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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讲是学习基础知识，经筵是为皇帝讲授经传、史鉴特设的讲席；日讲为经常性的学习，经筵为不定期的讲座。 大明王朝为皇帝学习设置的课程包括日讲和经筵制度，讲授内容仅限于四书五经，由于九本书中早无新意，多数授课的老师也只是混日子之辈，经筵常常流于形式。讲者无非陈词滥调，听者也仅仅敷衍了事。 由于经筵之后都会有盛宴款待，不负责的侍讲侍读从上课就盼着下课，以便课后大饱口福，尽情享受免费的美餐，时人戏谑这种蹭饭混日的讲官为“吃经筵”。 万历朝大学士张居正是有明一代最为著名的帝王师，他主政以后，大力整顿这套僵死的学习形式，为皇帝的课程注入新的内容和活力，使之成为培养幼年皇帝学业的重要机制。 考虑到万历皇帝年龄幼小，需要学习的实际情况，张相爷与朝臣几番商量，为万历帝排定了一张非常人性化的上朝&日讲日程表：
这就是说，每10天里有3天上朝，其余7天日讲，日讲在此阶段显然优先于上朝，是小皇帝的第一要务。日讲从日出开始，讲官按课程表轮流开讲，三节课相继结束之时，已是中午时分。皇帝与诸位讲官共进午餐，用罢午膳，皇帝起驾还宫，一天的日讲圆满结束。 余下来的就是只上朝不日讲的日子，万历仍需温习经书或习字，遇上疑难问题，及时向辅臣发问。一年四季，除了过年和大寒大暑等特殊天气外，没有假期。 日讲仪注确定后，接下来便是要选定日讲官。按照先朝的旧例，日讲官一般为四人，最多时也不过五人。 计划赶不上变化。 按照授课方案，如今讲读、写字之后，又要进讲《通鉴节要》，练字时又要有侍书官在一旁开说笔法，四位讲官显然不够。
马自强、陈经邦、沈鲤后来皆入主内阁，何洛文则拜为礼部尚书，丁士美、陶大临是嘉靖年间科举考试的状元和榜眼，这批讲官个个都是大明的栋梁之才。 日讲在相臣和日讲官的辛勤教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万历的学业突飞猛进，其学问明显高于同龄人。 万历渐渐觉得，自己孤身一人向数位博古通今的鸿儒硕学读书明礼好不过瘾，不如叫上宫女和内竖共享优厚的教育资源。 皇帝倡导读书，太监、宫女自然万分响应，宫廷中形成一股前所未有的学习风气…… 为了让少年天子不停留于书本，懂得更多的治国经邦之道，张居正又将一份请开经筵的报告，放在了皇帝御案前。 经筵的仪制要比日讲隆重的多，分在春、秋两季进行，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大臣亲自参与其事。 经筵顾名思义，以讲解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五经》为主。对于十多岁的黄毛小孩而言，书经之学毕竟过于深奥难懂、枯燥乏味，张老师特意为他编写了明代版白话文《四书直解》，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同时还融入了张阁老对历代王朝兴衰的总结。
实际讲习中，张居正不失时机地寓政于教，向皇帝灌输自己的政治理念，以期在执政中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张先生谈及自己的同行——500年前的改革家王安石其人其事时，饶有见地指出： 宋朝到了神宗年间，国势衰微，急需变法，王安石变法的主张“变风俗、立法度”本来没错；但拗相公王安石操之过急，没有从当时的人情风土出发，逐步实施，使天下得到变法的好处后再逐步推广，而是急于求成，渴望一蹴而至，又听不得反对的声音，性格过于偏执，导致了任用小人佞幸，朝政日益混乱。 张居正以一个鼎故革新大政治家的亲身经历，比较公允地评论另一位开明政治家，既非司马光之辈的顽固视角，又不像后世一些激进者百般为其辩护，动辄以同情视之，不偏不倚，直插本质。 古往今来的历史教育中，古代史因较少涉及敏感问题，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关系到本朝恩怨是非的当代史却不那么轻松，令讲师最为头痛。秉笔直言，就会触犯时忌，惹祸上身；扭曲事实，又对不起知识分子的良心，所以多数人对此噤若寒蝉。
他批评（万历的爷爷）明世宗先勤后怠，昏庸荒唐，刻薄寡恩，最后以修玄炼丹结束；批评（万历的爸爸）隆庆习尚华丽，过分追求物质享受，一天之内要多次更换衣服，建议万历要以此为鉴，节俭爱民。此等“不敬之词”成为君臣之间造膝密语的肺腑之言，听起来轻松，殊不知张居正说出这种话，在那个伴君如伴虎的年代中，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识，万幸张居正这些建议都得到万历皇帝的欣然嘉纳，也不枉张老师苦心一片。 回看上一集：官场是战场的hardest！张居正死后戚继光的黯淡晚年 （本文作者 “司马路的历史会客厅”嘉宾 《世间已无张居正》作者齐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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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逢三、六、九日上朝，其余的日子做日讲，日讲内容也有细致说明。
张居正根据实际需要，在众多学富五车的翰林官中精挑细选，破格选出六位品学卓越的硕学之士充当小皇帝的日讲官。他们分别是：马自强、陶大临、陈经邦、何洛文、沈鲤，丁士美。
张居正结合实际奏报政事的情况和小皇帝一起商裁军国大事，把培养和提高皇帝执政能力作为教学的重中之重，这一阶段的日讲和经筵成为教学与议政相结合的特殊朝会。
张居正为了给在位皇帝敲响警钟，从不为尊者讳，回避明朝有些先皇的失德怠政或是好奢崇侈，敢于冒着“大不敬”之罪在当今皇帝面前揭开他祖父和父亲的疮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