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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的神秘源自人的神秘。毛姆说：托尔斯泰出生于乡村贵族家庭，这样的家很少产生杰出作家，“在当时，俄国有许多这样的乡村贵族，他们年轻时赌博、酗酒、玩女人，然后结婚、在庄园里定居、生一大群孩子、骑马、打猎、照管自己土地和农奴。他们中间也有不少人和托尔斯泰一样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和他一样为农奴的无知、可怕的贫困和恶劣的生活状况感到忧虑，也和他一样想改变农奴的命运。然而，有一点托尔斯泰却和他们不一样，那就是他在过着和他们一样的生活的同时，却写出了两部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至于他是怎么写出来的，却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谜，就像苏塞克斯郡一个老派绅士的儿子（指雪莱）居然会写出《西风颂》来一样。”（《毛姆读书随笔》） 文艺的神秘便是一切创作的神秘，而文艺家有时会将它们弄得更加神秘。托尔斯泰说，他并没有想让安娜死，是人物后来自己一步步走向死亡的。可是，我却爱听同样是杰出小说家的毛姆的话：“安娜爱上了渥伦斯基，托尔斯泰对此大不以为然，为了让读者懂得罪恶的报应就是死亡，他便把一个悲惨的结局强加到安娜身上。安娜的死，除了托尔斯泰有意要把她引向死路，没有其他理由可以解释。”因为，“既然安娜从未爱过她丈夫，她丈夫也从不把她放在心上，她为什么就不可以跟丈夫离婚，改嫁渥伦斯基，从此快快活活过日子呢？”这正是我当年看书时的疑问：既然那个上流社会，人们都以有情夫为荣，为什么保持暧昧关系可以，正大光明离婚结婚就不可以呢？ 毛姆说得合乎情理，安娜哪里是自己要死，是托尔斯泰要她死。一个虚构人物，只活在创造他的那个作家那里，别的作家半点奈何他不得。《红楼梦》里的人物够活生生了吧，一到高鹗笔下，全部走了样；即便有些事已经知道了个八九不离十，比如林黛玉会早死，就是不知道她怎么死法。人物如牵线木偶，线在作家手里，演出他说了算。人物的行动不过是作家对这个世界看法的演绎，他心里的感情感觉感受，自觉不自觉地，通过指挥人物的行动，宣泄出来。换一个人，换一种感觉，那便是另一个人物了。 安娜自己走向死亡，这种感觉是没有验证的，但托尔斯泰认为她犯了罪失去道德，这是他实在的、拽着他的笔走的感觉。托尔斯泰过着和其他乡村贵族一样的生活，但他的内心生活分明是不一样的。小说世界是现实之上的另一个世界，这种说法我不相信，小说世界分明就是创作者的内心世界，他若没有跟别人不太一样的、丰富的内心生活，断写不出让人刮目相看的文字。 若是我们同意今天好的文艺作品实在太少，也许就在于我们今天的人没有这样子要追求内心生活吧。今天中国从外部世界看富人和穷人的差距是很大的，可是我恐怕他们的内心生活极其相似。从前批评农民，说他们只知道“老婆孩子热炕头”，胸无大志；如今《让子弹飞》流行了，立刻每天的新闻插播广告中我都听到这样的新生活宣言：“带着老婆开着车，吃着火锅唱着歌。”——除了外部形态有些不同，实质内容我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今天不管穷人富人、商人艺术家，不管看上去怎样南辕北辙，追求的目标往往会惊人的一致：有钱再有钱，有钱加有名（或者反过来也行），有钱有名就是成功。这样子的没有悬念，如何会产生文艺所需要的神秘内心世界。 文艺之神秘，全在创作者的内心。我们看一部作品，实在是看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看一个人生命力的演出。因此文艺之要紧处，也全在一个人如何锻造他的内心世界。轰轰烈烈地营造外部手段，内心苍白到可笑，这样的反差愈强烈，带给欣赏者的失望愈巨大。且外部的一切都好学，确切地说是好模仿，但一部作品的灵魂，却是一件不好办的事，借是借不到的，只好凑合着把自己旧有的拍打拍打再上阵。这是目前文艺作品之不好看、之重复雷同的根本所在。 近看《金陵十三钗》，其战争场面几不输于美国大片了，可见作者对这种视觉效果的学习极有进步，虽然还不太明白这样的激战跟影片主旨有多大关系。可惜，局部华丽的片段，仿佛亮澄澄的零部件，整合不到机器上。没有人会相信，青楼女子冒死去战区取琵琶弦，只是为了给将死而长得像自己弟弟的士兵弹琵琶，而他要不要听，能不能听，全不在考虑之内。为了她所受的可怕的凌辱，这缕文艺弦子实在太轻飘飘了。 诚如毛姆所说，对于“因愚蠢而自找的麻烦，实在难以表示由衷的同情”。但我们现在不是面对安娜，而是国家民族的耻辱和血案，秦淮女子的文艺行为和她将临的遭遇，其轻重达不成因果关系。我想起一句国外的评论：他们不在可怕的劫难中表现人性。简言之，人在当时已不成其为人，而为兽。此片的素材据说来自《魏特琳日记》，而这个在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期间竭尽全力帮助中国妇女的美国人，回国一年后自杀了。这样惨烈的历史，这样的人性泯灭，可以使近距离接触的人，丧失对人类的信心，却不知怎的，会在我们这里引出这样轻飘飘的文艺行为来。文艺之感染人，绝不在其“腔”，而在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在情理之中。偏离之，硬让人物做蠢事，那观众之后对日本兵 兽行的愤怒，不是被分心了很多？如果不能激起极度的愤慨、沉痛，那银幕上这样一段日本兵对秦淮女的暴行，真真是对女子的侮辱。 若以文艺腔论，与琵琶弦有一比的，是激战中的士兵队长居然在一片焦烟狼藉中还注意到一只女学生跑丢的皮鞋，并且一直怀揣着这只皮鞋，和他满身的弹药在一起，直至战斗到只剩他一人也未丢落，最后小心翼翼地放在教堂里女生房间的门口。这不合时宜无根无据的绅士风度，实在不知从何而来。 要之，如果这秦淮女子替换女学生去面对日本兵是曾经有过的一件事，则由其事敷衍成的这一部作品，是没有的事。虽然虚构是文艺的衣裳，天经地义，这虚构的世界，便是创作者内心感觉的世界，可惜，这个世界实在太不可爱。 也许作者是要颂扬女子，颂扬女子的美德，但何为德、何为智，似乎作者自己也搞不清楚。电影里共有两拨女子，其一女学生，十三四五岁的小姑娘，读教会学校，真不明白她们心中哪来的那成人世界的怨怒和偏见。影片开始，她们逃啊逃，终于逃进教堂，暂时安全了；甫一开口说话，便是一顿争吵和埋怨。众人纷纷责怪其中一个女孩，她说她爸爸能买到船票，可以带着她们一起乘船走；结果却什么也没等到，她们在逃回教堂的途中饱受惊吓，失去一个同伴。可是我们后来知道，这女孩的父亲最多只能再搞到一张船票，仅够带女儿走，在那个非常时期，女孩却不知天高地厚，命令老爸一定要买十几张票，带走她的同学。创作者顾此失彼，想表现女孩的义气，结果却出现了霸蛮气。而且不可避免的，所有的行为都失去了生活的常识。另一方面，论理她们还不应有的意识倒看上去满脑袋都是了，那便是对妓女的仇视，认为她们“脏”，并伴有那般激烈的行为——拼死拼活不让她们用厕所。那些秦淮女子看上去那么漂亮干净，不谙事的小姑娘受的又是教会教育，哪怕已朦胧知道妓女不干净，及至面对如此漂亮的具体个人，她的直观感受如何能与“脏”联系起来？这分明是关于妓女的成人世界的猥亵意识，却在小姑娘的举动中体现出来。然后，这小姑娘又被流弹打死了。真不明白，也无法相信，在全城劫难中，有这样一方“世外桃源”（当年魏特琳的“庇护所”里可是超负荷地挤满了人），但外面的子弹又可以随心所欲地射中想要射中的人。 其另一拨女子，便是那些妖娆的秦淮女。她们该是创作者的兴趣所在（创作者的兴趣所在就是作品的重点所在，这是文艺的规律），其领头一个，便是作者钟爱的主人公。一钟爱，便落入俗套，一俗套，便能猜个八九：一必美艳，多自哀自怜自为高贵的女子，在什么环境中就有什么技能，面对一个洋人，就能说流利英语；二必能让不管什么样的男人都能爱上她，有点石成金的本领。作者幻想故事的逻辑合理性且不去管他，其幻想的趣味却实在值得考量一番，因为那是一部作品的真正质地所在。 真是要命啊，当穿上女学生的服装，这些秦淮女子将要替代她们，会面临欲死不能却又必死无疑的可怕境地，居然，她们还会为丰满的胸部装不进女学生的衣服而咯咯笑着，唧唧喳喳地互相裹抹胸，仿佛要去参加化装舞会，镜头暧昧地扫着她们裸露的腰背线条——如此轻浮！轻浮到这种地步却还浑然不觉，令人吃惊。在这样严峻的时间里，电影院里却出现了唯一一次笑声，那是关于日本兵不如这些秦淮女子“专业”的调侃。在这种时候讲这样轻浮的“隐语”，引发观众一笑，实在是对艺术效果完全的失控，或者创作者根本没想到还有什么艺术效果这种事。只是作者的趣味，也无法隐瞒地流曳出来。那个无赖男洋人、处女学生、妓女夸张的扭臀步子，是作者觉得有意思的细节？至少在银幕上有起伏了，有暴力，有线条，有形式感了？可是，中国女子面临可怕凌辱的严酷性却被这样的“轻浮”冲淡了，同时冲淡的，可能还有观众的愤怒和同情。并且，这三方人士相互之间的仇视与友爱之转换，充满了俗世的惟利、算计、怨责，这是创作者内心成见不自觉的流露；加之在严峻环境中种种极不理智、简直没有智商的行为，统是因其内心没有定见，对人物言行作为缺乏判断，便没有办法做出改变。 所谓内心世界，是是非爱憎善恶分明的世界，是情感炽烈、体验深刻的世界，是自然的、未被扭曲的人类天性能够自由成长的世界，她的神秘是一切生命生长的神秘，她也是创作最深的隐秘所在，有之，则虚构便是真实，无之，则真人真事也是假。想要虚化她？更是徒劳。她是各色人物背后的那根线、那只操纵的手，没有她，便没有演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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