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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为氏”之姜姓申氏的解析
摘要：在我国历史中，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曾存在着与申有关的几个诸侯国，分别是申国、西申国、南申国和东申国，然而他们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通过对“以国为氏”的起源、申国之受封、古西申、南申的兴衰史及信阳东申封地变迁的考究,澄清人们对“以国为氏”的种种谜团认识,梳理世人对“以国为氏”错误的认识，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为我们解开申国之谜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有力的依据。本文试图利用现有的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资料对申国之谜进行探讨从而提出自己一些粗浅的认识和看法。
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战国时期的庄子曾说，原始社会时期，“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为了把各个氏族部落区分开来，“姓”即应运而生了。“姓，人所生也”《说文》，姓字从女从生，表明了出生的血缘关系，清楚地说明同姓的人都是一个氏族部落的子孙，也是母系氏族社会同一血缘关系人群的标记。古人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近亲结婚会产生不良后代，“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因而在母系氏族部落称谓中则著之以姓，因为“姓”可表明她出生于某个氏族，这一时期，实行氏族外婚制，同姓之间不能通婚，起到“别婚姻”的重要作用。我国西周的青铜器铭文中记有上古八大姓:姜、姬、姚、嬴、姒、妘、妫、妊，都有“女”字旁，而到了周代，从“姬”这一姓就衍生出198个“氏”。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成百上千的“氏”。它们往往表示某一氏族的居住地或崇拜的图腾。
由于人口不断地繁殖，一个氏族发展到一定文明程度的时候就会发生分解，由姓衍生出它的一系列分支“氏”。因而演化出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姓、氏则为父系氏族或部落的标记。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郑樵《通志·氏族略，指出:“氏所以别贵践，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故姓可呼为氏，氏不可呼为姓。”氏成为氏族父系的专称。命氏之法主要有:贵族子弟以受封的国名为氏，卿大夫以所赐的采邑为氏，有的以职官为氏，有的以居住地为氏。
“氏”，是姓的支系，是某个部落的分支标记，“氏”是源于同一氏族部落被分出去的各支系（庶民）的开氏国号的标志是大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的称呼。“氏”，是部落、宗族的分支，是小宗（支系）的族号，子孙分支，就以氏来区别。而以分支的国、邑、地、官、谥、字、业等各自为氏以示区别。在小宗（分支）的划分，有其基本原则，就是“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子孙分出，以其祖为祖，自为小宗。分支后繁衍后代，他就成了本支的祖，他的子孙分别为更小的宗，并且各自为氏以示区别。
经过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动荡、大分化，我国逐步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奴隶纷纷得到解放，庶民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这种重大变化的标志之一，就是人人都可以取得“姓氏”。到了秦汉时期，“姓”和“氏”合而为一。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战争的进行，居民的迁移，各民族的融合，姓氏的地理分布也在不断的变化。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各州郡设立“中正”官，负责推荐人才，选拔官吏。各州郡出现了一些世代相传的显赫的大家族，称为“郡望”，意即这些名门望族为地方所仰望。从魏晋到隋唐，官方和民间都编撰了一些姓氏谱，记载了“郡望”，反映了历代大姓的地理分布。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姓氏文化是非常复杂的，不像我们今天的姓名那样简单，上古时代有姓有氏，如果你跟人说“《申》就是我的姓”那不对，错了，按照古老传统的说法，《申》是我们的“氏”，而不是“姓”。
我们这个“申”按照文化起源来说，应是从上古时代的伯夷来说了，伯夷姜姓，赐氏有吕，并封他为吕侯。《周语》载：“昔共工弃此道也----共工之从孙四岳佐之----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也。”相传伯夷为姜姓，炎帝神农氏之裔共工的从孙。曾担任帝颛顼的大祭司，后为第一代太岳。太岳即四岳，因炎帝之裔崇拜天神，以为山高接天，可通天神，故称之为太岳。后因祭祀天神的缘故，产生了太岳这一官职，伯夷为第一任太岳。太岳部落每迁一地，不忘崇拜山岳的传统，是故产生了四岳(以太岳部落为中心的氏族部落，后演变成为官职，由部落首领担任)，分管祭祀天神的官职。《国语·周语中》，提到“齐、许、申、吕由太姜”，由此可见此四国同源，皆为姜姓。 再看《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他们都是伯夷的子民。四岳伯夷助尧治理部落联盟，掌管礼仪（伯夷为尧“典三礼”、“定五刑”），助尧治理部落联盟，很有政绩，并拒尧帝美意，不肯接受禅让，推荐舜做了帝。帝舜时正式任命伯夷为秩宗。禹代行天子政时，伯夷尽心辅弼，成为禹之心腹。他与商末孤竹君长子伯夷并非一人，孤竹国伯夷（《春秋少阳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长也；夷，谥。叔齐名智，字公达，伯夷之弟，齐亦谥也。”）大约生活于公元前1140年前后，两人的生活年代相距一千多年。四岳是尧舜时期官职，掌管诸侯事务。此处所说伯夷，是历任四岳官中的一位，也是被人们纪念的一位。
孤竹国是商代的一个诸侯，早期王城位于今天的河北唐山市附近（早期疆域，西至今唐山市、迁西兴城镇，北达凌源、朝阳、老哈河，东抵锦西，西南迄乐亭、滦南、唐海等地。东临渤海，西边和燕国接壤，南边是齐国）。始封于商代，殷墟甲骨文中作“竹侯”。西周末年，孤竹国晚期，西部令支（离枝，今迁安西）崛起，北部、东北部有山戎压境。孤竹国此时畛域西至滦河、青龙河，北达今天的明长城，东抵山海关，南濒渤海湾，版图明显缩小。公元前664年（周惠王13年）山戎出兵伐燕国，燕向齐国求援，齐桓公为救燕出兵伐山戎，“北伐山戎，弗刂令支，斩孤竹而南归”，齐桓公在伐山戎时，同时把孤竹君给杀了。公元前660年，齐桓公和管仲联合燕国再次讨伐孤竹国，孤竹国又被击败，大部分族人融入燕国或山戎。
孤竹国也属于殷人的一支。有说法认为，一部分孤竹国遗民不愿受燕国奴役，便迁移到与殷人有密切联系的宋国和楚国居住，把墨胎氏简化为墨氏，墨子正是他们的后代。
商末孤竹国伯夷为何成了姜姓各氏族的人文始祖呢，这说起来跟司马迁有关，司马迁是汉代著名历史学家，他以一己之力撰写了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著作《史记》，其书受到历代儒家推崇，被列为正史之首。《史记》中记载了大量人物，各有其精神特点与性格。而被司马迁放在列传之首的，却是商周之际，商朝的贵族伯夷、叔齐，这是怎么回事呢？
伯夷、叔齐是商朝封国孤竹国国君的儿子，两兄弟相互亲爱和睦。伯夷是嫡长子，本应该继承国君之位，而他们的父亲想将自己的位置传给小儿子叔齐，叔齐不愿意接受这一位置，而伯夷也不愿违背父命，相互推让的结果是，两个人选择一起逃走。当时的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在当时广行德政，有“善养老”之名，于是两个人前去投靠。而周文王去世后，周武王即位，讨伐商朝。两个人虽然都知道商的无道，却不愿看到它灭亡。他们在周武王的马前请愿，说道：“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然而历史的潮流却不会因为他们的意见而停止向前，姜太公称赞他们是“义人”，符合道义的标准，让人将他们扶走。而周灭商后，两个人坚守道义，“义不食周粟”，隐居到首阳山之下采薇而食，最终饿死，在死前悲唱：“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最终死去。作为当时有名的贤人，其最终的结局格外凄惨，让人为之动容。
司马迁深刻的认识到了命运与道德之间的矛盾与悖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似乎很有道理，然而历史上却总会有这样的例外。孔子的弟子中，颜回最为好学，而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最终早丧。而恶人却常常荣华富贵，一生坦途，著名的恶人盗跖，无恶不作，却以寿终。孔子还在《论语》中曾先后多次赞颂伯夷、叔齐,评价伯夷、叔齐“古之贤人也”,“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并评价夷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这正生动体现出了这一矛盾。“（见《吕氏春秋·诚廉》、《史记·伯夷列传》）。《论语·公冶长》。”而在“义”与“利”两者不能兼得的时候，有道德修养的人，尤其是有儒家信仰的士大夫们，却常常选择为自己的志向殉道。这是伯夷叔齐的选择，也是孔子以降千千万万士大夫的选择，司马迁本人亦不例外。他为李陵上书求情，惨遭下狱，为了父亲的托付，忍受了腐刑，受尽人们的冷眼嘲笑。而让他选择坚持的，正是自己如同伯夷叔齐一样的理想，而为了自己志向甘于殉道的精神，正是司马迁将《史记》写成最优秀作品必不可少的因素。
封建社会里把他们当作抱节守志的典范。因此有关伯夷、叔齐的美德，自古以来就广为人们传颂，出现在各氏族家谱中这并不奇怪，这对于谦恭揖让的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申人部落为姜姓四岳之后，申国究竟始于何时，已难考证，但夏、商时期已经存在。在西周历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厉凡九王，均为周人镇守西部边陲之方伯；其居于周都丰、镐以西、并与秦国相邻，活动区域大致在今甘、陕交界的小陇山南麓地区，因为他们居住在宗周以西，故称为西申。《山海经》中也有申山、上申之山、申首之山和申水，也是指今陕西、宁夏一带，这里应是西申人最早活动的地域。
从周宣王将申伯从“郿”迁“谢”看西申之地望，《诗·雅·黍苗》郑《笺》云：“宣王之时使召伯营谢邑以定申伯之国，将徒南行”；宋朱熹《诗集传》亦曰：“宣王封申伯于谢，命召穆公往营城邑， 故将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诗·大雅·崧高·序》：“《崧高》，尹吉甫美周宣王也。天下复平，能建国平诸侯，褒赏申伯焉。”郑《笺》、《札记·孔子闲居》、《元和姓纂》和《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等均从《诗序》说。刘玉汝《诗·缵绪》曰：《 黍苗》“行者归而作此诗其日我·故知为行者所作。曰归哉、归处。曰成之、有成，故知其归而作。《黍苗》为营谢方毕而归之诗，《崧高》为营谢既成，申伯出封之诗。”诸说皆是。我们可从《黍苗》与《崧高》两诗保存的史料中剥离出极有价值的信息：
周宣王将申伯从“郿”迁封于“谢”。《崧高》之首章曰“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此与《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夫姜，太岳之后也”的说法相同，言天之高大惟山岳足以配之，吕与申为“岳”降神灵而生之，正与申姜出于四岳的传说相合。《黍苗》之四章曰：“肃肃谢功，召伯营之”；《崧高》之六章曰：“申伯信迈，王饯于郿。周宣王为申伯饯行之地“郿”，即今陕西省眉县东北。《黍苗》之首章曰：“ 悠悠南行，召伯劳之”；《崧高》之二章曰：“于邑于谢，南国是式”；三章曰：“王命申伯，式是南邦”；五章曰：“我图尔居，莫如南土”；六章曰：“申伯还南，谢于诚归”；七章曰：“申伯番番，既入于谢”。可见，申伯被陟封于谢，其地在今河南省唐河县以南。“谢”在“郿”之南，其由“郿”迁“谢，是为南迁；“谢”在宗周之南，故《崧高》中言其为“南国”、“ 南邦”、“南土。据此可知，周宣王之时申人已从小陇山南麓地区东迁到郿附近，郿之东北的麟游县之申家原及申家河等地名当为申人分布于此的文化遗存。
申伯封土授民表明其为别封之申国。《黍苗》之二章曰：“我任我辇，我车我牛”；三章曰：“我徒我御，我师我旅”；四章曰：“烈烈征师 ，召伯成之；《崧高》之二章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可见周宣王封申伯之前，命卿土召穆公亲率师旅徒役，装载货物，经营申地．建筑谢城，以为都邑。又《崧高》之三章曰：“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傅御，迂其私人”；四章曰：“有俶其城,寝庙既成”。可见，《崧高》所描写的是周宣王给申伯封土授民的史实：令其定宅第、占谢人、彻土地、迁私人、修城池、建宗庙，显然是一个新封的申国。因此，在周宣王封其舅父申伯来谢前，唐河与南阳一带是不存在一个申国的。那么，周宣王何以陟封申伯于谢呢?《崧高》之一章曰：“维申及甫，维周之翰”；二章曰：“亹亹申伯，王缵之事”；四章曰：“申伯之功，召伯是营；五章曰：“往近王舅，南土是保”；七章曰：“王之元舅，文武是宪”；八章曰：“申伯之德，柔惠且直”。可见，周宣王将申伯之国迁封于谢，乃一箭双雕之举：一方面免除西申在宗周以西的威胁，另一方面使申伯以天子之亲及辅国大臣的身份坐镇南藩，加强了周王朝对南方的经营。故《黍苗》之末章曰：“召伯有成，王心则宁”。
从尹吉甫在《崧高》一诗中只泛言“申”而不言“西申”或“南申”观之．申伯由“郿”迁“谢”时，仍然以其原封地在“申”而以“申伯”称之。也就是说，在周宣王迁封申伯于谢邑之前．其原封地仅谓申国而无西申国之名。申伯迁封于谢，但其支庶之族必留于原封地．其君仍然以申侯称之。据《今本竹书纪年》“(周宣王)七年王赐申侯命”记载，周宣王封申伯于谢邑当在七年(前821年)；清陈奂《诗毛氏传疏》亦谓《崧高》一诗当作于“宣王中兴初年”。故“西申”与“南申”之别、“西申侯”与“南申伯”之异、“申侯”与“申伯”之称，当始于周宣王封申伯于谢邑而别立申国时。对于申伯之国与申侯之国这两个申国，统言之以“申”名之；析言之则留居于“郿”之申人之国称为“西申”．“申侯”仍然为替周戍守西部边陲、镇抚西戎之国的戎族首领，其后以国为氏，曰姜姓西申氏；而迁居于“谢”之申人则称为“南申”．“申伯”则为统帅汉阳诸姬、镇抚楚濮百蛮的辅国大臣．其后以国为氏，曰姜姓申氏。
《国语·郑语》曾这样勾勒春秋初期王室渐趋衰微、诸侯相互侵伐的政治格局：“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齐庄、僖于是乎小伯，楚蚧冒于是乎始启濮。”这一历史性巨变必然导致依附于周王室的西申与南申的衰败。西申何时为秦所灭，史书失载；而南申为楚所灭，则有文献可考。
春秋初期，楚国开始向北扩张；而南申位于周、楚南北要冲之地，故其数为楚国侵伐。据今本《竹书纪年》载，楚武王三年(前738年)。楚人已举师北伐侵南申；六年(前735年)，王师戍南申。故诗人作《扬之水》以激周平王，数发“不与我戍申”、“不与我戍甫”、“不与我戍许”之喟叹，说明当时战事之激烈、范围之宽广、征人之艰辛。又据《左传·庄公六年》载 ：“楚文王伐申”；《庄公十八年》亦载，伐申之役，巴人从楚师；《哀公十七年》有‘实县申、息”之语，《水经·清水注》亦曰：“楚文王灭申以为县也”。可见，楚文王二年(前688年)，楚 、巴联军攻灭南申。从周平王三十三年楚国北侵南申至周庄王九年南申沦为楚县的五十年中，南申经历了由强盛到衰败再到灭亡这一巨变。
春秋中期南申东迁信阳东申之衰亡。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五》曰：“申州---古申国也”。郑樵《通志·氏族略第二》云：“今信阳军乃唐申州，即其国也。”朱熹《诗集传·黍苗·注》：“谢，邑名，申伯所封国也，今在邓州信阳军。此三家虽误以今河南省信阳市之谢城即申伯由郿陟封于谢之谢邑，却注意到了信阳市之谢曾为申国之地这一史实。
清代学者关于南申地望之说是值得重视的。江永 《春秋地理考实》赞同《汉书·地理志》申伯之国“在南阳宛县”说，但又曰：“又汝宁府信阳县，汉之平氏县，后周及唐，皆以为申州。岂申之始封在此欤?”乃疑信阳为南申之始封地。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河南六·南阳府》谓唐县“谢城在故湖阳城北，相传周申伯徙封于此”，又谓故湖阳城在县南九十里，即今河南唐河县西南湖阳镇；然其在《河南五·信阳州》又谓信阳州“春秋时申国地，后属楚。”显然 ，他们均以南阳为申伯之国的国都，而信阳为其东土。《信阳州志》与《重修信阳县志》同载“谢城在县西北六十里淮河北、戤河西北。《方舆胜览》曰：申伯所封之地，即今平昌关北之古城。”《信阳州志》亦曰：“信阳、罗山皆申伯国也。今人武斯《中原城市史略》谓夸河南省南阳市是西周时期“申吕之国”地，又谓今河南省信阳市亦为古申国地。那么，信阳有可能是后来所增封申伯后代的淮河上游之地。1974年，在长台关公社甘岸大队一座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发现的邻近于申的吕国厘底铭文记“甫(吕)哀伯者君 ”，可证南申都邑南阳之谢被楚攻破后，将其都邑东迁至信阳之“谢”。其迁徙的时间大致为楚破灭南申之时。
《左传·成公六年》：“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师救蔡，御诸桑隧。”谨按：据《史记·管蔡世家》裴驷《集解》引《世本》曰：“平侯陟下蔡” 楚复蔡立平侯在楚灵王十二年(前529年)，则楚共王六年(前585年)时蔡国仍以位于信阳东北的新蔡为都；桑隧，在今河南省确山县东，位于信阳之北百里。故疑救蔡之申师当为信阳之申师。那么，《春秋·昭公十一年》“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之申，亦当为信阳之申。既然在楚共王六年(前585年)时楚已以信阳之申师救蔡，则楚灭信阳之申国当在此年前。
《左传·昭公十三年》：“楚之灭蔡也，灵王迁许、胡、沈、道、房、申于荆(山)焉。”杜《注》：“道、房、申皆故诸侯，楚灭以为邑。”楚灵王时（公元前517年-前545年）欲与北方诸侯争霸中原，制定了壹个“内迁申人”的计划，即把部分南阳人（实际是旧申之贵族）迁往荆沙地区（今湖北江汉平原一带）。至楚平王时（公元前528年为平王元年），该计划才告实施，在“申人迁出”之后，又实施了一个“楚人迁入”的计划，即将荆沙楚人迁入南阳。楚是南方诸侯，属蛮族；申是北方诸侯，属东夷族。这是南阳地区第一次人口大迁徒。同时,由于吴楚连年战争,申民流离失所,申人散住,遍布四方。
2015年05月07日书于滑县
申永强 （曾用名：志坚行苦）
电子邮件：2773437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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