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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被调往泰州西溪，任盐官，负责督办当地海盐的生产与转销。此时范仲淹年仅三十二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而西溪盐仓地处海角偏僻之所，煮盐的灶民绝大多数是被流配到此的罪犯和流民，入籍的灶民不准任意迁徙和从事其他行业，世代延袭，不得改藉，不得参加科举，随着盐业生产的发展，还要不断地从外地大批招募游民到此做盐官，着实是一件辛苦差事，时人视为畏途，甚至有人委婉劝他不要赴任，而范仲淹却不以为苦，不嫌官小，不惧地僻，欣然赴泰州。令同僚们深为佩服，也有不少人自叹弗如。范仲淹在《西溪书事》一诗中直陈心迹：“卑栖未曾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既来之，则安之，范仲淹到泰州后，在西溪的春天里看到了盛开的牡丹，眼前为之一亮，作《西溪看牡丹》诗：“阳和不择地，海角亦逢春。忆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在海角盐碱地上扎根绽放的牡丹，宛如范仲淹自身的写照，因而使范仲淹大有一见如故之感慨。 范仲淹所就任的西溪，自西汉起即设盐场，成为淮盐的主产区，历代沿袭不绝。到范仲淹所在的北宋，西溪一带的盐场在制盐技术上有了极大改进，制盐须经由碎场、晒灰、淋卤、试莲、煎盐、采花等六道工序，不仅出盐率高，而且盐的质量好，其色白、粒大、水分少、纯度极高，时有“淮盐甲天下”之美誉。 范仲淹来在盐仓，看到白花花的盐堆，近乎透明的结晶体，折射着阳光，耀眼的白，这些盐将运往帝国的四面八方，成为充盈国库的一大支柱。早在春秋时代的管仲第一次提出了将盐收归国家专营的方略，把赋税直接加进盐的价格，达到既征收了赋税而又不引起民众不满的目的。由于对食盐的生产、销售一直由国家直接控制，从制盐工具、工艺和收购、运输、销售都直接处在官府的控制和监督之下，作为盐官，范仲淹的职责也正在于此。 范仲淹看到海边煮盐的灶户们在灶间吹火，烟熏得眼睛红肿流泪，深感民生之艰。随着海水蒸干，锅底结成了一层白色的盐晶，煎制的过程，又被雅称为“煮海”， 北宋的盐场管理实行催煎制，各盐场设置催煎官若干人，专门监督、催促、稽查灶民煎盐，谓之催煎。催煎官为每个灶丁制定一年的工作量，必须煎出合格的正盐三十五石（约合2625公斤），各种量化标准，有条不紊。范仲淹每日在这些琐碎的日常公务之中，毫无懈怠。在公务之余，他又四处走访，终于发现了一件大事。 二 范仲淹发现，当地旧有的常丰堰始建于唐代大历年间，至范仲淹到任时，已有二百多年历史，此时残破不堪，大潮起时，海水倒灌进来，不单盐场受损，海水所到之处，房舍淹没，庄稼颗粒无收，难民们有家难回，官府盐产租赋也蒙受巨大损失。范仲淹看到难民聚集在高坡上，等待大水退去，也有的百姓未及逃到高处，便爬上房顶，眼见的一切令他忧心如焚，他立即写信给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汇报所见的情况，并请求修筑捍海堤坝，使之贯通泰州、通州、楚州、海州，其跨度相当于今连云港至长江口一带，工程浩大。张纶看罢范仲淹所报，对其所提建议大为激赏，于是上奏朝廷，极力推荐范仲淹主持修堤。许多年后，范仲淹曾回忆其这段经历：“天圣中，余掌泰州西溪之盐局，目秋潮之患，浸淫于海陵、兴化二邑间，五谷不能生，百姓馁而逋者三千余户。旧有大防，废而不治，余乃白制置发运史张侯纶，张侯表余知兴化县，以复厥防。”（《胡公神道碑》） 范仲淹身为盐官，修筑海堤本不在其职权范围之内，因此有人攻击他越职言事，范仲淹怒道：“我乃盐监，百姓都逃荒去了，何以收盐？筑堰挡潮，正是我分内之事。”那些无聊的攻击遂烟消云散。 天圣三年，圣旨抵达泰州，范仲淹被委任为兴化县令，主持筑堤堰，范仲淹接受任命，等待他的，是艰巨的修堤任务，这等“苦差事”，别人唯恐避之不及，范仲淹却迎难而上，欣然前往。 三 修堤之前，如何选址成了一大难题。而海岸线几经变迁，年久失修的常丰堰早已与岸线不相吻合，修筑海堤亟需重新勘测选址。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宋代，要在沿海准确勘测，确定堤址，实是不易。
当地还有民间传说认为，撒稻壳的做法，是范仲淹偶然间看到农夫用木桶盛水去饮驴，木桶中有稻壳，都吸附在桶壁上，因此受到启发。不论哪种说法，都可以说明范仲淹深入民间调查研究，勤于思考与实践，终于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只坐在办公室听下属报告，是难以实现的。 四 天圣二年（1024年）秋，范仲淹征集民夫四万余人，开工筑堤坝。哪知天公不作美，开工没几天，就遇到大风暴雨，又遭到一次大海潮的袭击，白天修成的堤坝，晚上就会被海潮带走，一时间人心浮动，范仲淹干脆搬到了工地，与民工同吃同住，并拿出自己的薪俸，为民工改善伙食，遇到问题与民工商量，共同研究难题。民工们不由得对这位年轻的知县刮目相看，人心为之一振，堤坝得以迅速推进。 修堤的工程并不顺利，工程推进至九龙港时，已入冬季，大风引起滔天巨浪，民工们白天刚刚筑成的海堤，到了夜里就会被汹涌的潮水冲垮，甚至连痕迹都留不下，足见海潮之猛烈，白日的辛苦转眼化为乌有，偌大的工程在此悬置。 面对重重山峰似的海浪，范仲俺白天在险工险段上指挥修堤，与民夫共同商讨固堤的方法，晚上在油灯下彻夜研习朱宏儒的《沿海方略》，苦思良策。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结合所学，又吸取多方意见，选用柳篓、蒲包、草包装土奠基，使土基牢固奈冲，终于抵住了海浪的冲击。 五 正当范仲俺带领民工们热火朝天地筑堤修堰时，又遭遇到暴风雪，加之潮势凶猛，将已修部分海堤冲垮，海水倒灌，适逢天降奇寒，民夫冻饿劳累，死了近二百人，有谣言称死者达到数千人，一时人心惶惶。此时，范仲淹的同年好友滕宗谅（也就是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到的滕子京）正在这里协助范仲淹参与工程建设，海潮扑来时，民工纷纷惊散，唯有范、滕二人面不改色，下半身已浸在海水中，却还从容指挥施工，逃走的民工见状又纷纷回来，工程得以继续。 然而，一直反对修堤的地方保守势力认为堤毁人亡是天意，是神明降灾示警，于是乘机上疏朝延，要求停工，宋仁宗派胡令仪为淮南转运使，前来考察，胡令仪见当地被海水淹没，百姓流离失所，深感痛心，于是全力支持范仲淹。 天圣四年(1026年)，范仲淹因丧母离任回原籍，临走时仍留书张纶，请求继续修建海堤。张纶和胡令仪再次上疏朝廷，获仁宗批准。 天圣五年秋，宋仁宗任命张纶兼任泰州知府，次年春将海堤建成。海堤北起庙湾场，南至拼茶场，底宽十米，堤面宽三米，高五米，延绵百余公里，海堤南北相连，犹如一条巨龙屹立在黄海之滨。堤上有烟墩（即烽火墩）七十余座，遇有战事，可燃起烽火报警，又有潮墩百余座，赶海人遇到大潮可爬上潮墩避险，足见设计之巧妙。堤成之后，“流逋归者两千六百余户”，逃亡的农民重返家园，再无海潮倒灌之灾，农事、盐课两得其利，盐业生产得到新的发展，堤西也渐渐成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乐土。当地士绅、百姓为纪念范仲淹、胡令仪、张纶的修堤功绩，先后在西溪修建了“三贤祠”和塑像，岁时凭吊，以示后人。然而，当地百姓最为感念的还是首倡修堤的范仲淹，正是他首倡修堤，历经阻挠而不改初衷，才使堤成，为了纪念范仲淹的功绩，人们将这条海堤命名为范公堤。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百姓的感念，无疑是最高的荣誉。在古代，水利工程是重要的民生福祉，从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修筑都江堰开始，历代地方官都着力于此，杭州西湖有苏堤和白堤，分别是苏轼和白居易留下的堤坝，人已不在，但其功绩长存。范仲淹留下的范公堤横亘于黄海之滨，千百年来成为无声的见证，历代题咏不绝。明人吴嘉纪有《范公堤》一诗传世，极言范公之功，其诗云： 茫茫潮汐中，矾所沙堤起。 智高敌洪涛，胼胝生赤子。 西腾发稻花，东火煮海水。 海水有时枯，公恩何日已。 六 “风尘三十六，未做万人英”，这是范仲淹三十六岁时写的诗。此时的范仲淹，心胸气度、德行才干兼备，已在下层官员中崭露头角，引起了皇帝的注意，也正是在这一年，张纶正在泰州继续修海堤，而范仲淹却在这一年被调回京城，出任大理寺丞，从此开始了京官生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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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深知，筑堤一事，非同儿戏，巨大的工程背后，是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失之毫厘，便是难以估量的损失。重任在肩，不由得坐立不安。在这段日子里，范仲淹带着随从在海边查看，见又老渔夫在海边捕鱼，忙向老渔夫请教，在老渔夫的指教下，范仲淹发动百姓，挑着一担担稻壳，涉水洒在近海中，随着海潮上涨，稻壳被冲向岸边，潮水落去，稻壳留在岸上，留下一条金黄的稻壳线，这正是海潮内侵的足迹，范仲淹命人沿着稻壳线打桩，堤坝的选址终于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