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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了一系列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措施，包括“去产能、降成本、去库存、补短板、去杠杆”等，这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落地，这也将成为2016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工作内容。 为什么强调供给侧？凯恩斯学派强调通过需求管理来调节经济周期，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时通过加大政府公共支出来保持经济的稳定，我国此前强调的消费、投资、出口多是从这个角度生发出来的发展思路；但古典学派和供给学派则强调供给一方的作用，强调通过财政货币政策激励生产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强调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升来提高国民经济的供给能力。 就中国当前经济形势而言，“三驾马车”拉动作用越来越有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性不言自明，但改革的着力点和关键点在哪？ 《国资报告》记者联系了国内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一同探讨这一看似宏观却又与央企和你我息息相关专的热点问题。这五位专家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戚聿东、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主任吕冰洋、长城基金宏观策略研究总监向威达、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教授黄桦、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徐朝阳。专家指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央企如果能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主动调结构促改革，将大有可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国资报告：您认为，中央做出上述判断和决策的依据是什么？ 徐朝阳：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比较严重，内需严重不足，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2007年，中国的内需和外需都很旺盛，特别是外需，净出口占GDP比重高达9%，是推动当时我国经济高增长的直接原因。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需从9%骤降到至3%以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降到了7%左右。此时要拉动中国经济重回高增长只能依赖内需。 众所周知，我国最重要的内需是房地产。但是，房地产业发展到现在，通过房地产来拉动内需，路已经越来越窄了，这个潜力很难再继续挖掘了。这是目前我国经济下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继续用凯恩斯的办法，政府花钱，通过乘数效应，把需求放大，刺激的效果会越来越弱，同时还会引发地方政府债务激增、社会融资成本高企等其它问题，因此传统的凯恩斯刺激政策空间其实不大了，不太适合解决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中央开始考虑新的思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此提上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国资报告：与供给侧相对应的是需求侧，中国在这方面的情况如何？ 黄桦：在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中国是向西方学习，但是中国很多情况与西方不一致，一开始中国在很多方面采取学习凯恩斯主义，通过政府需求等需求管理手段来促进供需滚动发展，促进经济发展。 一般而言，经济需求分三个层面，有个人消费需求，有投资需求，还有外贸需求。但是应该看到，当前老百姓的需求有很大部分都满足了；而外贸出口，过去我们一直是耗能耗资源太多，价格低廉，给全世界创造了很多福利，但已经不可持续，而投资需求在下游又将转化为供给。可见，三大需求往上拉动经济的空间已经不大，而且过去的生产方式、过去30年的积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就产品结构而言，一是数量大，二是大多处于低端，表现为质量差和产品本身附加值低，耗资少、包含人类智力集成、高附加值的产品比较少，原有的生产方式已经难以为继。 我们不能再简单的增加量了，必须在国内通过供给侧改革调整产业结构，从低端向高端转化，但是要实现这一点，靠市场调节特别慢，从政府来引导，有预期引导，有整体数据把控，更容易把关。
国资报告：该如何正确看待经济下行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的关系？ 戚聿东：要辩证地看经济下行与供给侧改革的关系。现在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严重，反而是以改革保增长的好时机。从以往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好的时候，改革被冲淡了，经济发展不好了，改革的动力反而增强了。从这个角度看，供给侧改革迎来了良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2016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
国资报告：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吕冰洋：过去以需求为导向的改革，造成产能过剩，现在需要将需求和供给端结合起来进行改革，但也不能完全忽视需求改革。“十三五”过程中仍然不可忽视需求，城镇化进程仍需要需求来拉动，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有空间的。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表明需求管理仍然起到一定作用。适度扩大总需求意味着稳增长有一定基础，而供给侧改革更是为了给稳增长提供持久动力。 另外，改革需要配套政策的支持。改革带来的影响可能是两面性的，必须提前做好准备。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推进，减税降费必然导致财力不足，但不能单纯减少财政资金，比如新农村建设、社会保障、教育、水利，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如果支出下降，靠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率是不现实的，必要性支出不能轻易减少。 针对减税后财力不足的局面，在财政方面，一方面能够压缩的要压缩，二是要促增长，三是发债扩大赤字。同时，还应注意到，有些改革措施提高了人们的胃口，造成了经济增长的拖累，要慎重。要合理引导社会预期，以生活保障为主，中国人口众多，要合理看待国情。要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通过政府与社会合作，减低财政支出压力。
国资报告：稳增长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徐朝阳：供给侧改革旨在贯通调结构和稳增长两个目标，这是供给侧改革的精髓所在。但是怎么样才能做好，需要找好着力的方向，不是所有调结构的主张都能稳增长。从这个角度看，个人认为，供给侧改革不应该把面搞得太宽，把所有影响供给侧或者生产面的改革都纳入到其中。
国资报告：央企如何正确处理稳增长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的关系？ 向威达：对于央企乃至整个经济体而言，要打通稳增长和结构性改革的通道。在很多时候，供给和需求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一笔投资，可能目前只是稳增长的办法，但经过若干年之后，可能变成供给，因此也具有供给侧改革的意义。 央企要加大研发方面的投资。在经济萧条时期做研发投资，将提高企业和国家未来的竞争力，一方面当前实现了调结构的目的，另外长期看提高供给体系的效益和质量。 还要加大设备更新改造的投资。现在经济形势不好，产能过剩，可以把比较老的设备停了，购买新的设备，设备的更新改造就增加了投资，从而也产生了需求，具有稳增长的作用，并且为未来做准备。 对于所有企业而言，还要加强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员工培训。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厉兵秣马，将来经济形势好转后，就能更大程度地提升企业效率。 第四是要加大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中国欠账太多。比如投资清洁能源，投资水电，核电，没必要继续扩充火电。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国资报告：在您看来，未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如何推进？ 吕冰洋：一方面，企业扩大供给的过程，本身就是投资，就会制造出需求来，另一方面，中央希望通过结构性改革，推行产业升级转型，满足人们对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对于供给侧改革而言，主要的手段有两方面，一是减税等；二是调整改善投资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减税并不是减少财政收入，而是要减到点子上，与供给侧改革相配合。国企生产链条长，减税的目的是要推动提升供给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淘汰落后产能。 中国过去走的是低价工业化与高价城镇化的路子，企业需要投入，成本越低发展越快，由于是低价工业化，所以产能过剩，技术不足；而由于土地财政，导致房价高涨，长期看降低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产生了地产库存过剩，抑制了制造业的发展，有必要通过营改增进行针对性的调节。
国资报告：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你有哪些建议？ 黄桦：从财税来看，目前我国正注意建立税制的长效机制。一是按市场规则来调节，淡化政府干预，简政放权，健全市场规则。税制体现政府意图，不能过多干预市场，尽量在失灵的地方干预。 二是规范税制，税收更加规范化。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可以充分体现产业调整的意图，体现供给侧改革的意图。对高新技术企业通过税收给予一定优惠，包括在细节条款上，研发投入加计1.5倍扣除，减少应税所得，还有对技术含量很高的设备快速折旧，通过增加成本较少应税所得，通过税收的微循环，进而推动产业调整。 下一步，在财税体制上，进一步推动营改增，目前剩下的金融建筑等行业对现代企业的影响大，是生产要素，关联因素很多，要进一步厘清税制、厘清税收关系。二是通过所得税进一步精细化管理，不断细化追踪，三是对新型贸易交易方式进行规范，一方面扩大税源，同时体现公平，包括新的网购模式也需要进一步规范。四是资源税进行改革，根据不同时期的市场供求进行调节，这个与供给侧改革密切相关。
国资报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应注意哪些问题？ 徐朝阳：供给侧改革不是政府直接投钱，而是通过解除管制、放松管制、减税降负等办法，提高企业的积极性，让他们去扩大供给。 但供给侧改革要想奏效，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必须要找准发力的领域。在产能过剩领域里面，企业没有继续扩大供给的动力，供给侧改革难以产生明显效果。供给侧改革应该对准需求相对旺盛、供给相对不足的领域。 中国有3亿农民工,他们有着大量的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最现实的需求，是在工作所在地安家落户，并让孩子能够上学。然而目前的房子都是为了市民量身订造的，农民工买不起。公立的医院和教育体系也是为市民准备的，没考虑农民工问题。这些困境反映了当前我国在供给上出了问题，这都是供给侧改革应该发力的地方。 供给侧改革，如果找准了发力的方向和领域，改革举措得当，我认为是可以解决当前中国内需不足、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的，并有望推动中国经济增速回到8%，甚至更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进结构性改革，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在国企改革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 2015年9月13日，《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已正式对外公布，相关配套文件也在陆续出台，这意味着在国企改革的大背景下，央企以何种方式稳增长将面临新的选择。
国资报告：“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对于央企而言，意味着什么？ 吕冰洋：央企投资要带动民间投资，以促进转型、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的，激发民间资本活力，向民间资本开放部分领域和产业，降低准入门槛，通过混合制等形式提高市场效率，增大国资效益，增大整个市场的活力和空间。但是改革的目的不能是消灭国企，如果那样的话，将会产生寡头经济，甚至将对抗政府，导致社会不稳定，带来一系列不可逆转的后果。
国资报告：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央企在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过程中将起到哪些作用？ 戚聿东：央企起带头示范作用。央企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和2015年通过的国企改革指导意见来推进。 首先，要破除垄断，引入竞争机制，真正做到非禁即入。 其次，通过实行混合所有制进行国企改革。现在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可能有一定障碍。因为如果先推行混合所有制，没有打破垄断，没有引入竞争机制，下一步再拆分垄断行业，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改革路径和方向应该是市场化，从市场化方向出发，部分垄断行业还是要实现竞争化，要进行改造，塑造成综合运营商模式。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混合所有制。 同时，有些连亏三年，甚至要退市的上市企业，通过关联高价交易，来维持增长的账面业绩，最终掏空母公司，这个要坚决禁止。 另外，对于央企而言，一方面要调结构，另一方面要稳增长，这是又好又快的矛盾。在特殊时期，在不放弃质量的条件下，尽力去挖潜，通过挖掘潜力，开拓市场，转变方式，转变作风，去促进增长，这是国企特别是央企最大的社会责任。无论是就整个经济体而言还是央企，不能为了好，完全不讲速度。
国资报告：央企该如何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向威达：央企要认识到供给侧改革的急迫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要进行兼并重组，破产清算，未来央企也存在这个问题，煤炭、钢铁、交通运输、机械制造等，可能都会面临产业结构调整，这是绕不过去的历史关口。 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激励机制等方面，越是走在前面的央企，越具有主动权，越是等待观望，效果会越差。国企和央企，不能再有过去龙头老大的想法，要紧紧跟上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的浪潮。 过去央企日子比较好过，创新意识比较薄弱，经营管理效率比较低，如煤炭、石油等日子都比较好过，但现在煤价、油价都跌下来了，电价也要降，未来中央企业要想办法培养创新能力，提高产业转型的能力。
国资报告：央企具体应该怎么做？ 向威达：央企和国企要在保证国有控股的前提下，提升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第一、央企在发展新兴产业方面，要加大力度。 第二，有一些央企，人浮于事，浪费严重，挖潜的空间不小。过去揭露出很多腐败状况，如果不把腐败的漏洞堵住，央企供给侧改革很难达到很好的效果。 第三，要逐步实现垄断性行业对民间资本开放，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央企要放下身段，在创新、科研、产业转型方面做更多的探索。 第四方面，通过国有资产证券化，搞兼并收购、上市，解决产能过剩，赢得产业升级的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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