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往事》神人杨振宁之四

wuday8 2016-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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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往事》之六十一

很有意思，研究生阶段，我母亲与神人杨前后经同一位导师---王竹溪教授---的指导后，分别获得了他们的物理学硕士学位，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两人实实在在地是师兄师妹关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曾陪着我的母亲，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校园里散过步，聊到物理界的一些往事时，特别向她提到：当年杨振宁先生正是在这里学习后，拿到了他的物理学博士学位的。

我母亲感慨地讲：在我们物理界，有一个神一样的人物，就是从德国逃到美国来的爱因斯坦，可我敢说，能够被请到爱因斯坦的办公室里，与之探讨物理学前沿课题的人，整个中华民族当中，杨振宁先生是第一个，恐怕也是惟一一个。更难得的是，是爱因斯坦主动提请出想见杨振宁的，这种荣誉，我估计整个亚洲各民族当中，大概也只有杨振宁先生得以独享。

杨振宁真的这么卓越吗？

当然，我母亲坚定地回答：在近代物理史中，除了德国的爱因斯坦、意大利的费米（Enrico Fermi）与英国的狄拉克（Paul Dirac）之外，杨先生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学术成就是有资格与他们相提并论的，非常的了不起。在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百年以来，曾经极偶然地出现过两次获奖者，比如居里夫人等，不过人类科学界公认，在活着的学者中，只有杨振宁有资格再获一次诺贝尔奖，他对人类科学方面的贡献真的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

那天晚上，坐在芝加哥大学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里，母亲深有感慨地讲说：很有意思，我也非常喜欢中国的古诗词，杨先生在研究理论物理时，也很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我想，这很可能与当年我们两人共同的指导老师，王竹溪先生的偏好有关，王先生确实是中国学术界当中那种学贯中西的大师级人物。

提及王竹溪先生，小时候见过他几次。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在北京火车站接人站台上的一次。

那是在中国文革当中1971年的夏天。

那时候，我的祖母被紧急疏散到清华大学四川绵阳分校从事三线建设工作，我母亲和我的祖父分别去了当时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九团下属的两个农场，从1970年开始，清华与北大的老师、教授与家属们分别被下放到此间的两所五七干校里锻炼劳动，美其名曰，改造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农场位于南昌市东郊的鄱阳湖畔，当地的血吸虫病极为严重。后来，很多清华与北大的老师都患上了此病，健康由此完全垮了。

那时，清华、北大的老师不但在劳动改造中要应付血吸虫问题，同时平日里还要从事超负荷的体力劳动。

我父亲当时之所以没有去江西鲤鱼洲，还要感谢我在清华附小与清华附中同班同学吕D的父亲，当时他是清华大学革委会的领导，正带领着一批科学家搞科技攻关，力图在中共十大之前，从清华大学一个代号为“200号”的基地里，将核电生产出来，一路送往人类革命的心脏天安门，给中共十大献上一份厚礼。与此同时，以迟群为核心的清华党委，除了加强生产核电之外，还组织清华汽车系加紧研制着一种名为727的自主品牌卡车。

由于我父亲一直在清华大学工化系从事原子能工艺当中的催化反应研究，所以吕D父亲在组建“核电直送天安门”的光荣政治任务攻关小组时，直接点了我父亲的名，让他留下来参加项目的研发工作。由此，我父亲没有和多数清华的老师们一起，下放到鲤鱼洲五七干校去劳动锻炼。

但作为北京大学物理系的老师，我的母亲在那个时代里就没有那么幸运了。1969年底，她和北大物理系的多数老师一样，作为雄赳赳的五七战士，提着行李，打着背包去了江西鲤鱼洲。

很奇怪，当大多数北大的老师仍在鲤鱼洲农场劳作之际，忽一日，北京方面通知，由于有特殊任务，我母亲可以提前结束下放锻炼，回京待命。

1971年的一个夏日的晚上，我和父亲及妹妹，先后坐31路公共汽车，在平安里换22路到了前门，又倒了一趟无轨电车，来到了北京火车站。

车站广场之上，无数人头踊动着，在那一刻里，整个民族的着装皆像军营里的战士，陆军的绿、海军的灰、空军的蓝，加上夏季的白，一眼望去，诺大的车站前后，全部由上述几色调制的人口与生命，在匆忙中蚁动着。

买了站台票后，我们早早地等在了站台。

不知过了多久，远远地，终于看到一条长长的绿色铁龙，缓缓地来到了站台。

随着火车停稳，车厢衔接处的一扇扇车门打开，一群群难民一样的旅客开始纷纷下车，只见他们不是手中网兜里装着脸盆与饭碗，就是背包上挂着水壶与瓷杯。

不知从车门里走出多少旅客之后，终于看见了母亲和另外一个中年人从车厢里走了出来。

在那一刹那间，要不是我父亲迎上前去，我几乎认不出来，站在面前的竟然就是两年前分别的母亲了。只见她又瘦又黑，面色憔悴不堪。

当妹妹怯生生地走到她的面前时，她一把将妹妹紧紧地搂在怀里，那情形真像是怕有谁再将她们分开一样。

见到我走上前去，母亲用手拍着我的头轻轻说：你长高了，真的长高了不少呵。

与此同时，和我母亲一起下车的那个中年人也在站台上和迎接他的家属们打着招呼.

《清华往事》神人杨振宁之四

过了一会儿，我父亲礼貌地向那个中年人走了过去，并躬身致意：王先生好。

只见那个被称为王先生的人，激动而感慨地与我父亲紧紧地握手，互相拍了拍肩膀。

然后，他走到我和妹妹的面前。

那一刻里，他的形象令我终生难忘，只见他穿了一件已经洗得发黄的白色衬衣，皱皱巴巴的，上边留着深浅不一的菜迹，胸前的口袋里竟然并排地插着一根钢笔及两根圆珠笔，最有意思的是，他的一只瑁色眼镜的镜框与镜腿处竟用一条白色的胶布粘着，半秃的头顶下是一脸的皱纹与沧桑，细看之下，已然是个小老头了。

像妈妈一样，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头后，然后陪着他的家属离开了站台。

在回到清华的路上，妈妈悄悄地跟爸爸说：在火车上，王先生说这次能提早回北京和家属团聚，首先要感谢毛主席，感谢党，感谢北大的校革委会，当然，还要感谢一个人。

父亲问：还要感谢谁？

妈妈向四周警惕地看了看后，小声说：感谢二十多年之前，他在西南联大带过的一个研究生，杨振宁。

......

杨振宁的硕士生指导老师王竹溪，早年生长在湖北，中学阶段到上海读书。

1928年，原北洋政府之下的清华，在国民党接管之后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随后派来一个讲政治的罗校长。

那个时间，国内所有年轻的学子都知道，不管清华改什么名字，从本质上来说，它是美国人办的，所以只要考进清华，有一天到欧美高校留学的机会就远远高于其他高等院校。再有一点，那时谁都知道，清华的文化基因里流动着的是中华民族一位伟大导师梁启超先生的精神，在倡导行胜于言传统的梅贻琦教务长领导之下，清华人做学问踏实，崇尚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在已经得到了中央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情形之下，优秀的高中毕业生王竹溪还是决定报考清华大学物理系。

如愿以偿，1929年的秋天里，来自上海的王竹溪同学前来清华校园报到。

当时清华物理系的老师都是国内外知名的角色，如叶企孙、吴有训与周培源等教授。

尤其是周教授，对新来的这个安静沉稳、做事一丝不苟的优等生，评价甚高：称其对物理概念理解深入，具有极高数学计算的才华。

在清华校园的学习与研究生活中，王竹溪很快地进入了角色，研究生阶段，他从师于清华研究院的周培源教授，研究课题为湍流理论。

在这期间，物理系学生王竹溪由于对数学的特殊兴趣，在相关的学术活动当中，结识了当时清华大学数学系系主任杨克纯教授。且在清华西大操场及气象台前后，遇见了杨教授的那些孩子，如振宁、振平以及同住在清华西院常和他们一起玩的邓稼先等小伙伴们。

杨克纯之所以来清华教书，是因为当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期间，和他住同宿舍有个叫吴有训的同学，后来这兄弟回国后就到了清华物理系来当老师。北伐胜利后，清华改制为国立清华大学之际，经芝加哥时兄弟吴有训的推荐，正在福建厦门大学数学系教书的杨克纯带着夫人及振宁、振平等孩子北上清华园，任教于清华数学系。

很快地，工作踏实认真的物理系学生王竹溪，就有了出色的研究成果，23岁那年，他在一家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论文《旋转体后之湍流尾流》。

24岁那年，周培源教授将当时和德国的爱因斯坦齐名的英国物理界大师狄拉克（Dirac）先生请来清华讲学。

当狄拉克在专业刊物上读到王竹溪的一篇论文后，大加赞赏，随即将他推荐到英国的剑桥大学物理系。

这样，1935年王竹溪坐了一个多月的船后，来到英国剑桥大学物理研究所学习，由此成为了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的校友。指导他研究工作的是剑桥物理界牛人福勒教授（R. Fowler），研究方向为统计物理。当年正是在福勒教授的指导下，狄拉克成为了人类物理界仅次于爱因斯坦的超级角色，所以从师承的角度来说，王竹溪和狄拉克算是师兄师弟的关系，也正是这层缘故，后来两人之间走得很近，关系相当融洽。

以论文《吸附理论及超晶格理论的推广》获得博士学位之后，27岁的王竹溪完全可以以战争的原因，留在尚处于和平的欧洲或美国，但他毅然地回到了战乱中的国家，报效祖国。当时清华大学已经在梅校长的带领下，一路从北平逃到了条件极为艰苦的昆明，并在之后环境极为恶劣的环境中，坚持将自己的学识贡献给苦难之中的民族，这当中，他对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就是指导杨振宁开展了统计力学研究，并以超晶格和相变问题为研究方向，帮助这个神一样的学生在两年之内，完成了相关的硕士论文。

在这个背景之下，后来杨振宁经参加庚款留美资格考试，获得了前往美国学习的奖学金。

在等待前往美国学习的一年里，神人杨在昆明的一所学校里教书，不虚此历，正是在这个短短的中学授课生涯里，神人杨认识了当时坐在下面，听自己讲课的小女生，后来成为自己夫人的礼致礼同学。

抗战胜利之际的1945年，神人杨告别家人，前往当年自己父亲曾就读过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

这一别之后，再见到自己的父母家人与当年的恩师王竹溪已是26年之后的事情了。

师生告别之际，王老师还是个30多岁的青年老师，1971年两人于北京再次相见时，王教授已是年近六十，身体已在江西鲤鱼洲的艰苦劳作中受到严重伤害的病人了。

但不管怎么说，正是神人杨在文革当中回国，并指名要见自己的这位恩师，才有了他和我母亲从江西提早回到北京的事情。

何以我母亲和神人杨的恩师走得如此近呢？

这里边有两层关系，一是当年我母亲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报考了经院校调整之后去北大物理系当系主任的王竹溪教授的研究生，并被顺利地得以录取，经过几年的学习后，在王竹溪的指导之下获得了硕士研究生学位，并随后留校当了老师。

那个时候，整个社会都知道，北大物理系是一个竞争性极强的所在，以学部委员（后称为院士）王竹溪教授为首，杨振宁西南联大哥们儿黄昆为研究主力的师资阵容，相当强大。

我母亲作为王教授的嫡传弟子，在系里一直负责理论物理的教学工作。学术上，两人是师生的关系，但在组织关系上，两人之间，又有一层比较特殊的关系。解放之后，在极左的政治环境中，广大知识分子长期受到歧视，在需要更多的人格保护的动机中，一些像清华大学梁思成、刘仙洲这样的大牌教授纷纷提出希望入党。

但当时执政的各级党组织对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成见很深，百般排斥。

我母亲在学术上积极进取，政治上也争取进步，因而四十年代她入了共青团，五十年代入了党。随后，她就成为了当时北京物理系里少有的党员干部，尽管当时系里谁都知道，王院士的一级教授月工资为三百多元，而我母亲作为年轻的讲师，月工资不到一百，但在党内的地位，物理系里的各位大牌教授，却不得不常常以笑脸迎接我的母亲。

我上大学之际，有一天和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我母亲一脸感慨地说：经过组织上二十年的考察，当然也经过王先生自己不懈的努力，这个月他已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然后，我母亲又以一种有点神秘的口气说：不管怎么样，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我终于有了一种完成历史使命的感觉。我认识王先生几十年了，我从未见到他流过泪，包括我们在江西鲤鱼洲干校那些最艰苦的岁月之中，我也从未见到过他的眼睛里流出过泪水，可今天，老先生竟是泣不成声了。

说到这里，饭桌之上，一片寂静。

四年之后，王先生告别了人世。在他的后事料理与告别仪式上，作为北大物理系的相关负责人，我母亲忙前忙后地张罗着各项事宜。

令我母亲感动的是，那段时间里，神人杨正在香港讲学。听说恩师辞世，他在第一时间里发来唁电：竹溪师平生的勤实诚正，是朋友和学生都十分敬佩的。他造就了许多科技人才。我对统计物理的兴趣即是受了竹溪师的影响，在此对恩师离世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随后不久，他特意从香港飞到北京，亲自悼念恩师，并前往恩师家中慰问了王师母。

30年之后的清华百年校庆之际，作为校友，我母亲再次回到了当年自己学习过的母校清华校园，与当年的好友亲朋同欢共乐，很是开心。

晚上，回到木樨地公寓，我带着夫人及儿子和父母欢聚一堂。

吃饭中，聊到清华的杰出校友来，论及学术贡献，我母亲深情地说：

回首百年，从清华校园里走出的杰出校友很多，但在科学上为人类贡献最大的还是首推杨振宁先生。目前，全球科学界有一个共识，回顾20世纪物理发展主要里程碑时，马上想到的是三项重要的工作，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狄拉克的量子力学与咱们清华校友杨振宁先生的规范场。

真的吗？我大吃一惊。

晚上回到清华园，我赶紧地打开了电脑，前往世界各地的服务器里访问了一圈，主题词是：人类科学发展史中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