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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正在发生三大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要素成本在大幅度上升，尤其是人工成本和环境成本。大概在2010年中国发展整体上越过了刘易斯拐点。现在处在快速上升时期，环境成本也处于高速上升的过程中，当然这与中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国情基本是一致的。要素成本的上升使中国产业和企业的成本优势被大大削弱，一些低附加价值的产业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维持。原先生产能力偏大，是在产业结构尤其重化工企业低成本形成规模，是在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产业规模，原先就偏大，那么成本上升之后，市场份额必然减少，减少的结果就显得更加突出。 第二个变化是中国消费市场的结构性短缺可能将永远被消除。我们现在的消费层次已经到住房和汽车这样一个消费层次。在住房和汽车这个消费层次的后面，我们现在似乎已经看不到有足够规模的实物性的消费热点，发达国家在住房之后也没有，私人飞机，私人游艇都很难构成有足够规模的消费热点，所以就被结构化。国民经济三十年增长时期，被一波又一波消费热点带动的局面，可能以后永远不在存在了，因为现在没有大规模实物性的消费热点。新增消费将区域分散化，并向高端服务业去转化，这是一个趋势，我们以后的新消费就是分散化和高端化，不会非常集中。 第三个变化是我们的外部技术来源开始出现问题。经过三十年国民经济的持续高增长，现在中国和国外产业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小，中国企业需要购买的技术往往已经是国外企业正在使用的技术，而国外企业要把正在使用的技术卖出去，他自己就很难生存，它不用的技术咱们也不需要，咱们需要的技术它也不卖，所以中国企业现在购买技术越来越困难。这就给以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出了一道很大的难题，如果外部买不来技术，我们下一步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基础在哪里，如果没有外部技术我们只能靠自主创新，但是我们自主创新的能力到底怎么样，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这些变化从宏观上讲都是导致国民经济下行的因素，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都有着非常深刻的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的原因，都不是短期行为。这些变化从结构上讲，都是要求现实的产业结构要顺应这些变化进行调整，具体要求就是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步提升国家的产业结构层次。
我国的产业结构层次必须和人均收入水平对应，如果不对应经济运行就没有办法做，尤其是当一个人的收入水平已经上去的情况下，你再想运作一个低收入的背景下的产业结构那就会非常的困难。在这样一个结构背景下，短期经济调控，如果仅仅从需求侧进行，不但很难实现预期的目标，而且潜在的代价会非常大。 我们经常讲需求是三驾马车，这三驾马车中消费和出口是很难调控的。用行政补贴的办法，比如说我们以前做过家电下乡，用行政补贴的办法虽然可以刺激出当期的消费增长，但实际上会透支未来的消费需求，所以它是根本不可持续的。那么我们用本币贬值的办法是可以促进当期的出口，但是国民财富缩水的代价可能要远远大于你能够刺激出的出口额。
投资是政府唯一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节的这样一个需求变化，但是它的效果你投资调整的结果到底怎么样，要看需要缓解问题的严重程度和调控力度之间的比较，以及这种调节是不是符合我们产业结构调整未来的方向。这几年政府一直在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带动经济增长缓解产能过剩。这种投资下去之后，有没有回报，会不会造成银行的坏账，可不可持续，如果仅仅从效果上看，虽然经济增长速度保住了尚可接受水平6.9%，但是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全国工业生产出口价格指数仍然是连续64个月的负增长，而且这个幅度在增加，12月当月是负5.9。 这说明我们国家产能过剩的程度我们调控力度仍然不够，过剩生产力太大，通过刺激需求去适应过剩的生产能力是比较难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把工作重点转到供给侧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因此我们讲供给侧改革概念的提出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待续）
声明：以上文字是由2016年1月20日中国国资国企产业创新战略联盟主办，国资报告和北京华诺信诚财务顾问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央企业供给侧改革研讨会”现场速记稿改编，未经发言者审核，如需转载或引用请谨慎！找项目网不承担引用以上文字所引发的任何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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