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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的书生意气

 王浩然 2016-01-22
  二○一三年八月时,应朋友之邀,笔者与其一同为浙江大学出版社翻译休·布罗根(Hugh Brogan)教授的巨著《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革命年代的民主先知》。就在翻译布罗根所著传记的过程中,已有两本中译本《托克维尔传》问世,分别是拉里·西登托普和约瑟夫·艾普斯坦的著作。前者非常专精,是一部适合专业学者阅读的专题式思想评传,而后者更适合普通读者了解托克维尔其人其书。尽管如此,这两部著作亦有其相同的特点,即篇幅很小。这种特点各有利弊,它们诚然能够让读者迅速对托克维尔产生基本认识,但是也有选择性地忽视了托克维尔的其他许多经历。然而,托克维尔绝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喜怒哀乐,对于想要真正理解托克维尔的人而言,这些细节性的东西是必不可少的。布罗根此书不仅事无巨细地描写托克维尔由生及死的各种经历,堪称“述而不作”的典范,而且它对时代背景也投入了相当的关注,甚至在托克维尔本人出场之前,作者还花费了一章多的笔墨介绍了托克维尔父系和母系祖上三代的情况。事实上,托克维尔的家庭出身有着重要的意义,正是其贵族出身与其对民主的态度让后世学者争议不休。在布罗根的这本书中,有一点尤为令人印象深刻,那就是托克维尔的“书生本色”。
  事实上,过分理想化的处世准则和托克维尔自己的思想形成了某种悖论。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单列一章,专门讨论“到十八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托克维尔认为,这些十八世纪的文人大多从纯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法则,生活远远脱离实际,“由于根本没有政治自由,他们不仅对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视而不见”。托克维尔虽然对于这些文人缺乏政治经验表达了“历史的同情”,但是他仍然对他们提出了相当严厉的批评:“那些明天就要成为牺牲品的人对此全然不知,他们以为,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无震撼地对如此复杂、如此陈旧的社会进行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这些可怜虫!”然而,虽然在思想上托克维尔已然“接地气”得多,但是在行动中尚未“脚踏实地”,他对现实的政治准则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视而不见”。
  七月革命是托克维尔前半生最为重要的分水岭。作为一个成年人,作为一个法官,他必须要做出政治立场的选择。从现实角度看,向奥尔良王朝宣誓效忠是保住工作的最好办法,也是影响时局的唯一手段,而且托克维尔认为奥尔良王朝或许能给法国带来新的希望。个人利益与爱国主义指向同一个方向,原本是两全其美的好事,但托克维尔却陷入了深深的焦虑。因为从家族背景看,托克维尔家族有着深厚的正统主义传统,而且绝大部分亲戚朋友都忠于波旁正支,如果向奥尔良效忠,则意味着背离正统主义。对波旁王朝的怀念出于家族的情感,但与托克维尔的理智产生了冲突。事实上,在波旁正支复辟之初,托克维尔是衷心拥护的,让他产生了“关于中庸适度的、受到信仰、道德和法律支配的自由的思想”。只是好景不长,复辟王朝的统治手段越来越倾向于专制,让托克维尔感到心灰意冷。正是因为如此,托克维尔才痛苦地做出了选择,但他对路易—菲利普并没有好感。他接连写信给女友玛丽和兄长伊波利特,表达内心的痛苦—肯定会有人认为他是为了一己之私而背弃原则。托克维尔两边不讨好,正统派视托克维尔为叛徒,而奥尔良派视之为趋炎附势者而轻视他,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他的政治生涯屡受挫折。尽管年轻的托克维尔力排众议、自主抉择,但是看不清眼前道路的他选择了暂时逃避,于是才有了去往美国的伟大旅行。书生对时政的影响或许“百无一用”,但是书生可以“曲线救国”。
  托克维尔真正参与到地方选举已是而立之年,此时他已是大名鼎鼎的《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一八三六年初,母亲的过世令托克维尔感到悲伤,但是他在遗产分配中获得了“托克维尔”的城堡、土地和村庄,这一刻他变成了完整意义上的“托克维尔之人”。再加上托克维尔新婚不久,真有种“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的得意豪情。然而不幸的是,托克维尔虽然在学界已经名声大噪,但是在政界还只是初出茅庐。一八三七年托克维尔第一次成为下议院的候选人,尽管他全力以赴谋求一个席位,但出师不利。这次失败或许有外部条件的限制,一方面选民们依旧质疑他的贵族出身,另一方面他的对手—波利多尔·勒马鲁瓦也利用这点来宣传,再加上他父亲和兄长明显表现出的正统主义,使得事情雪上加霜。
  相比于这些因素,托克维尔的主观意愿与行动显得致命得多。他不希望自己囿于某个党派的偏见,而失去自由和自尊。一八三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他写信给英国友人里夫说:“人们都殷切地希望我成为一个有党派的人,而我决不这样。”当时的首相是其表兄莫莱,这本是利好的消息,但是托克维尔因其“幼稚和缺乏经验”,反而让局势发生了完全的逆转。当莫莱听说表弟要成为候选人时非常高兴,而芒什省的地方长官领会了这种暗示:他建议瓦洛涅的选举人支持托克维尔。可是托克维尔丝毫不领情,他对那些(他认为是)靠腐败手段进入下议院的人感到失望,所以当他听说地方行政长官的行为时,他就写信给莫莱,拒绝一切官方支持:“我希望能够聪明而自由地支持政府,如果我经由政府进入下议院就无法这么做……我希望能以一种独立的姿态进入下议院。”莫莱对此大为震惊,他声明自己在正直诚实地寻求支持者:“选择是有必要的;孤立并非独立,我们或多或少依赖那些选举我们的人……首先,它是一个政党,由那些跟我们想法一样之人所组成,他们相信支持我们并打败敌人是最有利于国家的。” 但莫莱知道无法达成所愿,于是在当天发出命令,无情地反对托克维尔的候选人资格,“因为在选举中没有中立”。托克维尔死后,他的终生好友古斯塔夫·德·博蒙评论说:“像大多数年轻的政治家那样,他认为自己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成员,根据自己的良知投出每一票,不受政党考虑的束缚。他后来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当时,年轻气盛的托克维尔不但没有这种体悟,反而因莫莱苦口婆心的劝告而感到愤怒。他甚至给莫莱写了一封冗长而愤怒的回信,在信中或多或少地与之绝交。托克维尔不肯“随波逐流”的正直气节虽然令人感佩,但正是他追求独立的理想导致了他第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也理所当然地导致了一八三七年的失败。十七世纪上半叶,西方政坛普遍兴起了现代的政党政治,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先知气质”的托克维尔对这点似乎有些后知后觉。这也体现在他的《论美国的民主》之中,他对美国政党制度有意无意的轻描淡写让后人感到颇为遗憾。之后,莫莱与托克维尔仍有通信往来,前者并没有放弃争取表弟的希望,而后者也意识到自己做得太过分了,托克维尔急切地抓住橄榄枝并解释了自己的疑问和犹豫,但他仅仅是要求莫莱的仁慈中立。最终,托克维尔还是在选举中落败。   一八三九年,莫莱再次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下议院。托克维尔借此机会东山再起,这次选举出奇的顺利,托克维尔以三百一十七票对二百四十一票战胜勒马鲁瓦。一方面,勒马鲁瓦由于欺骗政府而失去了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托克维尔做了充分的选举准备,得到了瓦洛涅当地居民的认可。托克维尔的正直诚实得到了应有的回报,他的政治热情也愈发高涨。在致词演说中,他提到自己的感激之情、爱国精神,并表明自己跟政府和所有政党保持独立。就是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中,他开启了自己的议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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