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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承吉| 我参加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年会,来自亚特兰大现场的报道

 蜀地渔人 2016-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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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
2016年会主席Vicki L. Ruiz演讲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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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观花谈 2016年亚特拉大AHA年会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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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承吉


2016年美国历史学家组织(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简称AHA)年会于2016年1月7日至10日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希尔顿酒店举办,大会主题为“全球迁徙:帝国、国家与邻国(Global Migrations: Empires, Nations, and Neighbors)。笔者有幸与友人一同成行,在此略谈第一次参会所见的一些趣事,希冀可以从一个年轻中国学生的视角出发,对AHA年会的整体印象略做描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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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抵亚特兰大,是一个雾蒙蒙的雨天。驱车跋涉十多小时沿着肯塔基、田纳西一直抵达佐治亚州,沿途都是公路景致,身心俱疲,忽见亚特兰大市中心的摩天大楼和连接各个高楼大厦的天桥,精神不觉为之一振。这座城市的街头与芝加哥和纽约并无不同,随处可见无家可归的流浪人、乞讨者,不过与其他美国大城市不同的是,在亚特兰大市中心的桃树街(Peachtree Street)上,可以见到衣着雍容、神采奕奕的黑人夫妇,拄着手杖阔步行走。这座以黑人居民为核心的城市,早年晚上连路灯都没有,黑漆漆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据说夜晚是犯罪的天堂。不过这些早已是昔年景象,今日亚特兰大的夜晚,灯火辉煌,年会所在的希尔顿酒店与其他两座酒店坐落于市中心一处小坡之上,高耸入云,以天桥相连,绅士淑女翩翩,仪态优雅,俨然与外面种族、阶级矛盾混乱和冲突的世界隔离开来,自成一个华丽精致的世界。偶尔走出酒店,再走回大会会场,这种巨大的落差感尤其明显。


亚特兰大(Atlanta)

本届年会主席为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杰出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History, UC Irvine)、女性史和劳工史历史学家Vicki L. Ruiz担任,据说她不仅是优秀的女性历史学家,而且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记忆犹新的是她在主席演讲的开头谈道:“女性其实无所不能(women are capable of everything)”Vicki Ruiz自己的职业发展似乎就是对这句开场白的印证。在斯坦福动笔写博士论文前就有了孩子,博士论文完成后又得一子。她说:“对我而言,历史学就像是一场伟大的旅行,开始于年幼时同母亲和祖母那些厨房闲聊的时光,而登上书籍的飞行仓以后,我开始了真正的发现之旅。


Vicki Ruiz所获得的荣誉无疑是对女性历史学家工作的又一次肯定。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女性历史学家带着自己襁褓之中的婴孩一同前来参会,会场多处设有婴儿哺乳室,以方便这些女性学者在工作之余履行母亲的职责。虽然会场间或会被婴儿的啼哭打扰,然而这些友善且人性化的细节,为女性历史学家的职业发展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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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
主席
Vicki L. Ruiz

   

上百名不同领域的历史学家、研究生和中学老师参加了会议;一些中学老师还带领当地的中学生一同前往参会,接触历史学界最新的思想动态。当然,对许多即将毕业、进入就业市场的博士生而言,年会更像是一张通向紧张面试的入场券。西装领带黑皮靴,口红短裙高跟鞋,年轻的历史学家穿梭于各条走廊和扶梯通道,笑得略显忐忑。他们行色匆匆的身影,同样也是AHA年会一道亮丽的风景。

     

AHA与就业市场之间紧密的关联,使得年会某些特定的讨论议题显得格外有趣。例如,笔者参加了8日下午一场关于历史学家不同职业道路的讨论会(The Many Careers of the History PhD),几位曾经接受历史学PhD训练的发言人就介绍了他们毕业以后截然不同的职业走向,勾勒出博士生求职时所面对的不同职场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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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nel:
The Many
Careers
of the
History
PhD


Andrew Jon Rotter毕业后前往纽约附近一所文理学院教书,那里极看重本科生的教育,小班授课(每门课二十人左右),教师与学生之间有很密切的互动。然而同许多学术研究机构一样,要在文理学院获得终身教职,教师必须有一本拿得出手的作品,并且要对下一步即将着手的研究计划有成熟的构思。文理学院虽然看重本科生教学,教师也承担许多行政上的事务,然而往往通常也很支持一切与学术研究相关的会议和档案收集,Andrew调皮道:“如果你因为要开会而缺课,没有人敢眨一下眼”。当然,选择文理学院的职务,同样意味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以及乏味单调的小镇生活。Andrew所在的文理学院(Colgate University)位于一座名为汉密尔顿的小城里,“那里火车无法抵达,甚至星巴克也很少见到,人们漫不经心地生活,电影院看客太少,播放电影的时间居然奇妙地被设定为九点十六分,而且每周如此。”Andrew这些饶有趣味的介绍只是为了提醒年轻学人,在步入文理学院之前,一定要想好自己是否能接受这样的生活节奏。

     

一位来自某促进公共史学的基金会、专门负责筹款事宜的历史学家Jamil S. Zainaldin坦言博士毕业后一年有余,他一直没有找到教职,一为求生计度曾为房地产商供职。生活磨砺了他,也改变了他对历史的态度,他开始相信应当让更多本科生、甚至中学生接触到历史学的前沿,将学术殿堂的大门向公众开放。现在这一相信成为了他的使命,他活跃于基金会的各个方面,也在各种筹款的活动中找到了自己的快乐和价值。

     

另一位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的历史学家Valerie Paley坦言,她从进入PhD项目开始,就一直不想成为历史教授。她一直以从事档案工作为乐,早年当硕士研究生时,就开始在纽约的档案馆兼职。“我就是一心想成为档案管理员(archivist)”,她告诉我们,“做研究不那么适合我。对博士期间的那些论文,我至今心有余悸。”不幸的是,这位非常坦率的女性在提问环节受到一位男士苛刻的质疑:“既然你一开始就不想做学术研究,又为何浪费历史系的博士生名额,耗费他人本可以享用的资源?花那么多年念一个博士学位,最后还是做硕士毕业生就可以从事的行当,你不觉得对你自己的人生而言也是一种浪费吗?”Valerie Paley的声音略显窘迫,然而她的回答倒也不失优雅:“我自知比不上那些哥大的教授,可我的事业同样发展得不错,而且也在哥大兼职教授博物馆研究的课程。毕竟博资考的时候,我读了不下千本学术著作,我至今从中获益匪浅。而至于以学术为志业,我想,传授历史知识的方式各不相同。您不认为对那些没有机会念大学的人,以及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而言,他们为何不能像哥大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学生一样有权了解世界历史?


邢承吉,历史学(世界史方向)硕士,研究兴趣:美国早期史。本科论文《镜像中的自我:一八三五年版<论美国的民主>在美国的反响》(2013年)曾获爱尔兰本科生论文特别推荐奖、“长三角‘世界史’研究生学术论坛”论文一等奖;硕士论文《被边缘化的激进主义:托马斯·潘恩与跨国史视野下的美国革命》(2015年)以跨国视角,重新梳理了“常识之父”潘恩在英国、法国、美国的经历,以及他在美国革命以后被边缘化的处境。

(文中年会相关场景照片均由作者提供)


 编辑:oncecat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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