及可危的经济，但都因国民党政府的失败而告终。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根据地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为了冲破国民党的经济、军事封锁，纷纷设立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最早铸行银币的是鄂西北革命根据地鄂西北农民银行，土法上马打制了“中国苏维埃共和国造一元”银币，1931年又造“1931年中国苏维埃共和国国币一元”银币，湖南平江县苏维埃政府铸造“平江县苏维埃政府一九三一年制一元”银币，湖南省苏维埃政府铸造“湖南苏维埃政府一九三一年制一元”银币。1932年——1935年间，鄂豫皖、中央苏区、川陕、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先后设立银行及造币厂，铸行银币。中央苏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造币厂于1932——1933年铸造面值一元、二角银币，发行数量很大。1933年，川陕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成立工农银行，于次年铸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陕省造币厂一元银币。大量革命根据地银币的铸行对保障各革命根据地的经济自主，稳定金融市场，保证革命政权的供养，改善当地人民生活，壮大革命武装，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封锁等发挥出积极的作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与国民党斗争的历史见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政权金融事业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在中国货币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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