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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晓雯 过去两年多，我把时间耗在书写一位无名老太太上。宋没用，苏北女人在上海。生于1921年，卒于1995年。普通不过的中国老人，似乎谁家都有一个，耳聋，多话、皱皱巴巴。 起初，学习写作时，我受了影响，以为若要厚重，就得写成史诗性作品，或者地方志式作品。它们通常有着与“厚重”相符的篇幅，描述了一段中国历史，一方风土人情。我的上一部长篇是在八年前， 《她们》，39万字，写了一群上世纪男男女女的众生相。时隔数年，我意识到这部小说的问题，在于野心太大———我试图书写一个时代。 然而，真的存在复数形式的“她们”，或者“他们”、“我们”吗？在这些年的阅读和思考中，我慢慢意识到，脱离了人，就没有时代。这里的人，必须是一个一个的。单个的人构成生活。很多很多人的生活，构成了时代。一个个时代，就构成了历史。人是起点，也是终点。因为时代终将过去，人性亘古不变。不变的人性，才是文学的意义所在。 比如，经常被误认为历史小说的《日瓦戈医生》，其实主要写的不是国家或民族的历史，而是一个人的历史。具体而言，是写一个人的死亡问题。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历史就是要确定世世代代关于死亡之谜的解释以及对如何战胜它的探索。” “把历史看成人类借助时代的种种现象和记忆而建造起来的第二宇宙，并用它作为对死亡的回答。”简言之，历史是关于死亡的解释，也是对死亡作出的回答。帕斯捷尔纳克五十六岁那年，父亲在英国去世了。他给亲人写信说：“我已经老了，说不定我哪一天就会死掉。”为了这个原因，他不顾可能的政治风险，开始写作 《日瓦戈医生》。 又比如 《安娜·卡列尼娜》。小时候受语文课教育，总以为这部小说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资产阶级妇女突破樊笼，追求爱情和个性解放之类的。近年重读，发现完全不是那回事。否则为何开篇题记为：“申冤在我，我必报应”呢？为何要安插列文这么个跟安娜交集甚少的人物，而且赋予了同等重要的篇幅？ “申冤在我，我必报应”出自 《圣经》。在《圣经》 的秩序之下，安娜的婚外恋是罪，“罪的代价是死”。所以才有安娜的卧轨自杀，佛伦斯基的参军赴死。但托尔斯泰不是上帝，他是一个人，所以他对安娜的描述，有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怜悯。但在更大的秩序之中，安娜代表着人类往下堕落的状态。与她对应的列文那条线索，则表现了一个人不断向上仰望的状态。列文经历了哥哥的死亡，儿子的出生，经历了爱情、婚姻、工作，他对一切具体事物的思考中，都包含了对生命本身的沉思。其实这就是托尔斯泰本人的思考。我们在托尔斯泰稍后写作的思想随笔 《忏悔录》 中，能非常清晰地看到，列文的问题，就是托尔斯泰的问题。列文的身上，有托尔斯泰的影子。 《忏悔录》 写了托尔斯泰对自己和上帝关系的思考。在一生之中，他忽而远离上帝，忽而想要抓住上帝，他的理性与那看不见的信仰互相角逐。在 《忏悔录》 最后，托尔斯泰写自己悬空躺在深渊之上，保持仰望的姿势，这让他舒服，也让他安心。我们比照 《安娜·卡列尼娜》 的结尾，可以看到列文有相似的思考，他有困惑，但是他仰望： “而信仰———或者不是信仰———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这种感情也历经种种苦难不知不觉间进入了我的心灵，并且牢牢地扎下了根……现在我拥有着让生活具有善的意义的权力!”由此，安娜的往下堕落的状态，列文的向上仰望的状态，构成了生命的完整状态。这里没有批判，也不是非此即彼。因为每个人都既是安娜，又是列文。正如托尔斯泰本人所言：“人不是一个确定的常数，而是某种变化着的，有时堕落、有时向上的东西。”由此可见， 《安娜·卡列尼娜》 写作的出发点，不是描写历史，更不是阶级控诉，而是托尔斯泰对于人的道德状态和生命状态的思考。 俄罗斯文学大师对于人之境况的书写，使我意识到：对于一个人的描述足够深入，完全能够涵盖一个时代乃至所有时代。时代从来不曾架空于人。它在人的词汇变化里，观念更替中，在面貌上，在服饰间。我一直记得多年前，观看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 时的感受。他使用长镜头，缓慢摇过一张张中国人的脸。那是1972年，镜头里的中国面孔，远比我阅读得来的“文革”人物印象复杂。友好的脸、惊讶的脸、疑惑的脸、茫然的脸，多有出人意料的友善单纯。记得陈丹青写过，他初次去美国时，大吃一惊，因为街上的年轻男女，“人人长着一张没受过欺负的脸”。没受过欺负的脸，是怎样的脸。受过欺负的脸，又是怎样的脸。把一张脸上的表情描摹透，就已非常可观。何况文字之于画面，更有深入内心和纵横时空的长处。当我们穷尽一个人的语言、体态、服饰、心灵，会发现最为广阔的世界。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书写一位无名的中国老太太，并试图在写作中搞明白一件事情：生命里为什么有苦难，有什么力量，能使我们超拔于苦难。我仿佛是用了多年的学习和练笔，终于给自己找到一个崭新的出发点。是的，一切还刚刚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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