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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全靠抄写而成。那时，有政府组织的抄书活动以保存典籍，有私人抄书供自己使用，甚至社会上有以受人雇佣抄书为业者。对于图书出版事业来说，不论何种性质的抄书，都可视为传播文化、保存典籍之举。 隋唐时期抄书业繁盛阶段，政府十分重视抄书活动，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就是一个爱书之人，杨坚曾下诏悬赏广求天下书籍，每书一卷，赏绢一匹，且抄完后即归还书主；唐玄宗开元年间，政府设修书院、集贤书院大规模校书、抄书。不仅在皇家，南北朝时期民间抄书之风就已很兴盛，《南史·张缵传》记载，南朝士人张缵晚年非常喜欢藏书，抄书数万卷。这个抄书数目，他个人难以完成，肯定是雇人代抄。南宋藏书家叶梦得的藏书也有不少是靠手抄获得的。有一年夏天晒书，他晒了20多天才晒完，可见藏书数量之巨大。 读到这里，或者有人要问：在印刷术并未普及之前，抄书是必须之事，但在此之后，印刷出版物遍行天下，文人们为何还要费时费力抄书呢？这是因为当时刻印出售的书籍以普通书籍居多，精品书或善本书多为藏书家所有或皇家所藏，这些藏书人必不肯以秘籍示人，更不必说印刷出版了。所以读书人要想得到少见的书，除借抄外别无他法。 清代文人朱彝尊抄书的故事让人惊叹，曾经，他得知大藏书家钱遵王写有一部名为《读书敏求记》的书，为版本目录学佳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当时许多名流都想一窥这部书的真容，但钱遵王却将书收藏起来，秘不示人。于是，朱彝尊设下计策, 一天大宴宾客，也邀请钱遵王参加。宴席开始后，朱彝尊趁钱遵王不在家，暗中买通钱家管家，借到此书。朱彝尊事先已找到数十名抄书手在自家等候，书一到立即分抄，酒宴未散书已抄完送还钱家了。从此，这部《读书敏求记》广为流传，此事也成为抄书史上的一段佳话。 虽说很多时候古人抄书是迫不得已，不过在那个年代，文人抄书不仅是为了留存珍品，还有人将抄书作为一种非常有效的读书方法，通过抄书、校书通读原作，把握原作的精髓。宋代文人陈鹄在其笔记《西塘集耆旧续闻》中记载了一则苏东坡抄《汉书》的故事：一天，有人拜访苏东坡，发现他正在抄写《汉书》，苏东坡说自己读《汉书》到现在已经抄写过三遍了，抄第一遍时，一段事以三个字为题，抄第二遍时，以两个字为题，第三遍只以一字为题，然后出示所抄的《汉书》。观者如见天书，识其字而不解其意，苏东坡请他任意举题一字，随后自己“应声辄诵数百言，无一字差缺”，令人叹服不已。苏轼的抄书，极似我们今天所说的“缩写”，由多到少，亦抄亦诵，最终达到倒背如流的境界。写作时，凭借日常积累，胸藏万卷，更加轻松自如。如今的人们，虽然不需要像古人一样在油灯下辛苦抄书了，但如果能保留做读书笔记的习惯，或许能达到更好的阅读效果。 本报记者 肖明舒 （责任编辑：HN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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